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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22年2月6日签订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以来，日本始终对这种限制不满，总是梦寐以求打破条约的限制，以便不受束缚地全力扩充海军军备。当时任外务次官的重光葵也认为：日本“废除华盛顿条约，意味着日本要同英、美第一流海军国展开军备竞赛。”＇《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135页。＇
但是，在日本外交当局的谈活中，无限制发展海军军备的主旨，竟变成了“帝国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
在伦敦召开的海军裁军预备会议，经两个多月的会谈未达成任何的协议。1935年12月7日，依据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召集的5国海军会议，正式在伦敦开会。美国代表提议，按现存比率对各种类型的舰船，从整个量上裁减两成，并讨论对火炮口径等质的限制。
但日本首席代表永野修身海军上将，重申日本不赞成华盛顿条约，主张共同最高限度原则，由于日本固执必须首先决定对等问题的主张，大会于1936年1月15日，讨论了共同最高限度的原则。因为没有其他代表发言支持这个提案，日本代表便于1月16日正式宣布退出裁军会议。
1936年8月，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建立足以确保西太平洋制海权的强大海军。这样，限制海军军备的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都在1936年12月31日失效。从1937年1月起，进入了无条约的时代。当时英美日3国舰艇的总吨位是，英国100万吨，美国80万吨，日本70万吨。日本开始了不受任何条约限制的军备扩充和竞赛，以图争霸于西太平洋。
二、《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签订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武装侵占中国东北，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和世界人民的谴责，国际联盟中的英、法等大国虽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但一些小国仍要求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
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对1票的表决通过19国提案，日本遭到失败，恼羞成怒，退出国联。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使它感到必须寻求志同道合的同盟者，以便在实施扩大侵略的行动中，相互支持和配合，并与国际上的反对势力相抗衡。
1935年7～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揭露了法西斯势力崛起的原因及其阶级本质，指出了反法西斯主义和制止侵略战争的关键，就是建立和发展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这对于怯西斯主义国家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当时的法西斯德国，是继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后，于1933年10月又一个退出国际联盟陷入孤立的国家。日、德两国都奉行着法西斯主义和疯狂的扩军备战政策，它们都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不满，企图通过重新瓜分世界和对外侵略来谋求出路，都自称“穷国”，要向“富国”控制的国际秩序挑战，它们有着广泛的共同利害关系。日本指望通过和法西斯德国的勾结，在它进攻中国、苏联和英美时，得到德国的支持和帮助；德国认为它和英法及苏联冲突起来，光有意大利的援助还不够，最好在远东有一个伙伴，从东方威胁英法和牵制苏联；同时，以反共为幌子实行这种联合，也不会引起英法美的反对。
1934年3月，日本政府任命大岛浩上校为驻柏林大使馆武官。此人是原陆军大巨大岛健一的儿子，受过德国式的教育，能讲流利的德语，对德国有着特别的亲热感，是日本陆军中首屈一指的德国通。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以训令指示大岛，调查纳粹政权的稳定性，德国陆军的现状及发展，德苏两国间的关系等情况。从此，大岛即通过纳粹党的外交代表里宾特洛甫，与纳粹首领希特勒表示亲近。
1934年12月，伦敦海军裁军预备会议结束时，里宾特洛甫曾特意请求参加会议的日本代表山本五十六，离开伦敦回国时顺路到柏林，并打算让希特勒接见他＇〔日〕阿川弘之：《山本五十六》，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24页。＇，以密切双方的关系。
1935年6月，里宾特洛甫派助手哈克拜访了大岛武官，建议两国缔结反共的军事同盟。此后，日本参谋部即派情报部欧美科德国组长若松中校到德国，与大岛先后同里宾特洛甫和德国国防部长勃洛姆堡等进行了多次会谈。德国方面提出了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建议，若松表示了日本陆军方面的同样意图后，于1936年1月底回到东京汇报了会谈情况。
1936年日本“二·二六”事件后，法西斯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与德国法西斯勾结的愿望更为迫切。4月，主张日德合作的有田八郎出任外相后，致电日本驻德大使武者小路：“各种情况表明，有必要在日德间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此时，日德之间的谈判便由陆军移到内阁，由武者小路和里宾特洛甫通过外交途径进行。7月上旬，德国向日本提出了经希特勒亲自修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草案文本和秘密附件。8月7日，日本广田内阁四相会议通过了《帝国外交方针》，确定在欧洲方面，以日德合作牵制苏联。该外交方针提出：“德国在对苏关系上大概和帝国有同样的利害关系。鉴于法国和苏联的特殊关系，德国在国防上和对赤化的政策上，易于和我方取得协调。
由此，应采取措施，一面增进和该国的友好关系，一面根据必要，实现日、德合作。增进与波兰等国的友好关系，以牵制苏联。”＇〔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2下卷，1969年再版本，《文书》第346页。＇
由于日德法西斯双方扩大侵略战争的共同需要，两国对互相加强勾结、缔结反共协定的谈判进展迅速。
1936年11月25日，日德两国于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及其《附属议定书》和《秘密附属协定》。主要内容如下：
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大日本帝国政府及德国政府……为防范共产主义的破坏而共同合作，签订协定如下：
第1条 缔约国商定，就互相交换有关共产国际活动的情报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进行协商，并以紧密的合作完成以上的措施。
第2条 缔约国对于国内安宁由于共产国际的破坏活动而受到威胁的第三国，应根据本协定的宗旨采取防范措施，或共同进行劝导，使其参加本协定。
第3条 本协定以日文本及德文本为正本。本协定自签订之日起实施之，有效期为5年。缔约国应在期满前的适当时期，就以后两国合作的形式取得谅解。
……
大日本帝国特命全权大使子爵？ 武者小路公共（印）
德国特命全权大使？ 约希亚姆·丰·里宾特洛甫（印）
1936年11月25日于柏林
反共产国际协定的附属议定书……
1。两缔约国的有关当局应在交换共产国际活动的情报、对共产国际采取揭发和防范措施方面，进行紧密合作。
2。两缔约国的有关当局，对于在国内或国外，直接或间接为共产国际服务，或助长其破坏活动者，应在现行法律范围内，采取严厉措施。
……
（签名略）
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秘密附属协定
……
第1条两国约定：缔约国的一方，在非因挑衅而受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攻击，或非因挑衅而受到攻击的威胁时，缔约国的另一方不得采取在效果上足以减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负担的一切措施。
在发生上述情况时，缔约国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当就应该采取的措施，立即进行协商。
第2条缔约国在本协定有效期间，未经相互同意，不得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缔结与本协定的精神相抵触的一切政治性条约。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1969年再版，《文书》第352～354页。＇
（签名略）
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秘密附属协定文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被同盟国拿到手的。＇〔苏〕Л·H·斯米尔诺夫、E·Б·扎伊采夫：《东京审判》，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页。＇
1936年10月25日和11月25日，以德国法西斯为枢纽，在1个月内分别和意大利、日本签订两个协定。
10月25日，德意两国在柏林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规定意大利不干预德国兼并奥地利，德国承认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亚，并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采取共同方针，形成了“柏林——罗马轴心”。11月25日，日德两国在柏林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规定双方在反苏反共的侵略行动中，取得相互的谅解和支持，从而达成东西方法西斯的勾结。因此，《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签订，是德日意法西斯在扩大侵略的道路上，实现世界性的勾结的重要一步，它标志着法西斯轴心集团的初步形成。
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是反苏反共的，在协定的秘密附属协定中，更是赤裸裸地指明了这一点。心怀鬼胎的日本政府在谈判缔结协定的过程中，特别注意保守秘密，防止任何消息的泄露。当时，日本驻德国大使武者小路给日本外相的电报说：“坚信，只有上述秘密协定对德国将来的对苏政策才具有决定性作用。”＇〔苏〕Л·H·斯米尔诺夫、E·Б·扎伊采夫，《东京审判》，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页。＇
11月14日，当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第2东方司司长在询问日本驻苏代办，关于日德协定的传闻是否真实时，代办回答说：“传闻不合事实，外务省责成他正式辟谣。”然而，在日德反共协定签订的当日，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在枢密院会议公然宣称：“苏维埃俄国应该懂得，它所面对的是日本和德国。”＇〔苏〕C·Ю·维戈兹基等：《外交史》第3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885～886页。＇
这是日本政府对协定实质最有力的说明。
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也是针对英法美等国的。日德法西斯在东西方的扩张侵略，必然加剧和英法美在这一地区的矛盾，直接间接地损害它们在这一地区的利益。而且争霸世界斗争的发展，最终必然要与英法美等国决一雌雄。日本驻英国大使吉田茂就道出了该协定的要害，他说：“尽管军部说防共协定只不过是反共的意识形态问题，但这完全是表面上的借口，骨子里显然是想联合德国对抗英法并进而对抗美国。”＇〔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44页。＇
采用《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名称，也是日德法西斯的一种阴险策略。他们打着“反共产国际”的旗号，便于给英法美等国以迷惑和麻痹，有利于侵略者首先从弱处开刀，对弱小国家和民族进行侵略，逐步扩大自己的势力，避免过早地和英法美正面冲突，以便积蓄力量，进行最后的决斗。希特勒曾对齐亚诺表示，如果英国认识到德意是在“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旗帜下结盟的，那么他深信，英国非但不会反对这种结盟，反而会“寻求同它达成协议和谅解的手段。”＇马尔康姆·莫格里奇约：《齐亚诺外交文件》，1948年伦敦版，第43～48页。＇
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对日本法西斯来说，首先是为全面侵华战争服务的。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内政、外交主要是围绕着侵略中国、变中国为独占殖民地的总目标而展开的，这一点在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中，已作出明确的规定。日本侵略者周密地计划着使外交配合军事侵略以及牵制第三国的策略，它“希望借这个协定加强日本在对华交涉中的地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158页。＇ 同时，也“是为了想把苏联牵制在西方，至少在几年内得到稳定的环境。”＇〔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00页。＇
这就清楚地说明，日本是把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当作它全面侵华战争的外交保护伞。在该协定缔结仅仅半年之后，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就发动了。这也是对签约意图和协定本质最有力的证明。
以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签订形成的日德意法西斯集团的勾结，使他们伉瀣一气，在东西方扩大侵略的胆子更壮。加之英法美等国继续以本身的安全有保障的幻觉来安慰自己，不但不制止法西斯的侵略，反而实行绥靖怂恿政策，这就使东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