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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元旦，行政院长汪精卫发表讲演，说本年继续努力于清剿赤匪，生产建设，修明政治工作。意思对他领导下政府去年的工作方向是肯定的，今年继续这么干。
而同一天，蒋委员长在杭州讲演，说本年为新生活运动年。他在去年所谓推行“新生活运动”中，也把他的一些势力推到了地方上。在中央军中，他也加强了军官的培训，去年就开始在庐山举办军官集训班，也进行一些军事技术上的提高，不过更重要的目的是学习“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下，绝对统一，绝对团结，绝对服从命令”的内容，加强他本人的集权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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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喷政府对现在的华日关系也比较满意，新年后，日外相广田在议会演说指出，虽然大华排日风潮未息，日本期望华方觉醒，共同负担东亚和平之责，但华日悬案，已渐解决，华方民众已渐了解日本诚意，盼双方共同促进此种倾向。
一月二十二日，罗苏与东洋人间马拉松式的购买中东铁路的谈判，终于谈成了，“满州国”准备以一亿四千万日元的价格向苏方买下了中东铁路。这个消息一传出，我国政府和外交部都提出抗议，说这个买卖不合法，要求罗苏停止这个交易。可罗苏国却回答说，如果以后你们有能力把伪满州国收回去了，这中东铁路不就是你们的了？
是啊，在他们眼里，国与国之间没什么公理讲的，讲的只是实力！你们有实力收回伪满州国，这铁路不就等于卖给你们了？如果没实力收回，哪谁理你们？
第七卷 1935年 第一百九十九章 高开庙事件
日喷与罗苏关于中东铁路的谈判达成一致后才三天，即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五日，日军就派部队打了十几天前进入贝尔湖的喀尔喀河口的外蒙军。这就是喀尔喀庙（高开庙）事件。
冲突的双方理论上说起来是伪满州国与外蒙国的冲突，实质上就是日军与罗苏军的冲突。应该说，这贝尔湖、喀尔喀草原都是我大华国的领土，什么“满州国”、“外蒙国”的，都是刚刚胡乱成立的，当然也没有进行过什么边境划定。因此，对这个地方这两个“国家”也没什么好争的；或者说，谁都可以说是他们的，但说了也没用的。
这次没有边境的“国境事件”的军事进攻是日军挑起来的，他们对国际上说是要打击罗苏国，但也不能光说不练，于是就搞了这个个小摩擦。如果老是光说不练，欧美列强可能又要对他们有戒心，再把压制我国的政策转向支援我国的政策。
不过，日军也不想真的打得太大，他们国内的经济还不行，所以不过是让英美等列强知道他们有点实际行动，就行了。
罗苏在这个时候，嘴巴是还是强硬的，但实际行动却没这么硬了。这是不是与一九三四年罗苏政局形势有关？在这年的十七次党代会上，得票最多的是当时声望最高的基洛夫同志（只缺三票），而已经掌权几年的史太林书记以得票最少（缺二百七十票）当选中央委员（不过这个结果当时没有公布）。于是，在十二月一日，这位声望高的基洛夫被刺客一枪打死，凶手马上由史书记亲自审讯，先说这是“白卫恐怖分子”干的，半个月后，说是“托派”干的（当然，这个时候还没有“托派”这个词）。凶手很快“从快从重”枪毙了，并从此揪出好多“反革命阴谋分子”，还利用这个事件，通过了刑事审判修正决议，内容是：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等。从此，拉开了大清洗“肃反运动”的大幕。
罗苏国内正处在这样的形势，日军的高开庙冲突也真会找时间。五天后，日军占领了高开庙。
财迷不知道另一时空是不是有这么一个“高开庙”事件，所以，也认为这是日苏冲突的开始。难道这是历史的一个新的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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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对于美国股市方面的走向知道得比财迷多，这也是他们在另一时空出发前准备提升他们经济的一个手段。虽然当时经济不是他分管的，但在一起学习中也学了一点。田中同学的学习态度，以及记忆力，都是值得夸奖的。不过由于要生产坦克什么的，他在美国股市上投入的本钱比较小，比财迷投入的要小得多。不过他知道有几个黑马股，在大概什么时段升得快，就按他的记忆操作了。
不过，股市这东西，由于华商和田中等人资金的加入，以及世界制药、电子技术的不同，有些个股的走势还是有些变化的。尽管如此，田中投资的结果相当理想，他从美国股市上赚的钱，比本钱大他好多倍的财迷只少了一点点。
在野田一型坦克在热河被打得全军覆没后，田中意识到，不是这个时空与另一个时空是完全两码事，就是有人也从另一时空来到大华，在帮助他们。或者就是与他们一起出发的山本和冈村跑到大华，成了叛徒。
在田中曾男看来，日喷只有生产更先进的武器装备，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现在日喷的工业技术水平、工业基础，都比华方要高，但因为在满州的战争消耗过大，加上大华抵制日货，这几年日喷的经济水平没有什么提升，经济发展的速度太慢了。
一九三四年下半年之前，大华对日货的抵制，是相当严重的。那些日喷纱厂工人都纷纷参加罢工，根本没人说我丢了这份工，全家都要饿肚皮。虽然有社会民众的支持，但他们罢工时确实面临着家庭的实际困难。这些工人以情愿挨饿，也不为东洋人生产的决心，参加了罢工、辞职。这才是为了民族利益，不惜牺牲自己个人利益。共济会的人就过去找他们，支持他们的行动，很多那儿的工人后来就到科辉企业中来工作了，也有不少加入了共济会。
华商中多半人也抵制日货，其中不排除因为日货受到国民的抵制，不好卖而且有被人销毁的危险，但很多人还是以一种正义感和义愤，来抵制的。说明这个时空的商人也并不都是唯利是图的。不过，也有一些商人，把手中的日货去除商标，或改贴上别的商标，向外出售。
在日军改变东北的政策后，大华的中央政府为了表示对日方的友好，已经采取了鼓励日商进入我国的政策，还在宣传上消除人们抵制日货的影响。
在这半年来时间中，日军在我国又恢复和新增了不少“企业”，有些就是挂牌的特务机关。又在关内关外收买汉奸，特别是华北地区。在本土又征了一些新兵，训练了补充到东北。
特别是利用东北的战事基本停下了的机会，日军把在东北的一些矿业、工厂开了工。像沈阳兵工厂经过他们的修复，又开了工，生产出了不少武器弹药。这些事，说是为了准备与罗苏作战用，实际上，军国主义者还是在为扩大在东北的侵略，甚至侵略华北在作准备。
关东军对之前的“战果不佳”、对抗五军，一直耿耿于怀。他们觉得，只是占领部分东北的地方，就有了这些收获，如果占领华北，甚至整个大华，不是更好？
第七卷 1935年 第二百章 原子弹制造
田中曾男在一九三四年的下半年开发出了火箭筒，这是用圆的发射管、前装式的，与另一时空的完全一样。对生产精度的要求比较高，不过对日喷的工业来说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只不过生产成本高一点。
听说抗五军打垮日军机械化部队的秘密武器让田中曾男给设计和生产出来了，日军都挺高兴的，这下子以后日军就不怕罗苏军的坦克了！田中又算是立了一大功，在日军兵器界的名气更大了。
由于田中觉得应该生产先进的武器，在开发出火箭筒后，他马上动手开始他的老本行：制造原子弹。他在美国股市上赚的钱虽然不是很多，但开展基本的如提纯铀的离心机什么的，还是可以的。不管怎么说，原子弹制造计划算是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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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海军方面命令他支领导开发是喷气式飞机，这要怪田中自己，之前提出了这个项目。这个时空的飞机都是螺旋桨式的，速度较慢。田中现在的身份可不同以往，他在日喷的武器研究界中已经是比较有分量的人了。他随口提出应该研究喷气式飞机，说能达到什么速度、什么高度，把海军部的人听得舌头都缩不回去了。马上成立了项目研究组，虽然有人提出了疑问，因为喷气式飞机的燃油消耗量，算下来要比螺旋桨式的高！不过田中马上指出那个人的算法中的问题：在低空中飞行，喷气式是比螺旋桨式的油耗要大，但如果到了高空后，喷气式是比螺旋桨式的油耗就要低了！不过这时很少有人把飞机设计得能飞这么高。
战斗机能飞这么高当然是好事，居高临下的，就算要逃，别的飞机也飞不上来。但是，要飞这么高，不光是一个喷气发动机的问题，飞机的密封、稀薄空气下的升力、高速飞机的强度等等课题，都要解决。
这把提出这个课题的田中曾男忙得要命，他的精力很多放到喷气式飞机的研发上去了。毕竟原子弹是他的本专业，但对喷气式飞机方面并不内行。他只好一面回忆一下一些有关的知识，另一方面又把现有的飞机方面理论知识也学起来，与项目组的人一起慢慢来摸索，谁让他是这个项目组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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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前，财迷是“徐辉酋长国”国王、那个国家国土上发现了石油的消息在美国传了开来。有关神秘的东方人、科学家、徐辉将军的一些报道在西方也多了起来。西方人比较直白，看了报道，说有这样一个人才，特别说他为了未婚妻，就组织了志愿军，发动了一场对抗日喷侵略者的战争。这是多么浪漫的事！
有个叫杰西卡的美国姑娘就说要嫁给这个徐辉。杰西卡的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西班牙人，在底特律开个小工厂，算是中产阶级吧。不过这个时空的西方姑娘，可能也没有另一时空的女孩这么开放，高叫着“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就来求爱了。杰西卡她有条件结识徐辉，因为她有个大学同学、好朋友，叫做聂洁雯，是从上海到美国留学的。所以杰西卡就求聂洁雯介绍她认识徐辉。
聂洁雯，是曾经任上海道台的聂缉规的孙女辈。（聂洁雯，与抗五军中一些人物、本小说的一些其他人物等一样，都是小说中虚构的，特此声明。）
聂缉规的父亲聂老太爷聂亦峰是个进士，并点了翰林，然后在广东当官。读书行的人当官不一定行，当了三十年官，还是个县级干部，不过名声还行。
他在广东新宁县（台山县，不是现在梅州的兴宁）当官时，该县西村有两大姓的人械斗，其中一派买通省里的官，要把另一派灭族，聂老太爷拼命拦才拦下，救了近二万人。
这西村一边的人姓余，另一边人姓李。余姓族人一万余口人，人少但比较富，出过举人、贡生、监生等很多个，现在还有两三个人在外省做官。李姓族人二万来口人，人多但贫，没有出过当官的。两姓的族群之前就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打过一些官司。
一八七一年，西村李姓中有个叫李鸿钧的人在省城开设制糖作坊赚了钱，花钱买了个武科举人的第一名，然后准备衣锦回乡。李氏家族因从来没有科举上的光荣，这回得了个武举人头名，被视为为族争光，于是大开祠堂，准备盛设仪仗，龙灯鼓乐，以迎接李举人荣归祠堂。
孰料途经余村时，惹起余姓的嫉妒，余姓人围上来阻挠。他们说是要“贵人骨重”，用一杆秤称这举人的斤两，竟从轿子里将李鸿钧拉出来，捆入竹筐内，挂上秤钩，然后把一只狗牵来作为秤砣，并且将之高挂在一只三脚木支架上，大庭广众之下加以凌辱。一时笑声震天，然后一哄而散。
当时李姓人家的大队人马正集中在李姓祠堂里，兴高采烈地等待轿子到来，忽闻此种暴行，一时群情激昂，火冒万丈，拿刀动棒，冲入余村，决一死战，竟酿成空前惨烈的大械斗。可能是那儿是余姓的村庄，地方熟，加上李姓也没有什么组织指挥的，人多的李姓人伤亡比余姓人多了近一倍！余姓死者七百余，李姓死者一千二百余，尸横河岸，腥血污秽，河水皆臭……
这么一来，李姓积恨未申，徒逞血气之勇，不仅旧仇未报，死者反而倍于余姓。而余姓自知理亏，深恐官府追查，于是汇集了三十万元上下行贿，反告李鸿钧谋反。瑞麟制军拿到贿赂，遂派出地方官聂亦峰和水师统领黄某，率部队前往围剿李姓。令下三日，瑞麟又增派部队包围了李村，一场更大的灭族惨案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