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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海洋-第5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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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只是理论计算值。

    因为在价值观、文化理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中国更需要的是海外市场,而不是海外产地,所以在中国总人口为十三亿的情况下,大概需要两倍于此的海外市场,即以中国为首的地区经济体的人口总规模应该在四十亿左右。

    这样一来,印度就显得极为关键了。

    现在来看中国在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之后的对印政策就能发现,除了进行战略遏制,中国还在积极拓展印度市场,在经济层面上没有打压印度,反而建立起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到二零三四年,印度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即便以地区为准,印度也是仅次于东南亚。

    更重要的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一直在积极扶持印度。

    比如在二零二七年到二零三四年间,中国为印度提供了一万四千亿元人民币贷款,帮助印度修建学校、医院、水净化厂等公共基础设施,还有近万名志愿人员前往印度偏远地区支教与行医。

    根据印度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到二零三四年,印度的文盲率为百分之四十二,比第一次印度洋战争前降低了二十一个百分点,相当于近三亿印度人在这十年里脱盲,意味着更多的儿童获得了学习机会。

    文化提高后,印度的经济也随同高速发展。

    可以说,在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之前,印度一直没能取代中国,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严重缺乏产业工人,而产业工人最低的门槛就是必须能读会写,因为只要能够读书识字,就能掌握最基本的劳动技能。

    到二零三四年,印度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初级工业产品出口国。

    事实上,在二零三一年左右,印度就超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初级工业国。

    只不过,到这个时候,中国已经不是纺织、制衣、制鞋、日化、工业零部件等初级工业产品出口国了,而是净进口国,印度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主要对手是同地区的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国、东南亚国家、南美洲的巴西与阿根廷、非洲的埃及与坦桑尼亚等国,而中国则是印度的第一大工业产品进口国。

    在当时,在中国市场上,几乎随处可见“印度制造”。

    可以说,正是因为印度提供了足够多的初级工业产品,中国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产业结构调整,让数量众多的民营企业能够在印度市场完成了资本积累,获得了与西方企业在高端领域竞争的资本。

    别忘了,印度不但把大量初级工业产品销售给中国,也从中国进口大量高端产品。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在成功开拓了印度市场,中国才在二零三五年获得了击败日本的经济实力。

    可以说,在二零三五年之前,中国与日本已经在印度“开战”。

    双方争夺的,正是拥有十七亿消费者的印度市场。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到二零三四年底,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总投资已经超过五万亿元人民币,占印度海外总投资的百分之三十七,比排第二位的日本高出了十三个百分点,比美国高出了二十四个百分点。这些投资中,百分之八十七来自民营企业,而且主要是七个民营集团。

    巨额投资,反过来又推动了中国的印度战略,即在遏制的同时,积极扶持印度。

    从国家安全战略上讲,只要中国在印度的经济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印度就不会对中国构成威胁。原因很简单,只要掌握了印度的经济命脉,任何一名印度领导人在考虑对华关系的时候,都得考虑本国经济受到的影响,与此息息相关的数千万产业工人,以及更多的平民百姓。

    只是,这种“经济入侵”战略需要足够多的时间。

    虽然在对日战争结束后,扶桑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以及两岸统一,“大中国”在印度的投资占到了印度引进海外资本的百分之六十五,远远超过西方国家集团,但是与印度国内庞大的民营资本相比,所占比例仍然很低。在一些至关重要的行业,中资企业的占有率并不高。

    不出意外的话,至少还要十年到二十年,中国才能控制印度的经济命脉。

    问题是,现在出了意外。

    印度对中国的重要性,美国当局也非常清楚,不然美国总统不会在二零三八年冒着被弹劾的危险,提出《粮食限购法》。

    闹到八月底,在美国联邦检察院准备向最高法院递交诉状的前一天,白宫撤回了递交给国会的《粮食限购法》。因为总统提交的法案还没有经过国会审批,没有正式生效,所以联邦检察院撤消了控诉。

    一天之后,即九月一日,美国总统向国会提交了《援助法》。

    到这个时候,新闻媒体才搞清楚美国总统的意图,即利用《粮食限购法》让更多的美国人开始重视粮食问题,以及正在遭受粮食危机的印度,然后通过《援助法》鼓动美国企业与财团,以民间资本运作的方式,把美国富余的粮食援助给印度,帮助印度渡过最难熬的二零三八年冬天。

    此举,立即受到了广泛赞扬,也获得了很多美国人的支持与同情。

    至于这背后的真实原因,只有美国总统、以及那些从中获益的企业与财团才知道。

    《援助法》的本质不是为印度提供贷款,而是以政府担保与强制性措施,让美国企业以合法手段从公民手里购买粮食,然后以粮食作为武器,帮助美国企业开拓印度市场,扩大在印投资规模。

    说得直接一点,就是让美国企业用作为战略管制资源的粮食,通过易货方式与印度进行等价交换。

    要知道,在此之前,所有规模超过五十万吨的粮食贸易都要经国会批准。

    有了这道法案,美国企业就能用美联储发行的美元在国内收购粮食,然后用粮食作为支付手段,去印度收购优质产业。

    显然,在二零三八年,粮食肯定比美元吃香。

    原因很简单,在全世界范围内,粮食都是战略管制资源,就算有美元,也很难在国际市场上买到粮食。

    这一法案,直观的反映出了美国的对印战略。

    在中国大举进军印度的时候,为了遏制中国,美国绝对不能抛弃印度,还得尽一切努力占领印度市场,增强在印度的经济影响力,削弱中国的影响力,达到控制印度经济,从而控制印度对外政策的目的。

    做为世界上市场化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打市场牌,显然比中国快了一步。

    更重要的是,通过市场化运作,即便无法调动所有资源,也能调动大多数资源,而美国的民间囤粮比中国多得多。

    接下来的两个多月内,美国企业以投资方式运入印度的粮食就高达七千万吨。

    与中国的援助比起来,这七千万吨粮食才是真正的救命粮。

    要知道,在二零三八年秋季,印度大部分地区没有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秋粮比预计增收了大约百分之三十。按照印度政府在十月底公布的统计数据,到二零三九年春,印度的粮食缺口仅有一点二亿吨。也就是说,只要美国企业能够调动国内百分之六十的囤粮,就能堵上这个漏洞。

    直接结果就是,美国企业在印度的市场占有率将直线上升。

    面对美国的挑战,中国的应对措施非常有限。

    虽然在十月底,黎平寇说服了全国代表大会,也出台了类似的政策,即允许企业从民众手里收购粮食,再以投资的方式出口到印度,但是中国的民间存粮并不多,能够调动的资源也非常有限。

    照这个事态发展下去,印度不再是中国的市场,而是中国的麻烦。

    第四十二章 粮食换土地

    第四十二章 粮食换土地

    进入二零三九年,中国与美国在印度的博弈继续升温。

    年初的时候,黄瀚林在全国代表大会做政府工作汇报的时候提到,鉴于全球局部严重自然灾害正在减退,以及第四批农业工厂将在年内投产,在保证二点四亿吨对外粮食援助配额的情况下,政府将逐步放宽粮食管制措施,将在七月一日之前取消限购令,在年终前取消政府限价措施。

    事实上,到二零三九年,全球性粮食危机已经有所减缓。

    根据全球气候事务组织统计,一百六十八个申请了粮食援助国家,在二零三九年的总需求为…六亿吨,而中国与美国承诺的援助配额就高达四亿吨,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承诺的援助配额为一点二亿吨,因此援助配额还有大约一点六亿吨的富余,意味着粮食将供大于求。

    当然,这只是二零三八年的预测。如果气候变化反常,那么总共五点二亿吨的援助配额很有可能供不应求。

    可以说,这是在持续了三年半的粮食危机之后,第一次出现缓解征兆。

    对此,国际市场也立即做出了反映,首先是粮食富余国家开始公开出售粮食,其次是国际粮价开始回落。

    到二零三九年一月底,二月份交付的粮食期货价格比二零三六年一月,即粮价达到最高点时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七。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

    刚进入二月份,欧洲大陆,包括俄罗斯欧洲地区与乌克兰遭遇雪灾,欧盟、俄罗斯、乌克兰、北欧国家先后宣布增大粮食进口量,向全球气候事务组织提交了新的援助清单。随着寒冷气候加剧,土耳其、北非国家也先后加入进来,纷纷向全球气候事务组织提高了粮食援助配额。

    所幸的是,南半球没有出现反常气候,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先后实现了粮食大丰收。四国在二月底提交了新的援助配额,将援助总量由一点二亿吨提高到了一点四亿吨。

    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降低援助配额。

    虽然严寒已经导致中国北方地区的高粱、土豆等农作物大规模减产,但是第四批农业工厂提前两个月投产,因此中国当局仍然维持了二零三八年底做出的承诺,将援助配额定为二点四亿吨。

    事实上,需要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根本要不了这么多粮食。

    到二零三八年底,中国的八个主要盟国,以及十多个友好国家提交的援助请求,总共只需要一点八亿吨,泰国还由受援助国变成援助国,预计在二零三九能有大约一百二十万吨余粮。

    与中国相比,美国的情况就没有这么理想了。

    受恶劣气候影响,加拿大在二零三九年的粮食缺口扩大到了一千二百万吨,墨西哥也增加了近一千万吨,此外英国也提出了额外四百万吨的援助请求。更严峻的是,美国三分之一的产粮区也遭遇雪灾,粮食预计减产百分之二十以上。受国际粮价波动影响,已成惊弓之鸟的美国民众再次开始囤粮。在北部几个州,一些家庭甚至抢购了数十吨粮食,而一些农场主更是拒绝出售粮食。结果就是,美国不得不在二月份宣布,把援助配额降低四千万吨,且有可能继续降低。

    事实上,到这个时候,全球气候事务组织提供的粮食援助总量仍然有富余。

    问题是,在恐慌情绪影响下,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二零三九年的气候变化将更加剧烈,粮食危机将进一步加重。

    结果就是,三月份交付的国际粮食期货价格一度逼近二零三六年初的最高点。

    当然,这也不能排除炒作因素产生的影响。

    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杜小蕾在二月二十七日对印度进行了正式访问。

    她是自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之后,第一位正式访问印度的中国外长。

    在新德里,杜小蕾向印度总理辛塔提出“以土地换粮食”,即印度归还藏南地区,驱逐反叛流亡份子,中国则在二零三九年为印度无偿提供六千万吨粮食,还可以根据印度的实际行动速度,扩大援助规模。

    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建议。

    以二零三九年三月份交付的粮食期货为准,六千万吨粮食的市值在一万亿美元以上,相当于印度在二零三四年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十,而印度侵占的藏南地区,在今后两百年内也不可能产生如此大的价值。

    更重要的是,印度在二零三九年仍然有大约一亿吨的粮食缺口。

    当然,这还是保守估计,即印度在当年三季都实现大丰收,不然粮食缺口将更大。

    与巨大的缺口相比,国际社会承诺的援助配额只有可怜的一千五百万吨,而从国际市场上采购,印度又没有如此雄厚的资本。当时印度能做的,就是拿国内产业去交换粮食,甚至出售了部分国营企业。

    仅在二零三八年,印度为了换取美国的粮食,出售了百分之六十的国营企业,另外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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