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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队，或是更次一级的地中海舰队调入新舰补入印度洋舰队或是中英联合舰队，但是这种增调需要时间来度过适应期。
另一种方法是直接向中国人购买新舰。补入香港地舰队。在东方的皇家阿姆斯特朗造船厂的船台已经完全被中国人的订单所填满之后，这种方法需要外交上地努力。
而且随着德国人在远东的两个造船厂的全力开工，这种在远东的军备竞赛从长远来看，大英帝国的弱势是无可避免地。即管在越南有一个重要的盟友法国，但是法国在越南根本没有足以支撑大型船舶制造和维护的设备和人力。即便有。糟糕的安全局势也迫使海军部不得不放弃这一考虑。
除开南部的印支大区尚算安全之外，北部的两个大区都己经是一团糟，法国人的情况通报指责在席卷各大城市的越南本地游击军背后有中国人地支持，但是即管这种指责是千真万确的，法国人也根本拿不出足够的反应力量。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英关系的重新升温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可以的话，中国人的皇家舰队加入英国的阵营，这样远比都两种方式都好得多。只是。这更非是一句话的事情。
所以当1902年的下半年，北京再次变得炙手可热的时候，没有人会觉得奇怪，只是如今的外交场上，再也非是过去那种可以左右逢源的格局了。
英国人的外交使团和德国人的商租闽浙沿海两个重要港口——兴泉道厦门港和浙江宁波府宁波港的使团，在这个敏感年份的下半年相继抵达北京，与外交部，海军部，工商部等重要政府部门进行接触，为着各自的利益开始斡旋。不约而同的，双方的条件中，都包含排他性的条款。
这种等若是站队性质的谈判是最叫人头痛的。双方在国内的政界的支持者们也纷纷上书，陈述与两国合作的利弊等等。在这样的形势下，我指示外交部将决定期限延后到明年再说。
我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
南太平洋地区的争端与我的吕宋省安全局势是密切相关的，这是考虑的一环。双方的诚意是另一环，最后一环则是帝国的利益。这是有利的方面，弊的方面则覆盖了安全，工亚，贸易等诸多方面。
随着全国大规模禁绝鸦片的旨令颁行，南部烟土种植地区的行政体系还要再梳洗一便，因为这种东西与既得利益阶层也就是官绅和当地土司等民族利益的相互勾结，禁绝鸦片对当地的局势来说是一乱。
在云贵川桂四省军队与苏鄂湘赣四省军队对调驻防后，这种乱局稍稍安定了些，但是没有大量的既得利益阶层需要共抚，这是国内目前可以说是比较乱的源头之一，这一头虽然对大局造不成太大的影响，但如果长期都要牵扯国防实力在里面的话，就有些不划算了。
所以，在下半年的时候，稍稍放缓了严禁的力度，改为弛禁，政府发放许可种植的牌照给一些较难安抚的少数民族势力，渐次在四省组建了医药司，开始从医学角度解决这个问题。采用国家定量收购的方法来给种植者一点点有限的且逐年缩小的甜头。
并在四省鼓励民间资本及国外资本进入鸦片药用提炼工业，相继在四省出现了本土及美国资本地化学公司，以提炼鸦片为经营手段。供应国内及海外的医药市场。
消化不掉的鸦片，则由国家部分统一储藏，部分统一销毁。以作权宜之计。并派去干员，统一处理此方面事宜。
禁绝烟馆，禁绝吸食，收容吸食者地配套措施在军方的强力介入下开始全面控制。
所以，在南部与越南接壤的地区，安全局势并不那么让人放心，因为还要防备着外国势力煽动不满看闹事等诸多情况的发生。在南部局势上，也不宜动太大的动作。对英法两国也不能太过翻脸。
合适的时机应当是在花费几年时机把西南地区稳定下来。再言到底站哪个队的问题。
近年来由于国内改进步骤太猛，许多失意地既得利益阶层还需要安抚，当然不能给境外势力以挑拨的机会。
双管齐下地工作必需进行，攀枝花地区（其时属四川永北厅厅治下）的钢铁企业是我从后世带过来的先知。在与克虏伯公司及美国的钢铁行业进行接触后，选择了联合控股地形式，对当地的钢铁企业进行投资。
美国人的反应最热烈，由于面临着与德国人的竞争，所以美国以卡内基钢铁公司和联合钢铁公司为首的十几家公司合并成立了美国钢铁公司。与克虏伯公司以及中国中华钢铁公司联合成立了永北钢铁公司，三方注资比例为三三四。
以此为带动，周边地区地配套企业，基础设施建设，都相继开工，通往南部出海口的铁路，北沿至成都并北上与西安的铁路相连，东向与武汉相连。最终并入全国铁路网，形成一个新的资源中心，并迅速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以此热点为契机，迅速投入人力，兵力以及资金，对当地的局势进行梳理，将是下一阶段南方工作的重点所在。为此，特别从内阁派出了以工业部左侍郎，张之洞的长子张伯真，并调陕西安按察使端方任钦差提调四省禁烟大臣，配合陆军部西南司主事赏侍郎衔，刚从德国柏林军事学院毕业归国，走姐夫徐世昌门路调入军部地诸葛云飞，组成西南工作组，全面负责西南事务，三人均戴钦差头街，朝中后台坚硬无比，又是身领大军而来，不怕当地官员不配合。
预估西南的局面全面顺遂，要到一年后。如果英国人与德国人的谈判使团在一年后到来，我的选择余地将大得多。
在眼前，只能拖。并对双方保证目前双方地位，在一年后也绝不会出现倒退局面。
要算帐的话，英国人在亚洲的造舰速度是搞不过德国人的，英国人的谈判目标也表明了这一点，英国人希望将皇家阿姆斯特朗造船厂的四个船台扩大到六个，并谋求在山东沿海附近觅地开设新厂，后一个要求当即被海军部拒绝，理由是离皇家海军本土舰队的母港威海过近，不允许增设由外国人控股的船厂。
而英国人转而求其次，请求收购江宁的金陵造船厂进行改造，亦为海军部拒绝，理由当然不能明说，只是用内河造船厂，朝廷另有考虑不便向外资开放的理由搪塞。
实际原因当然是下关附近的潜艇制造厂建设和改造正是最关键时刻，哪能这个时候给英国人插一脚？
英国人无奈下，只得接受一年后再行考虑的表态，并在得到伍廷芳在一年之内同样不会与德国达成相关协议的承诺后，安然离去。
英国人向来在这里予取予求，今次是第一次尝到了闭门羹的待遇。他们的心理也许会起一些变化，但是这是必须的，或迟或早，他们都必须调整他们的态度，这是一个新兴国家，尊敬是必需的。
相比较而言，德国人的要求则实际的多，他们只是想租借两个港口而已，并且承诺负担所有的工程费用，并额外与中国分享数目可以商榷的中国人急于得到的工业核心技术，德国人甚至还提出了一个五十七项工业革新的条目列表，让工业部地代表当场挑选二十四条。
涉及的门类五花八门。造船业和钢铁工业是工业部的人最垂涎地，但是，这必须经过朝廷的批准。
一个一年的拖延期定下来后。暗地里给了德国人一点好处，就是高雄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承担向德国舰队提供补给的任务。其余的问题，待一年后再商讨。
双方在表面上都没有得到好处，但是都还留存着希望，所以，双方代表团回国后，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只是分别发表声明，对中国君主和政府坚持和平亚洲的政策表示赞赏和理解。
就这样。德国地太平洋舰队又获得了一年的领先发展时机。虽然在这一年里，英国人多管齐下，已经开始充实香港地联合舰队以及驻扎在孟买的东印度舰队。但是面对着咄咄逼人的迅捷崛起态势的德国北海第一舰队，他们有两方面地任务要做。
与此同时。德国人放弃南美利益的变数也开始发择作用，美国与英国这一对关系独特的国家，开始在南美问题上断断续续发生了矛盾，在德国抽走在美洲的力量之后，智利这个关键国家的争夺成了南美地一个新变化。一向亲德国的智利在德国渐渐将南美利益降低到次次级之后，开始成了美国和英国的争夺目标。
巴西和阿根廷这对双雄也开始武装着自己的海军。在这个海军的时代里，没有任何一个有海岸线的国家会放弃自己的海军。
在中美关系上，本年度也开始趋向更热，随着建筑业得到了上海道的两个外国人街区改造工程后，钢铁企业和矿产工业又开始进军中国，应此热潮，《格利法》正式被废止。经过双方夏威夷问题地谈判后，双方各自做出让步，中国每年给予五十个美国企业以国民待遇，而美国则承诺在美国领土上，华裔移民的国民待遇，并将在美洲的移民事务上，给予华裔移民特别的指导。
双方的官派留学生合作计划也开放到全专业，而并非像过去那样，限制进入某些特定专业。
而随着中央级各部的重新配置，新的谕命也开始要求各部各自组建本专业领域的中高级人才培养院校。是以本年度教育事业的发展最大，各种专科学校开始在各省出现，其中以工业门类的技术院校最为受欢迎。
飞机成了最热门的新宠，随着莱特兄弟能够通过他们的产品将人类在空中停留超过半个小时之久，这种东西的原理也开始渐渐被国人知晓，全国各地都有人自制属于自己的飞机，虽然不可避免她会发生一些惨剧，但是幸而早期的飞机并不能飞翔太高，所以伤害也来的轻一点，一些有钱人的年少子弟，也开始进入这一领域，成功者相继组建企业，包含有杭州吴氏家族的源翔飞机公司，福州莆田叶氏的青宇飞机公司，台湾板桥林家的宇宙飞机公司等等，南方人的富庶和聪智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一点。
退役的飞艇飞官更是这种东西的爱好群落，在离开了飞行的岗位之后，对蓝天的眷恋和瘾头被这种新东西所吸引。有过飞行经验但缺少大额资金的他们，在飞行培训方面占了头筹，北方就相继出现一些私立的飞行学校，以一两架飞机为设备，赚取爱好冒险的年轻人的钱。
民用的航空器运输则仍是由飞艇为主导，最远的航线目前是从北京到广州，全程经停济南，上海，杭州等大城市，时速虽然只有四五十公里，但仍然是吸引了不少人流。属于齐柏林和皇家名下的太原齐柏林公司开发出适合载客的大飞艇，从中赚项不少。
国内的这诸多变化都催生了工业的持续大爆发，钢铁产量在1900年突破五百七十万吨后，在1902年便突破了入百万吨大关，雄心勃勃的张之洞立下了宏愿，要在两年内突破千万，以此为标志的工业兴国工程也正式全面爆发，工业已经成了年轻一代的整体呼声。
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内的农业利益，以大地主及部分官僚为主体阶层的农业利益阶层，开始在新儒党内占有一定的地位，如果硬性的要分的话，农业，工业，中间三派几乎可以形成三四三的比例。
几乎每年的新儒党年会上，都有代表提出朝廷决策应当适当向农业倾斜，但每次都会以争论收场，每次都需要我亲自发言来结束争论，次年当然会调整些许倾斜政策，给农业利益一些安抚，但第二年情况也依然故我。
中国这个农业立国了几千年的大国，第一次出现了足以对农业形成威胁的工业规模，并在政治上得到了体现。
商业利益也开始进入政坛，在允许地方士绅进入乡老会并事有一定参政权力的地方行政新体系建立后，一些通衢大城，往往除了新儒党某某府党部之外，在对面就有相应的党派唱对台戏，双方以孔庙为核心，依附而建，这些城市的孔庙附近，往往都是新生政治力量的聚集地。
商人的全国党派性联盟叫中华商绅朕会，并依托经济实力，在大城市附近的乡镇行政单位中，依靠财力获得了选民的支持，在基层层面上，商绅联会的人士几乎占据了经济发达地区的所有基层行政权力。
这些变化，都让我有些忐忑，又有些欣喜，可以说这都是我一手引导出来的，而将来新儒党由于利益而出现的拆分也是不可避免，党派政治似乎从没有离我那么近过。
除了上述两个党派后，长江沿线的工业发达地带，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工人组织，只是由于没有一呼百应的人物，所以工人的组织以地域性划分，什么江宁船工联，苏州织工会等组织层出不穷，这都是拜朝廷开放党禁谕旨所赐。
党派的引导性工作统一交给了拆分后的教化部，在党派注册，管理等方面，教化部起到了一个全国各党派的总体管理职责，当然，他还负担有原先的全国思想体系管理，全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