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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公使和法国公使向总署衙门确认两国和中国的关系，是否受上述条约影响，在得到肯定的答复，特别是军火贸易方面的承诺后，满意而去，并且各自发表声明祝贺两国盟约的缔结。法国人更在越南释放善意，与云贵总督冯子材约定，各自将边境线上的军队后撤了一百里。而俄国则连续发来照会，要求中国解释两国同盟的目的，是否会以俄国为敌人。这次我派了奕忻去应付俄国人，奕忻不软不硬的回复了喀西尼：中英之间的友谊，并不以任何国家为敌对，中国出于振兴国家的愿望，愿意接受英国的帮助，除非俄国不想看见中国振兴，否则中国不可能将伟大的沙皇俄国视为敌人。喀西尼也是非常无奈。
而日本人的反应倒是出乎我的意料，翁同龢一行抵达东京后，受到了日本政府高规格的欢迎，日本天皇之弟（是老天皇养子，不是亲弟弟），近卫都督，小松宫彰仁亲王，首相山县有朋，贵族院议长伊藤博文悉数相陪，一时之间翁老头几乎都忘记了自己姓什么，在日本过的有滋有味，当然也跟文廷式接触过几次，对于文廷式有关日本人的表面文章不可相信的劝诫不当一回事，反而责骂他胸中不仁，心中无信，完全忘了夫子之道云云。文廷式是他的门生，当面当然唯唯喏喏，却在寄回来的奏折中将满腹苦水吐了出来。并且汇报了这段时间以来日本国内的思想动态，他正在收集近期日本的各种报纸出版物等等，待年终回国时一体带回。
而翁返回的奏报则是日本人事我甚诚，反复恳请我天朝上国宽宥军方的冒失行为和过失，日本国愿意赔偿中方的损失。至于侵犯中国藩属朝鲜的事宜，日方决定向朝鲜方面道歉，并且立时撤出竹岛驻兵。翁的意思是请我下一道旨意，宽慰日本君臣。
但是过了几天，翁的奏报便有些扫兴，大意是小松亲王突然变了态度，在一次宴会中故意指使一个下级军官挑战翁带去的随扈，不小心以武士刀削伤了该随扈的右臂，他的意思是日方的下层人士对其大有不满之意，且多为下级军官。
日本天皇严加训斥了小松亲王，但是政府首脑山县有朋却发表了强硬讲话，声明站在小松亲王一边。如此，日方的态度便有些耐人寻味了。
便在此时，朝鲜的袁世凯也发来消息，汇报了近来朝鲜的一些动态，有一个叫做东义道的组织近来在朝鲜活动日盛，该组织兼尊儒释道，以“诚，敬，信”三字为训条，该组织开山之宗主崔济愚于秋日为朝鲜地方官以“左道惑民”罪条处死，其弟子崔时亨继任，并请求袁世凯的支持，向朝鲜政府施压，为崔济愚平反。折末写道：“因闻吾皇巡幸山东时见衍圣公，有尊孔之意，该道既奉我中华之学为宗，臣不敢自处，故特呈报天听，请旨如何处之。另吾皇交办事，臣已密切行之。然闵氏与日人勾结日深，臣正寻隙而行。”
我知道这时候的东学党，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当即暂不处理，决定过些日子等李鸿章到了北京再与恭亲王奕忻一起商议一下再说。
李鸿章一时还没到来，欧洲却传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当然，不安的是俄国人。
保加利亚的菲迪南大公，在一次公开场合下的宴会中重申了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并且向在场的人们开玩笑说如果自己将来有儿子的话，将会取名叫鲍里斯，并且立刻接受天主教的洗礼。
在场的俄国使节大怒，在胸前比划了一个十字架之后，一言未发的拂袖而去。
其时俄保并无外交关系，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菲迪南大公的位置，却来自于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人策划的一场宫廷政变。而这位拂袖而去的使节，正是试图与保加利亚建立外交关系的沙皇特使，该特使立刻便返回了莫斯科，至于他向沙皇陛下传达了怎样的讯息，新闻界无从得知。
而菲迪南大公对于该特使的无理举动也非常生气，他在宴会上以一个天主信徒的名义起誓，在他有生之年，一定要带领保加利亚人民获得真正的独立，而不再为大国所左右。据说奥地利的使节十分的高兴。而俄国的仇敌——土耳其人却耐人寻味的与俄国人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很生气。
看完郭嵩寿从欧洲传回来的这些新闻之后，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历史，似乎已经有了某些转变，巴尔干的态势，越发的不安定了。
第七十三章 … 政坛激荡
正要入冬了，荣禄上折奏请，为弘扬我朝立国以来的尚武精神，恳请恢复荒废了有好些年的木兰围场制度，以激励国人，奋发强军。
这小子揣摩上意的本事还真是不小，我欣然允奏后才发现，这家伙办事的能力比起揣摩上意的本领来一点都不差，到了这一年农历十一月十六的时候，他上了折子说万事已经预备完毕，奏请皇上移驾热河，龙旗军将与京卫各营举行联合军事演习，龙旗军或守或攻，应付西山大营，丰台大营以及皇帝亲卫诸营，以校验新军练兵成果。我将折子转发了各营的首脑，心里却犯起了嘀咕，这家伙这么热心叫我去热河，不会有什么名堂吧？叫了聂士诚来询问没有什么异状，而刘光第那边传来的讯息也表明没有任何恶意。
虽然前段时间的谣言事件，善耆刘光第他们传回来的讯息表明，洋人是听了研究院一个厮仆的胡说八道，在一次宴会上随口说了说，便慢慢传了开了，京城本就是是非之地，谣言的传播速度是不可想象的快，以至于很快就声动九重。而那个厮仆，则被聂士诚以谣言惑众罪处死了。聂也另有折子递了进来呈报。
善耆与刘光第的办事能力我是相信的，但是我总觉得这事情也太过简单了点。想了想还是没有要求严查，一来历史上教训很多，为人君的不能跟这些东西太过较真，比如雍正年间，谣言满天飞，而雍正老儿又是特别较真，亲自写了《大义觉迷录》刊行天下为自己辩白，结果反而是坐实了人家的胡说八道，谣言越发得象真的了。二来嘛，国家的根本还没被动摇，宗室枝叶调零，就算有人有什么非分的心思，也没有个大旗能竖起来，我之前的行为只是在形式上有些改变祖宗成法而已，还没有触动到底层大众的根本利益，所以，要兴风作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至于罪魁祸首是否是荣禄，那都不太重要了，我也想开了，中国人的社会，只要力行改革，不管你的出发点是什么，必然会要触动一些人的利益，也必然会有人反对。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荣禄的问题，而是一个必然……
当然，目前最首要的任务不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在这场胜利所带来的空前威望下，任何我的决定，都不会面临太大的反抗，无上崇高的威望将会粉碎一切可能出现的反对者。
所以，荣禄啊荣禄，你要感谢你那张蜘蛛网上的那些结，和你为我作出的安定洋人的贡献，当然，还有你那位老婆时不时的往宫中跑，否则你该早就见你的朋友刚毅他们去了。
目前的既定国策就是利用英国的庇佑对抗俄国，发展军事，以求独力干掉日本人，至于所谓的改革，现在的已经足够了，再多恐怕会有反作用。
这天在我的暗示下，志锐上折子劝止秋狩，原因是时已入冬，且今岁国逢大丧，天子不宜移驾。很快就又有一批翰林，御史等人纷纷上折，附和志锐的意见。我也就趁势取消了我亲临木兰围场的计划，但是仍然下旨褒奖了荣禄的辛劳，本来想给他家女儿幼兰加县主封号的，想了想还是算了，改晋了荣禄兵部尚书衔，另外同时给近期调动的几个总督都晋了兵部尚书衔，以及该晋爵的晋爵，该褒奖的褒奖。
而龙旗军，仍旧按照原定计划，在木兰围场演练野战战法不提。
就这么到了十二月，京城师范大学堂诸事顺利，待到明年开春的时候也就可以招生了。这时候官场上却闹了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来，兵部兵马司一个小小五品主事，居然与李秉衡杠上了，原因是李秉衡在山东囤积军需和军马枪支等物资，没有通过兵部，早就惹火了兵部那帮老爷们，李秉衡手下的一名三品参将在从山西运送马匹经过保定的时候，被兵部的人拿住，因为没有兵部勘合，被拿了个“盗贩军需”的罪名拿到刑部大狱，可怜这员参将拿出李秉衡的名头来结果却没有任何作用，人家就是一句轻巧的话：“德了吧您呐，你给兵部拿住，刑部扣审，一下子得罪了两位当朝军机，甭说您一个三品参将，就是你们李中丞亲来，也不过是个妄想！”
这事情出在十月份，李秉衡私下活动，甚至通过了李鸿章给许庚身孙毓汶打招呼，却只放还了军马，那名参将却因为在刑部狱中出口辱骂了兵部刑部的堂官被扣住不肯放还，李鸿章虽然面子不小，但是也是刚到军机处，孙许二人较上了劲不肯发还，李鸿章一时也没有办法。
事情还是额勒和布奏给我知道的，这事情在朝廷和地方之间产生了严重的隔阂，现在各地都在仿效龙旗军建制及模式兴办新军，军需物资什么都要采购准备。如果事事都要经过兵部批复，那么几乎今年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况且，兵部那帮老爷的所谓批核，也不过是伸手要钱的借口罢了。这事情一旦闹了起来，李秉衡第一个具本参劾许庚身，其后云贵，辽东，甚至连刚调到库伦的丁汝昌都具本声援李秉衡。看上去兵部这位许老爷平时得罪人也太多了。
刚刚回到北京的翁同龢还没来得到觐见的通知，一直在京郊的驿站中待旨，朝中出了这么大事情，他当然坐不住，写了折子上来请求陛见，并说明愿意出面调解这次部省之争，被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通，命令他将在日本的事情尽快形成文字，等待陛见，其余的事情不要多管了。
一时间许多人仿佛都能够敏锐地感觉到翁同龢的地位很快就要不保，许多原本取中立姿态的立刻迅速的抛弃了翁的死党——许孙二人。工部右侍郎徐用仪立刻跳了出来具本弹劾翁同龢但重门户之见，不重国家振兴。
这时候朝中的气氛已经很不对了，如果我大刀阔斧的将军几处这几位开革出去的话，这是一场巨变，军机处一共五位大员，一下子就去掉了三个，增补谁进来呢？
当下一时下不了决定，便在此时，英国人及德国人与保加利亚签署联合防卫条约的消息传了过来，俄国方面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那边的压力顿时就减轻了。
英国人声明每个人都有宗教信仰自由，现在已经不是中世纪时代了，为了虚幻的信仰而付出成千上万条生命的代价，太不值得了。英国政府严正要求俄国正视保加利亚大公的宗教信仰，以及保加利亚人民的选择。而德国则口气要缓和的多，威廉二世的特使穿梭于莫斯科和索菲亚之间，声明不希望两个好朋友之间有任何不和谐的举动，那样将使联合的德意志处于一种难以抉折的境地。德国将尽一切可能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希望沙皇陛下郑重考虑德意志的意见。
而俄国却一时还未发表声明，沙皇的态度仍然是不可捉摸，俄国的远东铁路也暂时停止了修建，并且喀西尼还在北京宴请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首脑以及俄国股的臣僚。
至于日本人，刚刚回到日本不久的大鸟在遭受了一场屈辱之后，迅速的从日本消失，但是一切并未瞒得过文廷式，从日本归来的文不仅带回了教育体制的一些感受，也带回来了日本思想界的动态。当然，还有大鸟圭介秘密前往莫斯科的消息。
国际局势动荡的很，在这个1890年的冬天，我统治下的帝国也迎来了我到这个世界以来的第一个春节。
第七十四章 … 彼时东瀛
几本书是本多利明和佐藤信渊的几本所谓的经世之作，《经世密策》，《经济放言》，《天柱记》，《混统密录》等书，无不是宣扬日本皇国应当仿效西方列强从事海外殖民和殖民贸易，本多利明的意思是从事这些乃是“国君天职”皇国四大急务其中之一便是开发属岛，如小笠原，马绍尔，虾夷等，第一个目标乃是堪察加半岛。他是上个世纪的人，能有如此见识已是不易。
而佐藤信渊的口号则是海外雄飞，代表作《天柱记》的宗旨便是“大地皆皇朝所领。”“皇国与天地共存，实为万国之基。”中心思想便是日本皇国，乃是世界的中心。另一本《混同密录》中说的就更加得离谱：“皇国为大地最初形成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全世界皆为其郡县，万国之君皆为其臣仆。”“如以此神州之雄威征服微不足道之蛮夷，混同世界，统一万国，有何难哉。”
基于这个中心思想，佐藤的建议便是第一步就要征服中国，征服满洲而后达中国，其后以中国为基，亚洲立时便在皇国治下。其后达欧至美，不过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