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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营长，这些白条都是你打的？”
刘宗魁的脸迅速涨红了，血往头上涌。他只能如实回答：
“是我打的。”
江涛的目光锋利了，话语里多了些让对方难以忍受的嘲讽：
“三营长，你不觉得这样做不合适吗？……你从小大概就在家里种菜吧！今天你是在解放军里当营长，要改改老习惯！不能老是忘不掉种菜赚钱！”
刘宗魁立在他面前，脸上一红一白，却不让自己的目光从江涛脸上移开。这是他蒙受羞辱的时刻，他不能让对方认为他承受不了这番直截了当的羞辱。
此人骨子里的倔强再次让江涛吃惊，他没有再训斥下去，只是严令刘宗魁回去反省，写一份检查送到团里去，同时让后勤处长通知财务股，三营所有由刘宗魁签名的白条全部作废，一律不得给予报销！三营各连也不得再做此种买卖，哪个连再干，查出来严肃处理！回到团里他便向团党委做了汇报，大家都吃了一惊：这个刘宗魁，本来看着是个有培养前途的战斗骨干，怎么捣起这种鬼来了！派纪检干事下去查一查！
刘宗魁长在营部菜地里的几千斤菜没人管理，很快就荒芜了。不是各连不敢买他的菜，是他自己坚决不卖也不让别人帮他经营菜地了。事情发生的第三天上午，教导员探家后回到营部，马上把电话打到团里，找到江副团长，把情况前前后后讲了一遍，刘宗魁就待在教导员房间里，江涛讲话的声音又大，于是他和教导员通话的内容刘宗魁听得一清二楚。
教导员：副团长，情况我都讲了，让我们营长种菜卖钱还账的主意是我出的，如果有错误，责任该由我负！
江涛（感兴趣的不再是菜地而是另外一件事情了）：老陈，刚才你说什么？刘宗魁结婚前就知道他老婆身上有病？
教导员（有些迷惑不解了）：对，不过——
江涛（大笑，打断了教导员的话）：哈哈，那他干吗还要她？！这个刘宗魁脑瓜是不是有毛病！哈哈哈哈！
教导员（力图让对方回到原来的话题上来）：副团长，我看是不是这样，刚才咱们说过的事就不要再查了，上级没让我和老刘解甲归田之前我们俩总还是要在这儿工作——
江涛（又一次打断教导员的话）：好吧好吧。我把你的意见给团长政委说说，不过眼下全师都知道C团有个打白条卖菜给自己部队的营长了，反应很不好，为了消除影响，我想是否由你在明天的全团干部大会上出面做一个解释，然后你们营党委再写一份材料，做一点自我批评，报到师里去。（话题又转到他感兴趣的地方）不过我说老陈，我还是不明白刘宗魁干吗要娶那样一个女人。不是说他打仗还行嘛，军事上有一套嘛，团里还想重点培养他呢！（笑。停顿。打喷嚏）他是个军官了嘛，从农村熬出来了嘛，不找个能报销医疗费、身体健康的国家职工好好过日子，倒去找个病包背着，背不动了就想出这个种菜卖钱的主意，知道的呢说他活得悲壮，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解放军的营长净是菜农呢，哈哈哈哈……
当天中午，刘宗魁就向团里打了转业报告，把准备让徐春兰随军的事儿也放下了。外人从表面上看不出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该吃饭吃饭，该工作工作，只有他自己明白，上午听过教导员和江涛的通话，内心深处发生过一场何等剧烈的疼痛。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和江涛在战场上发生过的那场冲突，但正是这新的一次冲突，才让他意识到了自己和江涛的差别所在。江涛和江涛们是永远不会弄懂或试图去弄懂他们这类人的生活的，他的痛苦在江涛心目中既好笑又难以理解，而且毫无价值。江涛已经为妻子的事嘲笑过他一次了，如果他再把徐春兰接来随军，过一种绝对肯定是异常困苦的日子，一准会继续成为江涛长期嘲弄的对象。部队将来肯定是江涛们的，因为他们在同别人的竞争中具有太多的环境优势和心理优势，自己再待下去只能继续充当别人棋盘上的棋子，供不懂得也不屑于珍惜你的生命的天之骄子们驾驭和驱驰。与其如此，他还不如脱去戎装回太行山，同病中的妻子过一种虽然穷困却能使内心平静的日子。
他的下一个判断基本上是对的：即使要走，在他也不容易。直到去年初，他的申请才得到批准，江涛却于当年夏天升任A团团长，两三年内成了一位毁誉相当、影响颇大的人物。他不知道军师首长迟迟不放他走的根本原因还是器重他在上次战争中显露出来的过人的胆量和指挥才能；他的执意要求转业还给了攻击江涛的一些人以口实（刘宗魁这样的战斗骨干是被江涛“逼”走的呀，等等），因而使江涛像上次在400高地一样，觉得自己又被刘宗魁冷不丁抽了一个耳光。
但这一切对刘宗魁反正都无所谓了。他的转业申请终于被批准了，他和江涛的生活从此再也不会有任何纠葛。他们将天各一方，在造物的光辉照耀之下按自己选择的道路走完各自的人生旅途。
然而却有了这一场战争。
远方黑黝黝的山脊线上空，黄昏的灰暗混沌的暮气正在转化为一片夜的明净的墨蓝。七连和八连的队伍迤逦走进了寨外的夜色。刘宗魁扔掉手指间的烟蒂，接过魏喜递过来的竹棍子，迈开步子，带着营部的十几个人插进了全营急行军的行列。
在这样一个夜晚，如果有人要刘宗魁回答，愿不愿意走向战场为国捐躯，他的回答不仅是肯定的，还会非常惊讶你为何问这样一个问题。长期的军旅生涯已使他习惯于执行命令时不去思考任何与之无关的问题，虽然他内心里对战争活动和军人的职业本身持有某种隐蔽的厌恶的态度。至于你接下来问他愿不愿意在江涛指挥下走上战场，为国捐躯，刘宗魁绝对会毫不犹豫地做出否定的回答。太行山出生的刘宗魁不会像江涛那样对明天的战争寄予明确的和重大的期望，他之所以会走上战场，是因为这个国家需要他走上战场，军人的职责要他走上战场，而并非他对战争有所求取。刘宗魁经历过战场上的生和死，并且认为已在这场未打响的战争中牺牲了妻子，此刻同全营官兵走在一起，心里想得最多的与其说是明天的胜利，不如说是在完成江涛可能给予的任务的同时如何尽最大努力减少队列中生命的损失。下午他在猫儿岭的A团指挥所里已从江涛的作战方案中隐隐感觉到了某些破绽，但真正让他今夜心情像压了座大山一样沉重的还不是它们，而是他对江涛这个人的品质和战场指挥能力的根本的不信任。江涛为了自己的成功是不会珍惜别人的生命的，尽管他还没有给C团三营部署作战任务，尽管他声称明天他们或许没有仗打，刘宗魁却觉得他还不如现在就明确给他们一项任务更让自己心里踏实。眼下没有任务并不等于明天就没有任务，做预备队的部队或者根本打不上仗，一旦打上仗便会是些难“啃”的硬骨头。今天既是他从C团带出了这个营，就对全营每个官兵的生死存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现在起，他不能不对江涛保持高度警惕，并从精神上和部队的战斗组织上做好承担严重事变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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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十三
内心的注意力一转到明天的战斗和自己带的队伍，刘宗魁乱纷纷的思绪就变得清晰、敏锐和集中了。
这虽然还是那支参加过几年前那场边境战争的C团三营，但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战后数年间，经过缩编和前不久的扩编，剩下的他了解和熟悉的战斗骨干已经不多了。此刻走在自己身后的三营营长肖斌，上次战争时只是他的排长，三个步兵连长中有两个没经历过实战，士兵们更没闻过战场上的硝烟味儿。让他不踏实的另一个原因是：战前C团三营本是简缩编制，一个营只有两个简编连，奉命登车出发前三天才扩编成三个满编的步兵连，不少班排长是从其他营甚至别的团支援过来的，个别人他眼下还叫不出名字。对于这批“战斗骨干”他心中是有数的：大战在即，哪个单位也不会把真正的战斗骨干“支援”给你。几年前那场边境战争给他留下的经验是：别人美其名曰向你“支援”战斗骨干，其实是要趁机向你卸“包袱”，将那些要么庸碌无能，要么调皮捣蛋无法驯服的角色送给你。固然上次边境战争也给了他另一种经验——人是会变的，在别处是锈铁，换个环境往往就会成为精钢——但至少在今天夜晚，他仍不能不为这支几乎是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的战斗力深感忧虑。
江涛明天也许真像自己说的一样，不用他带的这个营，假若骑盘岭之战非常顺手的话。功名心虚荣心之强烈如江涛者，届时当然不会让非嫡系部队染指自己的胜利与光荣，此事他能够理解。从刘宗魁抱定的既完成任务又尽量少牺牲人的初衷看来，它甚至还是他最希望出现的一种局面。然而他也有理由把明天的事情想得坏些：江涛主观上的盲目自信使之不愿设想自己作战方案以外的任何可能性并做好应变准备，一旦战局发展异乎他的预料，这种人往往就会为战场和心理上的双重挫折而失去冷静与自制，在焦灼狂躁之中为挽回自己心爱的计划，愈加盲目地将剩余兵力孤注一掷，这时预备队的处境便会变得异常凶险。刘宗魁没有白白在A团指挥所的帐篷里坐等江涛三个小时，正是从后者精心制作的沙盘上，他隐隐地注意到了A团明天的作战方案中潜藏的种种风险。骑盘岭的易攻难守是那么明显，以至于他觉得敌人的指挥官稍备军事常识即能看得清楚，公母山地区真正值得一守的只有001号高地，敌人不可能也不应该把它当做一个单独的地区设防。如果他是敌人的指挥官，便会把公母山地区连同横亘在它南麓峡谷后面的天子山地区作为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来考虑，于001号高地上重点设防，把根本无法防御的骑盘岭当做一线警戒阵地，象征性地配属少量兵力，起斥候作用，而把主力（如果有的话）部署在高峻险危的天子山诸峰上下。这样进可攻（骑盘岭对于敌人同样易攻难守），退可守（从天子山诸峰上用远射火力居高临下封锁峡谷，打击骑盘岭和001号高地），可谓盈缩裕如，万无一失。在猫儿岭上时他便非常纳闷，上面这种情势如此明显，无论江涛还是审批A团作战方案的上级为何都没有看出来。此刻走在夜路上，他豁然开朗：妨碍军师首长和江涛思考的可能是同一个东西——那道地图上标明的、应从公母山和天子山之间的峡谷中分线上划过的国境线。我军考虑的仅仅是收复自己的国土，而对方的作战目的却是要守住自己已经占领的地方。
他的想象哪怕只有几分是真实的，明天的战斗也会复杂化，而他带的这支战斗力不强的队伍的命运就绝不会是乐观的！
部队行进一个小时后休息十分钟。他把肖斌、陈国庆和带七连走在队伍前头的副营长曹茂然，以及带救护组与民工担架队走在后尾的副教导员找到自己身边，到山坡上树林子里围成一个圈蹲下来，摊开装在透明塑料袋中的地图，用手电筒照着亮，开口道：
“现在咱们开个短会，我把今天到A团受领任务的情况介绍一下，然后研究一下明天的仗怎么打。”
林间的空气顿时凝重了。几个人都掏出烟来抽。刘宗魁将自己在A团指挥所受领任务的情况简略地讲了一遍，却留下了自己内心的全部忧虑。眼下这支队伍的指挥员们也像队伍本身一样，因为缺乏实战锻炼与考验，心理上还是脆弱的。他只是用严肃的语调告诉大家，一定要对明天战斗中可能遇上的困难局面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并且现在就要具体分析出可能遇上的困难局面是什么，一一制定出应变措施。他不能吓着他们。
他的话讲完之后大家都严肃地沉默着。过了一会儿，肖斌第一个开了口：
“这也就是说，明天要么我们一枪不发，要么我们可能在骑盘岭一线的任何一座山头上打仗！”
他的理解没错，口气却很冲，明显暴露出内心中已经升起的焦躁与不安。其余的人也“哗啦啦”打开自己的地图，用手电筒照着，认真琢磨起来。
“我们现在就应该对每座山头的仗如何打仔细做一番研究，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年轻干练的副营长曹茂然很快说出了刘宗魁要说的话，“我认为这是两个问题，一是走，二是打。”
大家的眼睛从地图上抬起来。
“对，”刘宗魁支持曹茂然的看法，并且为年轻人这么快就抓住了事情的关键感到高兴，“第一是接到命令后走什么样的路线到达指定地点投入战斗；第二是每座山头的战斗应该如何组织。”他悄悄地松了一口气，觉得经曹茂然这么简明扼要地破了题，原来还如山一样沉重地压在自己心上的事情突然变得简单明朗了。
问题具体化了。一时间几个人又盯着地图。A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