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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海上基地”确实有其存在的价值。
事实上，在相关开发上最积极的还是美国。
伊朗战争期间，美国公会到了“孤军作战”的滋味。虽然依靠伊拉克的军事基地，美军不需要为部署问题发愁，但是伊拉克基本上是一个内陆国家，仅有的巴士拉港的吞吐能力非常有限，因为周边的科威特、沙特、卡塔尔等国要么不支持美国攻打伊朗，要么害怕遭到伊朗报复，均没有向美国开放港口，所以美国不得不在战争前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向伊拉克运送作战部队与作战物资，使战争失去了突然性。正是如此，伊朗才有充足的时间完成战争准备工作，共和国与俄罗斯也才有足够的时间有条不紊的为伊朗提供援助。严格说来，如果美国当时能够发起突然进攻，恐怕伊朗战争就会是另外一个结果了。
受此影响，伊朗战争还未结束，美国海军就再次提出了建造海上基地的设想。
与20世纪末与21世就初不同的是，美国海军这次非常“务实”，从一开始就把“海上基地”订为准军事设施。
说简单一点，“海上基地”不会靠前部署，更不可能进入战区，而是承担中转与投送作战部队的任务，也就是兵力投送平台。如此一来，除了继续采用组合结构的设计思想之外，还可以按照民用设施与民用船舶的标准进行建造，从而大幅度的降低建造成本与设计费用。按照美国海军估计，1座由5艘10万吨级驳船组成的“海上基地”的建造总费用不会超过300亿美元，如果为每个战区配备1座，则算上设计费用，单价不会超过400亿美元。虽然从单价上看，这绝对是最为昂贵的武器，但是从作战效能，特别是投送作战部队的效能上看，1座“海上基地”顶得上3支航母战斗群加上3支两栖突击舰队，效费比非常高。
非常可惜的是，没等美国海军采取行动，伊朗战争就陷入僵局。
随着美军攻占胡齐斯坦省，控制了霍梅尼港、阿巴丹港，物资运输工作迎刃而解，也不再需要“海上平台”了。
当然，美国海军并没死心。
不管怎么说，伊朗战争是美国当局为了消耗掉国内过剩物资打的一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打赢。大萧条爆发之后，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美国共和党总统弗雷德里克只能推行凯恩斯主义，以财政预算开支的方式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劳动岗位，而国防预算就是政府财政开支的大头。
在军费比较充足的情况下，美国海军决定单独搞“海上平台”。
可以说，在美国海军的努力下，2027年左右，“海上平台”几乎就要变成现实了。当时承包该项目设计工作的诺思罗普公司已经完成了总体设计，细节设计也进行了一大半，就等美国国会批准采购经费了。非常可惜的是，共和党在这一年输掉了大选，而当选的民主党总统韦斯特伍德的竞选口号就是缩减政府开支，提高政府公信度，增强美元购买力。以当时的情况，别说花400亿美元购买一座“海上平台”，就算只需要40亿美元，白宫也不会批准这样的军购合同。
用“胎死腹中”来形容美国海军的“海上平台”项目，一点也不为过。
与美国海军相比，共和国海军就要幸运得多了。
早在第四次印巴战争后，共和国海军就提出了与“海上平台”类似的方案，当时的情况是，因为没有航程足够远的作战飞机，所以共和国空军与海军航空兵在参战之后，只能打击印度北部地区的目标，而无法打击印度南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因为无法一举摧毁位于印度次大陆南端的战略导弹基地，担心遭到印度的核报复，所以在第四次印巴战争中，共和国的表现非常谨慎。在此情况下，共和国海军提出了建造一种能够让重型战斗机正常起降的大型海上作战平台。
非常可惜的是，这样设想很快就被否决了，因为运载战斗机的首选肯定是航母。
随后20年，虽然共和国参加过多场战争，但是留给海军发挥的空间并不大，所以共和国海军没有建造“海上平台”的迫切需要。直到2035年的印度战争，共和国军队才首次感受到了投送能力不足带来的问题。在战后的总结报告中，裴承毅就明确提到，如果拥有一支由海到陆的投送部队，印度战争的结果将对共和国更有利。虽然裴承毅没有明确指出所谓的“投送部队”到底是航母战斗群、两栖攻击舰队、还是别的什么，但是大部分海军将领都认为，裴承毅指的是一种主要用来投送地面作战部队，而且投送能力远超过两栖攻击舰队，拥有完善的自我保障能力的海上作战平台。显然，这就是美国海军搞了几十年的“海上平台”项目。更重要的是，印度战争之后，裴承毅去了装备办公室，而且担任装备研制与采购的审批工作，所以在军费相当紧张的情况下，海军还是获得了一笔不算少的研制经费，启动了共和国的“海上平台”项目。
受第三次军事改革影响，海军从一开始就决定走“亲民路线”。
说简单点，就是把降低采购与维护成本放在首要位置上。虽然林啸雷在2037年出任总参谋长之后，非常重视这个能够让海军脱胎换骨的计划，要求海军加快开发速度，但是新任海军司令华剑锋并不认为应该随意花费纳税人的血汗钱，在“海上平台”项目上仍然非常小心谨慎，要求承担设计工作的华东船舶设计院必须把降低成本放在首位，不要为了赶进度而放弃某些必要工作。
显然，华剑锋的这一态度让林啸雷很是不爽。
这个时候，林啸雷全力推动的“大舰队计划”也受到了影响，建造“重庆”级航母的工作一再受阻。为了让国防部在航母建造上让步，林啸雷必须做出牺牲。既然华剑锋在“海上平台”计划上的热情度不高，该计划就可以舍弃。
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海上平台”项目落到了国防部的手中。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一变动，让“海上平台”项目起死回生。
新任国防部长帅永康与顾卫民一样，是一个“会计出身”的官员，做什么事之前都会算笔账。作为顾卫民的心腹，帅永康要想在国防部长的位置上干出点名堂来，就得做几件有意义的事情。事实上，帅永康一直在做一件他认为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阻止林啸雷破坏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说直接一点，就是不让林啸雷乱来，避免在国防建设上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
林啸雷拼命打造“大舰队”，帅永康却坚决反对与美国搞海上军备竞赛。
获得“海上平台”项目的主导权后，帅永康一反常态，决定大力支持这个项目。不得不承认，林啸雷在玩手段上还是差了一点。因为他之前也在大力推进这个项目，所以在帅永康明确表态支持后，他没有反对，而是主动提出了成立一个由国防部与总参谋部一起牵头的项目组，而帅永康则顺水推舟，把四大军种与陆战队拉了进来。到这个时候，林啸雷才反应了过来，可是反对已经来不及了，也就只能把军情局也拉了进来，并且以保密为名，要求由军情局负责总体协调工作。事实上，帅永康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用“海上平台”项目对付由林啸雷全力支持的“重庆”级超级航母。
受此影响，前几年，共和国就有人提出了“航母无用论”。
因为这种论调对“海上平台”也没有好处，毕竟航母都没用了，比航母慢、更加脆弱的海上平台就更加没有用了，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帅永康并不想在“海上平台”上花费太大的精力。
非常可惜的是，帅永康没有算到李存勋的态度。
既然这件事情落到了李存勋的手上，那就不会无果而终。从某种意义上讲，林啸雷在最后关头把李存勋拉进来，就是因为他看透了帅永康的真实意图。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海上平台”项目将凶多吉少。
有了李存勋，帅水康也就只能将计就计了。
当然，在军情局的策划下，共和国的“海上平台”项目一直不为外界所知。
为了做到保密，军情局用上了“偷粱换柱”这一招。事实上，早就被外界广泛所知的“快速战略投送舰队”就是“海上平台”。
按照张孝珑提供的情报，随着最后2艘“快速投送舰”在年初服役，“海上平台”已经具备了实战部署能力。当然，与美国海军提出的“海上平台”不同的是，共和国的“海上平台”不仅仅是兵力投送平台，还是一个物资转运平台，以及综合保障平台。
从某种意义上讲，共和国能够率先搞出“海上平台”，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
在连航母都得讲求隐身的时代，长1000多米，宽数十米、甚至上百米的“海上平台”无疑是最为醒目的打击对象了。别说抵挡饱和攻击，1艘潜艇就能对其构成致命威胁。更要命的是，“海上平台”几乎无法规避攻击。
只要有足够强大的情报系统，航母这类大型战舰能够凭借速度避开危险，而没有任何速度优势可言的“海上平台”却无法规避危险。如果考虑到“海上平台”的可部署范围，即受结构强度影响，只能部署在海况较好的海域，在天气相对恶劣的情况下，不但无法正常运作，还有受损的可能性，那么“海上平台”更加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可以说，美国海军搞了几十年都没有指出个名堂来，就是受这些问题的限制。
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得提高技术水平。
共和国海军的“快速战略投送舰队”从一开始就采用了统一船体结构设计，虽然按照共和国海军的说法，采用统一船体主要是为了减少维护量，降低维护成本，但是实际情况却是为了统一接口，方便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改装，然后拼凑成“海上平台”。正是如此，“快速投送舰”都非常特殊。
作为世界上第一种采用双体冲浪船型的10万吨级大型货轮，“快速投送舰”在大量采用民用建造标准的情况下，在关键系统上采用了军用舰艇的标准。更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采用了系统化设计。别的不说，在8艘快速投送舰中，只有2艘舱室设置最为灵活的散装型拥有完备的动力系统，即配备了可控聚变反应堆，其他6艘都只有蓄电池，以及由海军开发的定向式电力供应系统。
这种设计带来最大好处就是保证了“海上平台”的速度。因为所有投送舰都采用了喷水推进系统，而且依靠调节推进系统的方向来改变航向，没有可操作的转向舵，所以由６艘投送舰组成的“海上平台”的最大航行速度能够达到30节，完全能够满足在次要海域作战时的要求。另外一个显著好处就是在遇到威胁的时候，“海上平台”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分散，避免一次性损失全部作战能力。在极端情况下，只要有1艘散装型与2艘集装箱型投送舰还能作战，就能组成一座拥有基本作战能力的“海上平台”。
当然，达到以上目的的基础还是技术。
将6艘长度均超过200米的大型船只连接起来，并且使其在任何状况下都像1艘船只那样航行，最大的问题就是结构强度。在5级海况下，船头很有可能高出海面数米，而船尾很可能沉下去数米，由此产生的浮力差，足以将100根直径1米的钢管折断。要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再好的设想也只是设想。
显然，从材料上着手很难在短期内取得突破。
华东船舶研究所采用了一个巧办法，那就是用“柔性链接”来解决强度问题。说直接一点，组成平台的6艘船不是强行拼接在一起的，而是搞一个万向接头链接在一起的。问题是，世界上根本没有能将2艘10万吨级船只连接在一起的万向接头。工程师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就是用磁力锁取代万向接头，由计算机来控制磁场与方向，从而控制连接点的力量与方向。当然，这还不足以解决全部问题。当6艘投送舰组成“海上平台”的时候（另外2艘投送舰在两侧充当物资转运平台），只有位于前后两端的2艘散装型投送舰上的推进系统以正常方式工作，及为平台提供前进动力，另外4艘投送舰上的推进系统都充当姿态控制推进器，即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随时调整航行姿态，保证6艘投送舰始终在一个条直线上。
这么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容易。
别的不说，要想精确控制平台的姿态，达到可以让飞机正常起降的水平，至少需要设置上千个应力传感器来感知外界环境的变化，需要上百台姿态控制推进器，以及一台超级计算机来控制这些推进器。
正是如此，美国海军才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