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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三 道义之争
第76章 变味
首先得承认，颜靖牢时代的共和国与王元庆时代的共和国有很多区别。
如同前面提到的，颜靖宇在第一届任期内主要做了两件事情，其中之一就是继续推进政治改革，加强民主制度在共和国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受此影响，到2054年的时候，不管是颜靖宇亲自出面，还是由国家副元首裴承毅出面，要想让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即全体代表大会通过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斯德哥尔摩常规军事力量控制协议》，都得设法说服足够多的代表。
问题就在这里，在本届全体代表大会中，军人或者具有军人背景的代表占了很大比重。
从这里也看得出，共和国的民主政治体制确实存在缺陷，而且是比较严重的缺陷。
不管共和国与美国的关系如何，必须承认美国拥有一套完善的民主制度。以美国的政治体制来说，在集权与民主之间形成良好的平衡关系。重点不是白宫的权力有多大，而是拥有一套健全的议会，除了因国情设立的参众两院之外，美国国会议员的产生方式也更加合理一些。也就是说，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任期与总统任期错开，能够比较有效的避免权力集中到某个人、或者某个政党的手中，使得在野党仍然有能力对国家生活，特别是某些需要在国会获得绝对多数支持的重大事情上具有发言权。
很明显，共和国的这套体制还存在问题。
正是如此，早在2042年就有人提出，应该对共和国的议会制度进行调整，要么设立第二个议院，要么将代表选举时间延迟，与国家领导人换届选举错开，以免某一势力或者集团在某一时期掌握共和国的所有权力，从而使共和国走上歧途。只不过，在当时，不管是顾卫民、还是颜靖宇、或者叶致胜，都不可能支持这样的提案。到了2047年，当上百名代表联名提出对议会体制进行修改的时候，颜靖宇才做出承诺，将在他执政期间进行第二轮政治改革，并且推行新的选举制度与议会制度。
很明显，颜靖宇把议会改革的时间放在了2052年之后。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在2056年就会出台新的选举法，并且以修宪的方式推行新的议会制度。
问题是，在2054年，颜靖宇与裴承毅仍然得面对军人代表。
可以说，这才是真正的关键点。
直到2054年10月底，共和国全体代表大会都没有在《斯德哥尔摩协议》上达成一致意见。虽然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代表支持该协议，认为从国家利益出发，应该对常规军事力量加以限制，但是在另外三分之二的代表中，半数以上都认为该协议损害了国家利益，而且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共和国没有理由签署这样的协议。如此一来，反对该协议的代表超过了支持该协议的代表，而没有表态的代表都在继续观望，不会因为国家元首与副元首的态度而轻易做出决定。
这也正是第二轮政治改革的“成果”。
不管怎么说，共和国全体代表大会的代表变得更加独立自主了。
拿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来说，虽然这些代表与裴承毅的关系都不错，有的甚至在私下与裴承毅往来密切，比如在2051年离开三坚集团、在2052年当选为全体代表大会代表，并且在当年就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蔺慕勋就是裴承毅的朋友，以及海航退役上将朱荣辉，但是不管是蔺慕勋还是朱荣辉、或者其他代表，都是非常有主见的人，在关系到基本利益的问题上绝对不会轻易妥协。
在审议中，蔺慕勋就多次提到，《斯德哥尔摩协议》并不是一份具有可执行性的协议。
在他看来，该协议对共和国常规军事力量的限制，必然传递给共和国的军事工业，从而对共和国的工业体系、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产生影响，最终使共和国的综合国力受损，丧失头号大国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美国国会迟迟不肯批准该协议，摆明了是在看共和国的举措，因此共和国更没有理由走在美国的前面。
按照蔺慕勋的提议，在签署该协议之前，共和国必须与美国进行单边谈判，落实军控细则，比如海军在以战舰总吨位为标准的同时，还得明确各种舰艇的比重、单舰排水量的上限、舰种的具体数量等等，陆军、空军、天军与陆战队的情况也一样，绝不能因为一份笼统的、含糊不清的协议让共和国的国防力量受损、让共和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作为军事委员会的主席，蔺慕勋拥有很大的发言权。
谁都知道，到了2054年，也就是《伦敦条约》第三阶段削减工作即将展开的时候再与美国谈常规军控，肯定来不及了。问题就在这里，即蔺慕勋的目的不是要共和国当局去与美国谈判，而是希望用一份与美国的秘密协议，让《斯德哥尔摩协议》成为一份对共和国没有约束力的协议。要知道，蔺慕勋的首要身份仍然是共和国头号商人，在他身后不但有全球最大的资源类企业（如果按照总市值计算，三坚集团也是全球头号企业），还有共和国最大的几家军火企业。
事实上，在2052年底，共和国当局就与美国进行了秘密接触。
当时裴承毅刚刚住进副元首官邸，而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明确无误的告诉颜靖宇，《斯德哥尔摩协议》很难在全体代表大会获得支持。作为军人，而且是指挥共和国军队打赢了好几场战争、并且在脱下军装前（按照共和国的法律，军人不能参与元首与副元首选举，所以裴承毅在2051年7月正式退役）当了10年的国防部长，裴承毅非常清楚共和国的国内情况，特别是军事工业集团对共和国政治体制的影响。可以说，20多年前，王元庆能够在上任之初就拿日本开刀，与军事工业集团的支持密不可分。别的不说，整个日本战争期间，以蔺彦博为首的一批共和国商人就为国家捐助了上万亿元的战争经费，不然共和国也不可能在短短数个月内打败日本。如果再往前追溯，在赵润东时期的半岛战争期间，乃至纪估国时期的东海战争期间，共和国的军火商人就参与了战斗，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支持共和国军队南征北战。正是如此，到了21世纪中叶，几乎没有人敢怀疑军火商在共和国政治体制中的影响力，不然也不会在2052年的换届选举中出现那么多军人代表。随着战争威胁再度逼近，不管共和国当局是否承认，军火商的地位再次得到提升，对国家政治生活与重大战略决策有着不亚于国家元首的话语权。
正是在裴承毅的建议下，共和国与美国首先进行双边接触。
事实上，美国当局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美国国会不可能签署一份让美国常规军事力量锐减三成的军控协议。如此一来，美国总统，要想说服国会的那些大佬，就只能设法与共和国达成秘密协议，在常规军控上做点手脚。
在此情况下，双方一拍即合，很快就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
拿海军舰队规模来说，在《斯德哥尔摩协议》中明确规定了战舰的性质，并且对战舰的种类做了划分，却没有对战舰之外的非战斗类舰艇做任何限制，比如没有对运输舰与补给舰的数量与规模做限制。如此一来，共和国与美国都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即将部分具备战斗能力的舰艇划入非战斗类舰艇行列之中，在和平时期并不配备武器，在战争时期再为其配备武器。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然是“海上平台”系统，如果将该系统拆解，各个组成部分都是非战斗舰艇，只有在组合的状态下，才具备支援海军航空兵的能力，成为典型的作战舰艇。如此一来，共和国与美国完全可以按照该系统的标准设计运输船只，最多对结合部分做一些限制，到战争时期加以简单改进就能成为战斗舰艇。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陆军兵力中没有包括民兵与预备役，而空军机群中也没有包括具有再使用能力的封存战机。至于天军的军费比例，因为没有对各国国防开支的具体方式做明确规定，所以也有空子可钻。
总而言之，只要共和国与美国愿意，《斯德哥尔摩协议》就将成为一堆废纸。
涉及到全面裁军问题，肯定不可能由两个超级大国说了算。不管怎么说，如同俄罗斯与法国这样的大国，也拥有监督共和国与美国进行常规裁军的能力，所以共和国与美国要想在私下做交易，就得拖上俄罗斯与法国。不管怎么说，《斯德哥尔摩协议》的主要价值不是限制各大国的常规军事力量，而是启动《伦敦条约》第三阶段削减工作，使全面销毁核武器由理论变成现实，也使大国的霸权地位得到巩固。虽然站在俄罗斯与法国的立场上，《斯德哥尔摩协议》仍然具有很大的价值，至少是其大国地位的重要保证，但是在共和国与美国的立法机构都不愿意批准该协议的情况下，俄罗斯与法国也不得不做出让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睁一眼闭一眼。
到2054年7月，共和国、美国、俄罗斯与法国在《斯德哥尔摩协议》的具体实施条款上基本达成一致，即调整核查手段来降低裁军要求。按照最终达成的协议，核查工作将由缔约国联合成立的机构负责，而且提前安排核查工作，即先预约、再核查，而不像《伦敦条约》中规定的那样，各缔约国都有核查权，而且不需要为核查进行预约。总而言之，放松核查力度等于降低了军控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这种变化只针对4个主要大国，而其他缔约国享受不到这样的特权。原因非常简单，协议核查机构主要依靠4个主要大国提供的信息，而这些信息主要来自4个大国的军事侦察卫星系统。也就是说，哪个国家有没有按照条约规定履行军控义务，不是由第三方说了算，而是由4个大国说了算。因为共和国与美国都有一票否决的权力，所以两个超级大国获得的好处最为明显。
不管怎么说，在以实现核裁军为根本目的的情况下，适当放松常规军力不是坏事。
只不过，这样的秘密协议要想生效，仍然得走法律程序。与公开协议不同的是，4个大国都只要求经过议会的军事委员会审议与批准，而不需要得到更高的授权。如此一来，秘密协议生效的概率提高了不少。因为这份秘密协议关系到《斯德哥尔摩协议》，所以共和国与美国当局都在2054年10月份将其提交给了议会军事委员会。正是如此，共和国与美国当局不约而同的在11月底向议会发出信号，要求在12月初对《斯德哥尔摩协议》进行表决，并且明确表示，如果遭到否决，政府很有可能采取特别手段。
总而言之，共和国与美国当局都不希望让好不容易谈下来的军控协议变成废纸。
如同前面提到的，在共和国负责常规军事力量控制工作的不是颜靖宇，而是裴承毅。
10月底，裴承毅就以国家副元首的身份，参加了由军事委员会主持、邀请了其他多个委员会的上百名代表组成的听证会，详细阐述了《斯德哥尔摩常规军事力量控制协议》与共和国的国家利益有多大的关系，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护共和国的国家利益，以此来说服那些反对该协议的代表。
可以说，这是共和国开国以来，规格最高的一次与军事有关的听证会。
在此之前，只有王元庆在推动政治改革的时候，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向全体代表大会的所有成员做了详细说明，而那次特别会议，也是共和国全体代表大会听证会的雏形，并且由此形成传统，任何重大决策，都需要以听证会的方式进行辩论，国家领导人必须明确回答代表提出的问题。问题是，在此之前，军事决策都是元首府的特权，即便是全体代表大会的军事委员会，也只有权过问国防预算、军费开支、军队人事变动等一些次要问题，而关系到国家战略决策的大事，都不会走这道程序。可以说，这是共和国政治体制进步的一个显著特征，毕竟军权是国家权力中最有分量的一个。
在这次听证会上，裴承毅给出的理由非常明确，即不能错过制止战争的最后机会。
作为国家领导人，在阑述常规军控的重要性之外，裴承毅还明确表示，军控协议本身就是一份多边国际协议，即便共和国全体代表大会批准了该协议，只要没有获得美国立法机构的批准，该协议也不会生效，所以谁先批准没有任何影响。
当然，这次听证会上，裴承毅还对共和国的国防开支做了明确解释。
总的来说，这是一次意义非常的听证会。虽然在共和国的新闻媒体看来，裴承毅积极推动军控协议在全体代表大会获得批准，是共和国积极制止战争爆发的直接表现，但是在很多西方新闻媒体眼里，裴承毅在听证会上做的国防开支说明，足以证明共和国正在为战争做准备，军控协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