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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这件事背后的内情，那有那么简单，虽然有人弹他擅自发兵越境，袭击友邻，实为专断不法，又有人弹劾其擅处牧守，破坏朝廷体制。出来为之张目……
说到这里，轻轻仰起头来，看着风摇树动的蝉鸣一阵高过一阵的喧嚣。
“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当然，就韦见素的而言，韦氏一门的显赫，在他这一代已经达到了顶点，实在没有什么好遗憾了，剩下的事情就是如何以宰相身份风光体面地退休，余后的事情，他更多关心的是南边两个儿子的出息和成就了，如果能够有所帮助，他也不会太介意自己地立场……
襄阳城繁华依昔，似乎并没有因为短暂的变乱，追逐名利地还在追逐名利，盖醉生梦死的还在醉生梦死，甚至连前太守府的俾仆们，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换了一个侍奉和服务的对象而已。
而城中的士绅富室、大族豪门，这些人象苍蝇一样的围绕在太守的周围，颇有些殷情切切。所谓龙武军一日不走，这些人就一日寝食不安，不但好好供养着，还要担心随时而来的清算和勒索，因此多数天天托请着熟人，打着劳军的旗号上门，试探着口风……
我就只要安坐吊鱼台，一边指挥部下，清点帮与库藏，一边等他们一点点的加码，直到我满意的水平。
费立国用来换取身家性命保障的所谓大礼，其实关于安禄山的一个密藏之地，和最后一批曳落河的下落。
说实话，我对这种东西不太感冒。
安禄山的曳落河据说在内乱中全死光了，作为四卫大将的熊雷和白虎营最先没于骆谷、然后是贺电和骆风的青龙和朱雀营，在洛阳之乱中负责守卫宫禁，面对安庆绪犯宫的绝对优势大军，几战几出几乎无人匹敌，最后得到安禄山的死讯，才举火**于洛阳大内，最后一个是玄武营朱云，奉命留守范阳，就近随便监视节度使史思明，结果安禄山一死就遭到了围杀，结果统将朱云自刎而死，残余下来的人马，都被史思明的假子军所并。
实在让我苦心经营试图练出一只精锐，想再会会这支让人印象深刻的部队，而颇有些大失所望。
而这安禄山的密藏，据说是安禄山在局势恶化之下，秘密使人将搜掠来的财富，藏在洛阳北邙山一带，并留下一小队曳落河为守护纭纭。
不过，就算真有这么一批人存留下来，没有补给也没有根据地情况，只能在困顿走向消亡
我不缺少什么财富，再加上在襄阳刚捞了一笔，因此我范而更在意的是费立国的本身所代表的一些东西，他居然是西京密营里拥有相当分量的一个人物。
安禄山位了谋反，处心积虑数十年，安排了无数的爪牙和密探，诸如象西京密营什么的，与龙武军的清风明月、乃至剃刀、锯齿等暗中交手的多了，坡有些大名鼎鼎的秘密组织。因此，我很感兴趣的是，战败身死后，严庄、高尚、张通儒等人手上，不知去向的这些密探组织名单和资源。
要知道出逃后严庄，最终就死在刑州刺史黄泉手上，而这位费立国却是黄泉曾经的心腹，不可能一点想法都没有。
“把这个消息，送给太子好了”我想都没想就下了决定“反正他那里靠的近，又正好有需要……”
当然。
我没想到，这一点点偶然之想，居然在河北造成了另一场风波和浩劫，关于安禄山密藏的消息被太子身边的某些人走漏后，洛阳附近的驻军纷纷派人进入北邙山，以协助搜索叛贼残余为名大肆索掘，安禄山的残逆和密藏是否找到多少，已经无从得知，但是那些前朝历代的帝后王侯的陵寝墓穴就倒了大霉了，被暴力手段罗掘了不少。
第二百七十六章 李白那些事儿
“这里事了了，我想去江陵一趟”
不出意料的一片反对如潮
“大人”这是随行书记杜佑的原话“断然不可”
“主上一身，牵系我等无数身家性命，诸多成败安危，企能轻易置于险地”这话将利害说的很是直白的，是崔光远的风格。
“大军之中，各有司责，哪有主帅亲置矢地，赴观敌境呼”这是岑参的飞急来书。
但，我这么决定，是有许多原因促成的。
其中重要的一条。
就是西北朝廷，关于详理使的定罪之争，也波及到了长安的龙武军，崔器和吕泯乃是西北出身的新贵，急欲籍以查办立功，对叛臣是一副深恶痛绝义愤填膺的态度，主张株连重处之以求稳重，分别按照情节和性质，有区别的对待，细分等定罪，判官李牺居中调和，更倾向于李，因此矛盾很大。
几次在皇帝面前公开争论互不相让，最后还是李以“河北百姓官吏多为贼挟，如法炮制，他们当如何自处，更何况还有相当的人口百姓在叛贼的控制下，如果不风青红皂白一并处之，这不是逼那些人死心为贼效力”，这条理由打动皇帝，定下头批处置的罪臣三百人的名单。
首定为大辟的就有十八人，包括了曾在安禄山朝廷任侍中、左右仆射的前宰相陈希列、张均、张自兄弟等人，唐朝之死刑，以斩首最重。如果是大辟。还要先在犯人脸上刺字，接着割掉鼻子，然后斩下左右脚趾。再用绣杖活活打死，最后砍下头，把骨肉剁碎，在街市上陈列，又称“具五刑”。西汉初年的开国功臣彭越和韩信，都是被处以大辟之刑地。也就叛国、谋逆等十恶不赦之重罪。有这种待遇。
他们地下场，对曾经被迫事贼的大多数人来说，更加惶惶然不可终日，这时候却有一种传闻，象崔广远等人一样，只要能拿到龙武军在关中活动时期，通信往来的证明，就可以脱身免罪。因此，龙武军出具地证明材料，被称为救命书，而炙手可热起来。我在长安的宅邸，也再次变的门庭若市起来。甚至有人打着张云容娘家人的旗号，从张妃那里，七拐八弯的找上门来。
这是一桩怎么做都要得罪人的差事。
而草原上由高达夫带队练兵地金吾军，也出了大事。
我只让他小心回纥人，没想到高达夫这位老将，居然很实心眼的和回纥人狠狠干了一战，冲突的理由已经不重要了，不论是回纥人收容了战败的部落，暗中唆使之袭击唐军，还是回纥人见财起意，试图抢夺唐军的战利品和装备，这已经是一笔糊涂帐。
作为以追击为名，跟逃跑的同罗人背后，发动突然袭击的一方，至少有三个新兵团队在所谓的误伤中，几乎全灭，还有两个团溃散，但是收不住胃口和野心地回纥某部，终于在高达夫的金吾本军中踢到了铁板，自以为得计驱使着溃兵冲进金吾军队列，并将其成功分割的回纥人，遇到了他们最头痛的混战。
那些被分割地士兵并没有如他们意料中的溃散，而是反过来用车辆和马匹将冲进中心地冒失鬼们困住，于是回纥人不得不尝到和唐军贴身步战的苦果，他们的马匹在火焰中惊窜和崩溃，他们骁勇的骑手在混战中，拼命挥舞着短兵器，却被长枪和弩机构成的小方阵一层层的摞倒。
至少有一千名回纥人成为俘虏，还有六千个首级被割下来，和他们的旗帜标志战马一起，作为交涉的证据，送到了受降城，这下轮到那位河西节度副大使马遂头痛了，他也不敢处置，一面急忙上报朝廷，一面派人押着这些东西，直接把球踢回长安来。
作为破坏与一个重要盟友的团结事件，虽然对方只是回纥的一个别部，连回纥九个大姓的边都沾不上，但现在正是回纥与大唐关系最亲密的黄金时期，不但大开边市互易，还由回纥大王子率领一只三万人的回纥军，在河北作战，因此由边境冲突升级而来的外交事件，再次因为双方敏感的身份，而变的微妙起来。
出了这档事儿，西北那些大大小小拥有有狐狸一般的心肝，兼具了豺狼或者秃鹫之类的美德和品质，的朝廷大员大老们，只怕又有借题发挥的机会，重新在长安的舞台上活跃起来。
我暂时离开以避免表态，或许有利于事态的发展。现在长安城里当然是，再次丢给任劳任怨的老黄牛韦老二当家，他家老头子是西北行朝里资格最老的宰相，兄长是南边小朝廷的御史中丞，比我更适合担待这些东西。
然后才是，纯粹我个人一点点的私心，我只是想去看看李白，顺便给自己放个假，自出成都以来龙武军就和救火队一样，到处疲于奔命的充当堵窟窿，补漏洞的任务。而这个时代大部分的名人，象杜甫已经收于门下，王维在官学开宗，王畅龄在成都受学，只要在世的我多已经见过，就剩这位诗仙了，顺便看看还能为这位已经很倒霉，将来还要更倒霉的老先生，做些什么。毕竟他已经五十六岁了，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来到这个时代之前对这位诗仙，我和多数国人一样有一种复杂而向往的情怀。
生于碎叶，五随入蜀，15岁学剑术，好神仙之道，20已经游侠天下，30岁已经名动京华40岁闻达上听奇一般的人物和经历。
异域情调、漂泊情怀其实充满李白所有诗文。李白是没有故乡的，或者说无处不是故乡，醉酒的地方就是故乡。他由碎叶入蜀。由蜀入荆楚入山东。由山东又辐射到大唐各地，沸腾地血液使他不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安住，他永远行走在漂泊地长路上。饮他的酒，洒他的泪，唱他地歌。诗人拒绝根的存在。这是彻底的漂泊情怀：把生命看做一场纯粹的漂泊，并这样实践着，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没有第二人的。
李白实在是中国诗人中的游侠。“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所有读书人心目中地偶像却不是他的偶像。他有时也说孔丘几句好话。那是他向往功名富贵了。在他眼里，游侠比皓首穷经的儒生光彩多了。“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意轻千金裘，顾向平原笑。吾亦淡荡人，拂衣可同调。”（李白《古风其十》）只有鲁仲连这样的侠客才是可与之同调的朋友。
李白自
五好剑术”，他二十几岁便“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今扬州）不到一年。“散金三十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这都是些游侠行径。即使闯进了朝廷，他那强横的乃至有些无赖的游侠脾气也是不改的。力士脱靴。贵妃捧墨，御手调羹。他要求权贵尊重他，皇帝也应把他当朋友才好。他不习惯仰视。他之信任自己远胜过别人对他地信任。这一切足以令权贵齿冷，令谦谦君子瞠目结舌。
但到这个时空，随着相关的人和事物，接触的点点滴滴越多，就越褪去那层神圣的光彩。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切。
据说当年李白、杜甫、高适三人，同为近交好友，一起出游，同时做客于北海太守兼大书法家李府上，一日饮宴，身长者兼主人地李突发其想说“诸君皆当今名士，何不学古人，各言尔志呼”
这其实就是南北朝传下来品评名士的遗风，对士林中地地位，有重大的影响。这三人，也同时代表了诗坛三大流派风格，一个是轻傲狂放的游侠派，一个忧国忧民的写实派，一个边塞特色的军旅派。
这时杜甫才33岁，李44岁，高；。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之时。
其中以李白最有豪情壮志，当先满饮一杯大声说，“凭小子胸中之才，如遇明主，为宰相之位，易如俯拾草芥，使寰宇大定，海内清一，谈笑间之事尔”，显然对自己的才华和未来的前途，充满了自信和自得。
最年轻的杜甫，生性比较敦厚，接着也说“至君尧舜、醇化风俗、济时爱民，不惜此身”，他主张的是王佐奉君，想魏征之流一样，做一面君王的明镜，也算相当的塌塌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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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高适则最低调，只是放下酒杯，笑笑说“古人云，陈力而就列，高某不才，自持才德，得一扬益节度使尔”却是充满了相当的现实和功利的味道，因此被人笑称为——高扬益。
所谓时事弄人，岁月苍茫，以要求最低的高适，反而政治成就最高，两度拜相，数出为节度使，历任扬州大都督、淮南节度使、剑南节度使，远远朝过了当初的抱负；
而杜甫虽然一辈子多数时间穷困潦倒，怀才不遇，最后要投靠高适养老，但起码还以出奔西北的义臣身份受到赏识，当过左拾遗、工部员外郎等官职，虽然不太得意，但起码有过报国的机会，世人称之为杜工部；
只有李白同学才情心气最高，却最是时运不济，自被皇帝放逐出长安就运气用光，一直在倒霉，晚年自以为投了明主，结果却是个遗臭万年的叛贼，自己也被当做叛臣一党流放夜郎。
这三个人的志向和境遇，可以代表安史之乱中大多数名士文人的典型。
关于当年李白被逐出长安的内情，我也曾经私下询问过，作为当年重要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