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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过去坐会儿吧。”他边说边向儿童游戏场那边指了指。
他们朝着长椅子走去，然后就坐在了上面。彼得·帕夫洛维奇把自己的公文包放在腿上。这位陌生人尽管没有特别举动也没有讲话，但他做出的样子让人更加同情。
“我现在就听您说了。”谢尔贡侧过身子面向他说。他本来想把话说得婉转一些，不知为什么舌头突然有点不听使唤，结果就脱口而出了。
他已做了可能会发生令人吃惊的事情的思想准备，可是又打消了这种念头。花白头发的男人把温暖的手轻轻地放在了他的手上，这使谢尔贡马上感到安心和惬意，这种感觉如同洗过澡躺在床上盖着暖烘烘的羽绒被一样温暖轻松。这时连一点令人吃惊的事情也没有发生。下面的事情也很自然，现在该这个男人向他彼得·帕夫洛维奇指出要办的事情了。当然，他得先听着，不听也不行。
“您应当什么时候把文件交给工作组领导人？”男人问道。
“19日，星期一。”
“定稿的文件应当什么时候从研究所交给部长？”
“星期三，21日。”
“到今天为止文件已写得怎么样了？”
“所有的素材都已经有了，但是它们是分散的，需要把它们写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文本。”
“这还需要多少时间？”
“很多。”
“怎么个多法？”
“确实很多，但我们会把这项工作很快干完，我们经验丰富。”
“彼得·帕夫洛维奇，您好好听我说，你们应当加快再加快地把文件写完。您听明白了吗？比你们计划的时间要提前整整两天搞完。您把那份文件拿给我。您可以送文件的磁盘来，不一定打印出来。您把材料拿来后的两天里，不得让任何人看到这份材料，也不得对任何人说材料已经写好。您能把这件事安排好吗？”
“我不知道。这太困难了。知道这件事的人可太多了。比如打印的人，他就知道文件已经写好。如果我不向领导报告文件已经写好，谁都觉得不可思议。”
“您就说，您把文件带回家了，您需要认认真真地看一看。这份文件极其重要，因此办这件事不能露出丝毫破绽而引起别人的怀疑。彼得·帕夫洛维奇，您应当完成这件事。您一定，一定要亲自把这件事做好。您交给我材料的时间是星期五，2月16日。2月16日，您带着录有定稿文件的磁盘回家去。在路上我向您迎面走过来，接着我就把磁盘拿走。到2月16日还有三天。这三天内我向您发功，使您处于迷睡状态，您照样去上班，履行自己的职责，作出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您有一种意念：我是您的一部分，是您知觉的一部分，我在密切注视着您对于我所吩咐的事情的完成情况。您不要把我们见面的事情告诉任何人，但您要念念不忘您应做的事情。您要竭尽全力在指定的期限前出色地把事情办完。您听懂了我的话吗？”
“听懂了。”谢尔贡木讷地应了一句。
星期五，2月16日，在回家的路上彼得·帕夫洛维奇，谢尔贡再次同那个眼睛又黑又亮、头发花白的男人相会并将一个磁盘交给他，磁盘上录有长达六十页的一份分析材料。这一次，陌生男人带了一只大书包，他从书包里掏出一台便携式计算机，把它打开，装入磁盘进行检查。谢尔贡把自己应该带的东西都带来了。一般说来，卡尔从不怀疑，经他发功进入迷睡状态的人会不服从命令，但是为防备万一，还是应当进行一下检查为妙。他心生疑窦，要是磁盘没有巧妙的保护装置，使人无法复制甚至没法看可怎么办？如果谢尔贡把磁盘弄混了，匆忙之中从桌上拿来的不是需要的那张磁盘又怎么办？这些也许还算不上最要紧的，倘若磁盘是拿到手了，也解除了谢尔贡的迷睡状态，才发现磁盘是假的，那以后可怎么办呀？
然而，一切都正常。
“您将永远回忆不起来，我是如何对您进行暗中监视的，”卡尔·里菲尼乌斯盯着谢尔贡的脸并握住他的手说，“但是，您将记得发生在我们之间的一切事情。记得交给我一张录有重要材料的磁盘，两天后您将把这份材料呈送给领导。无论何时您知道了，有人使用了这份材料，您也不要大惊小怪和生气。您就说，这种事情只是一般的巧合。因为当一种想法在一个人的头脑中出现的时候，这种想法完全可能在另一个人的头脑中也出现。只不过是有的人先想到，而有的人后想到，这都是正常现象，在科学上这样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因此丝毫不值得气愤，也用不着说三道四。我希望您能充分理解我做的事情，只有这样您才能信任我。我可以抹掉您的记忆，使您再也想不起，我们曾经会晤过以及您还给过我一个磁盘。但是，明天您就得去上班，并且您还得再次修改这份材料。可是，几天之后您将从新闻媒体中知道，有人把您的这份文件中的思想观点说成是自己的。当然，您会因此而感到气愤，挥舞拳头说要追查，在工作人员中查找吃里扒外的家伙、泄密者，一句话，要找出走漏消息的人。然而这类人好像没有找到。您使好人蒙受委屈，您煽起了自己部属的反感情绪，都来反对您。这件事最终也会查个水落石出的，原来这是您自己捣的鬼。于是您作为学者、领导人和军官将身败名裂。因此，您应当牢记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不要干蠢事。如果您能正确把握自己，任何人休想知道一点情况。如果您不听我的话，那倒霉的只能是您自己。因为您回忆不起我长得是什么模样，您永远不会认出我来。这样一来，人们还会把您送进精神病诊疗所。您相信我吗？”
“是的，”谢尔贡压低了嗓音说，“我相信您。”
“您能照我说的去做吗？”
“能，我一切照办。”
“您重复一遍，您应当做些什么。”
“我不认识您，我也不记得您如何进行暗中监视的。我们从未见过面。我曾向某人提供了一个磁盘，可是，已完全不记得交给了谁和为什么这样做。我应当对此守口如瓶。”
“好极了，彼得·帕夫洛维奇。现在我就解除您的迷睡状态，请跟我走，慢一点，别着急，我为您引路，我认识路，请您信任我……”
9
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钦措夫陷入恐慌之中。马利科夫的经济后盾以及智囊团中最得力的助手相继离开了他。尤尔采夫死得不明不白：据目击者说，他当时气色不好，看上去不大正常，不时地用手揪头发，后来他找一个银行家谈贷款的事，被银行家拒绝了，他紧接着向旁边跨出两步，从口袋里掏出毒药吞了下去。也许他并非自杀，而是被他的对头谋杀的，奥列格·伊万诺维奇·尤尔采夫在世时为人专横严厉，对人毫不留情，这不，报复来了。
那天晚上，伊佐托夫议员准是喝多了，竟把自己的妻子往车轮下推。是鬼迷了心窍，还是出于嫉妒？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杀死了妻子，现在正蹲在监狱里遭人唾弃。真是个糊涂虫，愿上帝宽恕他。
至于谢苗诺夫，更是个十足的蠢才，开车把自己撞了个粉身碎骨！他年轻时就是这个样子，到死也没能改变。别人都能遵守规章制度，惟独他对此视而不见，他唯一会干的事就是酒后开车。
这些都是三天前的事了。昨天总统在家乡的演讲向全国转播后，叶甫根尼·沙巴诺夫上吊自杀了。谁能相信这是自杀？毫无疑问是有人杀了他。沙巴诺夫干得太过火了。跟他说过多少次，要小心谨慎，要想前进一步必须先做好后退两步的准备。可他呢，忘乎所以，把总统对家乡的视察变成了一场杂耍表演。只有傻瓜才猜不到，这些完全出自一人之手。是谁安排的日程？是沙巴诺夫。是谁建议总统一大早就前往墓地拜祭父母？是沙巴诺夫。他明知道如果天气预报今天是零下二十度，那么上午便是零下三十度，下午才会稍微暖和些。是谁负责总统的穿衣打扮，设计总统的形象？还是这个沙巴诺夫。他不让总统穿厚底靴，于是总统穿着单皮鞋，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在墓地整整走了一个小时。是推为总统起草的演讲稿？又是这位沙巴诺夫。他真是个白痴，居然敢把总统的演讲变成一场小丑表演。你如果想制造噱头引人注意，大可自己买票去看马戏，何必在这儿故弄玄虚？
总统有冤家对头，这是事实。但他也有不少支持者。就是他们干掉了沙巴诺夫。太可惜了，可是还能说什么呢？没有沙巴诺夫，事情就难办了，可话又说回来，是他自己自作自受，活该如此。
自从昨天深夜得知沙巴偌大的死讯后，钦措夫一直在想这件事。但午饭前，他的注意力转到另一条可怕的消息上：马利科夫——未来的内务部长在大门口被一个疯子枪杀。毫无疑问，这个疯子当场被捕。事情发生在上午10点左右，当时街上人很多。疯子虽然被抓住了，但却于事无补：在警察和救护车赶到之前，这位未来的部长已经死了。
这时，钦措夫想到，那些害怕帕维尔·绍利亚克出狱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淘汰出局，几年前，正是为了维护这些人的利益，对一些地区政府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就是这些人将这些地区变成了武器与毒品的转运站。难道有人知道这些？难道他已经开始有计划地消灭对手？
不，这不可能，钦措夫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尤尔采夫在众目睽睽之下服毒自杀；伊佐托夫亲手把妻子推到车轮底下（如果有人想算账，那也不是针对伊佐托夫，而是针对他的妻子）；谢苗诺夫自己出了车祸，车里除了他以外没有第二个人；沙巴诺夫似乎不是自己上吊自杀的，这极有可能是他的对头干的，因为他把总统给耍了；至于那个被疯子枪杀的人，疯子毕竟是疯子，无法理喻。钦措夫努力把这些愚蠢的念头赶出脑海，他对自己说：“什么也没发生，只不过是巧合而已。”
但无论如何，怀疑总是存在的。首先值得怀疑的是帕维尔·绍利亚克。可是过了一会儿，钦措夫醒悟过来。他笑了，这关帕维尔什么事？如果说绍利亚克想借此敲诈钱财，还可以理解，可是杀了这些人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什么好处也没有，这些人没对他干什么坏事，他也犯不着和他们算账。帕维尔能提供有偿的帮助，这说明他是个头脑清醒，脚踏实地，不冲动轻率的人。不，肯定是别人干的。帕维尔·绍利亚克与这些事没有丝毫关系。
但是应该考虑到，马利科夫的竟选班子又少了五名成员。而这五个被淘汰出局的人给马利科夫提供的竞选资金最多。马利科夫的背后是一个靠走私武器、毒品、动物发家的犯罪团伙。几乎每个总统候选人的身后都有一个财团支持，只是它们犯不犯罪罢了。一些总统候选人的背后是石油、天然气财团，一些则是重工业财团，还有一些靠的是银行家的支持。每个财团都遵循自己的利益准则，每个都需要自己的总统，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早在苏联时期，就有一群人在边境和海关开辟了“窗口”，并借此向使用“窗口”的人收取巨额贿赂。那时，商品极度短缺，投机生意盛行。狂热的投机者通过这些“窗口”在社会主义国家内来回穿梭，把各式各样的日用品大批大批地运往俄罗斯。还有一些人通过这些“窗口”进入了梦寐以求的西方世界。后来到了90年代初，商品紧缺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但“窗口”仍旧保留了下来。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应该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它。马利科夫的身后正是一些与边境和海关有着稳固联系的人。
与此同时，刚刚走出地下状态的影子经济正在迫切地寻找一条途径，以便能将多年积累的资本有效地投入到公共事业中去。于是“窗口”的拥有者和制作、销售针织品的商人走到了一起。既然有生产针织品赚的钱，又有那个年代在边境和海关遗留下的漏洞，为什么不将二者合二为一呢？于是两个集团便开始谈判：喝了点上好的白兰地，洗了洗桑拿，双方便达成了协议。“窗口”的拥有者说：“我们完全有能力将任何货物非法运至境外，却没钱购进真人的好货。现在我们不愿像过去那样零打碎敲，而想趁此机会干些大买卖，不让这个大好机会浪费掉。而你们，亲爱的先生们，有的是钱，但却没有合适的投资项目以便迅速获得巨额利润，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满足于一个可以获利的投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