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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斯佳和尤拉·科罗特科夫配合得很默契，有时两人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同一件事。眼下，他们默默地喝着咖啡，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尤拉打破了沉默，他刚说了几个字，娜斯佳已猜出他下面要说什么了，好像她非常清楚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似的。
“阿萨图良身上有一个记事本……”科罗特科夫开始道。
“而另一个人，实际上就是第一个人，因为他被杀得早，为什么他身上什么也没有呢？口袋里空空如也。钱夹和钱留下了，其他东西都拿走了。尤拉，你是男人，你说说看，男人会这样吧？除了钱，身上什么也不带，女人我知道，若她只是拿着钱包和塑料袋去最近的商店买面包，倒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若她带着包，包里就会应有尽有。而且钱包里除了钱之外，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什么票据啦、名片啦、记电话号码的小本子和郊区公交车辆时刻表之类的东西，有些人的钱包里还放着身份证。男人是怎样的呢？”
“也和女人差不多，”科罗特科夫笑道，“他们的钱包差不多就像一个城市档案馆。口袋里也会放一些东西：手帕、梳子、香烟、打火机、避孕套。眼下还时兴放软盘、电子记事簿之类的东西。”
“杀害阿萨图良的凶手一点儿也不在乎警察会很快追查到他。也就是说，凶手对此无所谓。若杀害白头发男人的凶乎和他是同一个人，那他为什么会尽量掩饰，不让警察查清他是谁呢？”
“你是想说，他们是被不同的人所杀，而且动机也不同？”
“不，尤拉。我想说的是，白头发男人有所不同。我们白白地浪费了许多时间去调查加里·罗伯托维奇的关系。有人诱使我们这么做，我们上当了，就像两个小傻瓜。我们调查了石油商人的许多熟人，可以肯定地说，调查这些人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追查到凶手。白头发男人的案子为什么会有所不同呢？也许是他和凶手的联系太紧，查到死者的身份，我们就可以立刻查清凶手是谁，或者是有别的什么原因。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行啊，你！”科罗特科夫说道，“你还真理出了点儿头绪。而我脑袋里简直是一团浆糊，搅也搅不开。怎么样，回家吧？”
“走，”娜斯佳同意道，“反正绞尽脑汁也不会想出什么了。”
他们穿好外衣，一道出门，但并不急于去地铁站。娜斯佳回家应该在“特维尔斯卡亚”站上车，但她不愿意路过水洼和泥泞的地方，所以她决定去“契诃夫”站乘车。
“走到‘大剧院’站乘车吧！”他说道，“我们透透空气。”
娜斯佳顺从地与他并行着。她一开始并不准备散步，但想到尤拉的女朋友快过生日了，也许他想买件礼物送给她，希望娜斯佳给他做参谋。
果真如此，科罗特科夫拽着她去了几家商店。最终，他们为柳德米拉选了一套孔雀石饰物，娜斯佳也为自己买了一件连裤袜。
帕维尔的自我感觉非常不好。但他知道，这很快就会过去，只需忍耐一段时间。同他领导的小组的其他成员一样，他也有特异功能，但他的功力较弱。他可以迫使一个人呆立不动、虚弱无力、不反抗，但这也会使他大伤元气，发完功之后，他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但丽塔做这些事就毫不费劲。控制一个人的意志，改变其想法，帕维尔·绍利亚克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至于说列米哈伊尔·拉尔金，那他可是无所不能。
帕维尔出生在匈牙利，他父亲是一名武官。他的童年是在戒备森严的苏联使馆里度过的。
那时，他的名字叫弗拉基米尔，姓也跟现在不一样。他是一个能干、快乐和容易相处的男孩，能熟练他说两种语言——俄语和匈牙利语，因为父母没有送他到为大使馆孩子开设的俄语学校上学，而是把他送到市里为党、政高级干部子弟设立的匈牙利语学校学习。瓦洛佳有许多朋友，他经常到同学家去做客，这是其父母与自己儿子的朋友的父母接近的非常好的、便利的机会。
那时候，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就是后来当上了克格勃主席并改变这个容易相处的小男孩、武官的儿子一生的人。可当时谁会知道呢……
在匈牙利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全家搬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发生之后，他们举家返回了莫斯科。那时他17岁，正好中学毕业，能自由地用匈牙利语和捷克语对话。他顺利地考进了克格勃高级学校。当然，在入学之前，他还需要在军队服役一段时间。瓦洛佳并不惧怕这一点，他的身体很棒、很健康，同时他也很守纪律。
当兵对他来说确实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的表现很好，可以说，他是心甘情愿地服役的。按时作息，整理内务，训练，擦地板——这些对他来说都显得很轻松，一点儿也不觉得是一种负担。因为，父亲从小对他灌输的就是这些。无条件服从上级，铁的纪律和遵守规章制度。不应该有丝毫个人想法，不应该有丝毫迟疑，你的任务就是服从，瓦洛佳能够做得很好。
服役过后，瓦洛佳开始在高等学校学习。他很能干，记忆力好，反应也快，拥有外语天赋。前驻匈牙利大使1967年就当上了克格勃的主席，他仍同瓦洛佳的父亲保持着私人友谊。毕业之后，年轻的军官被留在了克格勃的总部机关工作。主席经常使用瓦洛佳所掌握的小语种的知识，常让他担任一些重要谈判的翻译工作。
一个偶然的机会，瓦洛佳知道克格勃有一个绝密的实验室，它专门研究催眠术和其他非常规方法的使用问题。他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找了个借口进了这家实验室，想看看他们研究的究竟是什么。
“瞧，”有人对他说，“特制的脑照相机，我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它可以很快判定，一个人是否有潜力，是否能胜任工作。想试试吗？”
给他戴上头盔，接通了传感器。不知什么东西嗡嗡嗡地响了起来，不一会儿，摘掉了头盔，结果也出来了。
“你有天赋，但不大，”实验室的人对他说，“但很明显，你并不知道自己的天赋，也没有研究过它们，当然就更谈不上去发掘了。你身体里的生物电流很强，但你不会控制。”
“那怎样去控制呢？”瓦洛佳惊讶道。
“需要训练，我们研究了一套专门的方法。你知道吗？一个人拥有的天赋不会很多。应该学会控制、使用，否则这种天赋就会沉睡在你的机体内。需要训练、完善。我现在给你讲一些你闻所未闻的事情，”实验室的人继续道，“大自然非常慷慨地赋予了人们生物电流潜力和各种能力，对自然界来说，这实际上并不是个别现象。但从没有人去解释这种现象。若发现有人拥有这种天赋，这人会被视作是不正常的。在有的情况下，一些人会被视作是圣人，而一些人则会被认为是巫师或者巫婆，会被扔到火里烧死，而另一些人则会成为萨满、巫医。虽然各人不尽相同，但事实上是一回事，都认为这种能力是特殊的、非正常的。许多人根本就不相信这些，认为是在招摇撞骗。那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天赋并不经常出现，也就是说太少了，其拥有者会控制和使用这种天赋的就更加少之又少了。随着技术的发展，在当今时代，我们已经能够测量到每个人的生物电流潜力。我们还弄清楚了，并不是那些特殊的人才具有这种能力，而是八分之一到七分之一的人有这种能力。其中，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的能力还相当大。但只有万分之一的人能够利用这种能力去做一些事情。其他的人的能力则不大，只有当他们手中的碗常会不可思议地碎裂，或者能感受到别人头疼或者头疼已经过去了，别人对此感到奇怪时，他们才能感受到自己有这种能力。总之，在这方面我有许多话可以说。但要是简短一点，我们已经研究出了一套专门的训练方法，学会它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你要是愿意，可以经常过来学一学。”
于是，他就开始经常往那个秘密的实验室跑。他是主席的私人翻译，身边的宠儿，老朋友的儿子，实验室对他自然无保守秘密可言。实验室的最大研究成果就是将生物电流的使用与传统的、自古就存在的催眠技术的使用结合起来。效果非常好。瓦洛佳不仅学会了使用自己具备的不高的天赋，而且还掌握了许多方法。他知道，拥有天赋是远远不够的，这只是与生俱来的。而知道怎样训练、怎样完善才是最珍贵的。因为，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天赋高于平均水平，而八分之一到七分之一的人则天赋惊人。但会训练、自我完善的人则很少，只有那些有幸接受训练的人。
对于他的这个兴趣，主席当然是知道的，因为是他允许瓦洛佳去实验室的。看到瓦洛佳花费了大量时间在自己的新爱好上面，主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问道：
“小伙子，你这是为什么？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不为什么，”瓦洛佳一脸笑容答道，“或许什么时候有用。比如说，保险柜的钥匙丢了，那就不用去切割或请师傅来了，我用目光就能把它打开。”
他们两个都被这个小玩笑逗得哈哈大笑。主席是个文雅、有大学问的人，他经常写诗，但缺少幽默感。瓦洛佳的玩笑正好合他的口味。
后来，主席成立了一个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特别行动的处。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让瓦洛佳到该处去工作。
“你选一下，想到哪个组工作，匈牙利还是捷克。”主席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向刚刚被提升为少校的瓦洛佳建议道，“和你父母一样，这两种语言你都很精通。”
瓦洛佳想说句玩笑话敷衍过去。这个建议来得太突然，他感到非常不快。但主席表现得很坚决，甚至有点强硬。
“您知道的，”瓦洛佳有点急躁地说，“我做不到。我不能去反对那些我生长过的地方的人们。他们是我校友的父母，他们差不多在我穿开裆裤时就认识我，我常去他们家过生日！再说，他们也是我父亲的朋友！”
“你父亲与他们交朋友也是为了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明白这一点的。那些人有一些别的想法，他们完全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敌人。你父亲从未忘记这一点。正因为此，他才没有将你送到大使馆学校上学，而是送到了市里的匈牙利语学校上学，目的就是要通过你结识他们，走进他们的圈子并使我们自己的人打入那个圈子。你应该继承你父亲的事业。”
“为什么使馆其他工作人员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市里的学校？”瓦洛佳问道，“如果说这对我们的事业很重要，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主席笑了，但这是一种无法察觉的笑容。
“因为他们的孩子是傻瓜。他们的孩子没有学外语的能力，也没有教他们学匈牙利语，因此，他们的孩子只能在大使馆设立的俄语学校学习。你有这方面的天赋，你学起外语来很轻松。我和你父亲发现你的才能后，决定要利用你的天赋。我希望你不要让我们失望。你是使馆孩子中唯一能在全城自由地逛来逛去并且有许多当地朋友的孩子，其他孩子只是随父母坐车外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使馆的小圈子里度过的。你和他们不同，你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国外度过的，现在到了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请，请别逼我，将我派到别的组去吧，只要不去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别的国家我都愿意去。”
“要么去匈牙利，要么去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冷冷地答道，“你选吧！”
“我既不去匈牙利，也不去捷克斯洛伐克。”瓦洛佳声音不高、很慢，但很清晰。说完他转身就走。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也未被调走。主席没有再跟他提这件事，也没有向他提什么新建议。
三个月后的一天，瓦洛佳值班，有人从克格勃的医院里打电话来，要求派一名懂几国外语的军官去医院。原来，救护车送来了一个男人，好像是被人痛打了一顿，自己感觉很差。但他身上没有证件，不会说俄语。从外表和穿着来看，像是从国外来的，不像是来自苏联的其他地区，总值班员打发瓦洛佳去那里了解一下情况。
在医院的接待室里，他接受检查之后，有人让他稍等片刻。不一会儿，三个健壮的“公牛”闯了进来，他们不由分说地将瓦洛佳的双手反剪到背后，脱下他的裤子，露出臀部，将一管冬眠灵注射了进去。这种做法完全是针对精神病发作、对社会构成危害的病人的。
几天后，医生认为不需要再对病人注射安眠药了，瓦洛佳苏醒过来了。
“我怎么会在这里？”瓦洛佳恐惧地问道，“肯定有一场误会，可怕的误会。你们把我当成别的什么人了。”
“怎么会认错人呢？”医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