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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早，谢梅内奇①给我打电话，说刽子手又出现了。”
①指科诺瓦洛夫将军。——译者注
“真见鬼！”娜斯佳脱口而出，“我们还没有理出头绪呢，这次是在什么地方？”
“在你预见到的地方，不过，倒有一些令人高兴的东西。谢梅内奇说，按照你的建议，刽子手应该在你预见的那四个州活动。他还说午饭后等你，让你看看一些新资料。”
“明白。现在请说说那条坏消息吧。”
“那个谢梅内奇，现在是离了你就不行，”戈尔杰耶夫不再骗她说，“他让我告诉你，根据刑侦材料，刽子手的牺牲品一个也没有搞清楚。几十个人对案件进行了研究，始终没有搞清楚死者是不是这名刽子手杀害的。”
“这么说来，是我错了，”娜斯佳说，“这也没有什么，否定也是个结果，从中也可以得出有益的结论。看来，刽子手多半不是民警机关的工作人员。白白地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我真是个傻瓜，十足的傻瓜。应该立即检查一下，而我昨天才想到这一点。”
娜斯佳气得脸涨得通红，连声音都发颤。戈尔杰耶夫却装出一副什么也没有发现的样子，也没有安慰她，他太了解娜斯佳了。
“还让我做什么呢？”戈尔杰耶夫高兴地问道。
“先说说那条不好不坏的消息吧。”
“那辆整夜停在你家窗户下面的汽车是钦措夫·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先生的。他是杜马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是个小人物，不掌握大权。关于这个人的详细情况及其私生活以后再谈。好了，娜斯佳，想不想听下一条消息？或者对此还想补充什么？”
“没有什么可补充的，够了。”她笑了笑，看得出，她已经完全恢复了常态。
“有人向不久前被杀害的讹诈者的证人们出示了当时被拘押在法院精神病研究所的基里尔·巴扎诺夫的照片。祝贺你，娜斯佳，你击中目标了。”
“他们认出来了？”娜斯佳叫了起来，“莫不是你在糊弄我吧？会这么走运吗？”
“你说什么呀！”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两手一摊，“怎么不会呢！不过我不认为是走运，你从哪里找到的关于讹诈者被害的案情资料的？”
“从我的档案资料里找到的。你还不知道吧，我有一个自己的档案资料，记载了十年来未侦破的杀人和强奸案的案情。”
“你弄这个干什么？”
“破案用啊，”娜斯佳耸耸肩，“通过对收集到的案件资料进行分析，按特征和性质，用表格的形式对各种犯罪进行分门别类。在卢琴科夫被害和基里尔·巴扎诺夫被捕后，我查阅了一下我的档案中收集的外貌同巴扎诺夫相似的凶手的材料，凶手也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用手枪行凶。”
“这就是说，你想说明，你一直利用自己建立的档案资料破案？”戈尔杰耶夫说道。
“当然。我把每一起新的未侦破的悬案都记入我的档案，然后再进行分类……你知道吗？”她笑着说，“我就像个集邮家，每天晚上都要打开自己的集邮册，拿起放大镜和镊子，欣赏着自己的文化财富，把邮票搬来搬去，进行分类。我就是这样，把每一分钟都用在了与这些案件打交道上，堪称为犯罪侦查学方面少有的勇于献身的人了。”
“这就是说，我说得对，没有什么走运不走运之说，”戈尔杰耶夫果断地说，“这是你许多年来顽强工作、细心和耐心劳动的必然结果。孩子，你成功了，作为奖赏，我现在还要告诉你一个令你最激动的消息。”
“第五条消息？”娜斯佳惊讶地说，“您不是说，总共只有四条消息吗？”
“这是第四条消息的延续。你得有个思想准备，可不能晕过去哟。我们的基里尔·巴扎诺夫，如你猜测的，他有父母。到目前为止，他的父母一直感到奇怪，是什么使他们的孩子成为这个样子。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一个温顺听话的年轻人，不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不贪酒，有时爱发火，易激动，但很快就会过去。我们请巴地扎诺夫的父母回忆一下讹诈者被杀的那一天，也就是1993年的4月。几乎三年过去了，当然，三年多点儿。我们主要问一些常规性的问题，诸如巴扎诺夫那时有没有新结交的熟人，这些人有没有钱等等。据他父母说，巴扎诺夫生于1972年，1990年秋季征兵时，他年龄正好够服役条件，所以应征去服役。1992年11月份复员，1993年的春天到了莫斯科。就是从这时起，出现了各种莫名其妙的不可思议的事，或者说是不可思议的莫名其妙的事，娜斯佳，我不知道该怎样说更好些。巴扎诺夫的母亲还记得：1993年4月12日，巴扎诺夫在家里曾打碎了一只玻璃杯，把右手的手掌划破了。当时他好像是从厨房把一只茶杯端到自己的房间去，不小心绊了一下，摔倒在前厅，手掌扎进许多玻璃碎片。他母亲清楚地记得，这天是4月12日，因为在这之前，在这一天，全国都要庆祝宇航节。巴扎诺夫娜时还很小，对与宇航有关的所有东西都非常激动，总之，与所有的小男孩一样。当母亲用碘酒给他擦手掌，他疼得差点叫起来，母亲就说：‘瞧你，基罗奇卡，这点疼痛都忍不住，可不像个男子汉，你喜欢的那些宇航员可是什么都不怕的人，他们多么勇敢，你就不能忍一忍？行了，为了庆祝这个节日，你就忍耐一下吧，这也是你喜欢的节日。’当时，巴扎诺夫的父亲和妹妹以及一个当护士的邻居也在场。后来，你的朋友尤拉·科罗特科夫去精神病研究所，看到了巴扎诺夫手掌上的伤痕，痕迹非常明显。他问巴扎诺夫，这是怎么回事，你猜，巴扎诺夫是怎么回答他的。”
“他怎么说？”
“他说他一点儿也记不得了。”
“怎么说记不得呢？”娜斯佳皱起了眉头，“怎么可能记不得呢？”
“反正他就是记不得。科罗特科夫又问他，你还记得，你是怎么从部队回来的吗？他说，记得，讲他如何到达莫斯科，父母怎样迎接他，甚至还记得，他的母亲接他时穿的什么衣服，他的妹妹梳的什么发型；记得1993年的新年家人是如何迎接他的；记得1993年的‘三八’妇女节是如何庆祝的；唯独不记得4月中旬手掌被割破的事。他连‘五一’节都干了些什么都还记得：在维诺库尔，一会儿玩，一会儿又不玩，一会儿捉鱼，一会儿又玩……顺便说说，曾经有一个专家对我讲过，智力低下者往往记忆力极好，他们可能不费力地把书整页整页地背下来，这能帮助他们正常地结束学业，乃至大学毕业。看来，巴扎诺夫的记忆力极好，但对4月中旬发生的那件事出现了记忆模糊，你记不记得，那讹诈者当时被打死了没有？”
“打死了，”娜斯佳说，“是4月12日被打死的，那是一个早上，大约11点钟，巴扎诺夫是怎么了，是严重的精神病突发，杀了人之后记忆力丧失？”
“那不可能！”
“可能，但不会是这个样子。倘若这是一种病，那么在杀死卢琴科夫之后，他的记忆力会丧失得更加严重，巴扎诺夫应该会忘掉所有的与杀人有关的事情。但他却记得所有的事情，甚至于细节，且记得那么清楚，以至于口供完全是颠三倒四。”
“好吧，一会儿再作定论。先听我说。还有些事需要告诉你，正是由于你非常投入地工作，所以你才不知道这一切。需要顺便说一下的是，科罗特科夫废寝忘食，满城市跑来跑去，收集情报。而你对他的情报却没有任何兴趣，就好像忘了，除了你的刽子手之外，还会有其他的犯罪案件，而这些案件也需要侦破。我再接着前面的话讲下去。大约是三个星期之前或许更长一些时间之前，巴扎诺夫的母亲曾经看见儿子与一个男人在一起，这个男人长着一副讨人喜欢的外表。她不认识这个人，更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她又觉得面熟，她努力地回忆着，终于想起，她曾经见过此人，而且也是与巴扎诺夫在一起。不过，这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也就是在巴扎诺夫的手受伤之前不久。”
“在这之前不久，确切吗？”娜斯佳问道。
“完全是前不久。对，是前一天。这是巴扎诺夫的妈妈说的。母亲还问过巴扎诺夫：这个人是你的熟人吗？真讨人喜欢。不过，巴扎诺夫并不明白妈妈说这话的意思。妈妈又提醒他说：与你一起从商店出来朝公园走去的那个人，你是不是以前就认识他，我三年前就见过你们在一起。儿子的双眼中流露出空虚和纳闷。结果，母亲什么也没有问出来。当然，应该说她没有追问下去，因为，第一，这对她来说无任何重要意义；第二，她始终记着，她的儿子智力低下，虽说是轻度低能，但毕竟没有得到正常的发育，因此，要求他准确和确切地作出解释是愚蠢的。而我们的科罗特罗夫却使巴扎诺夫道出了一切。在这一点上，他确实比巴扎诺夫的母亲更有原则性和耐力。科罗特科夫倾其所能，硬是强求这个可怜的人回忆起了那个在各方面都令人喜欢的叔叔，只不过很费劲。巴扎诺夫说：那天他下班回家，有一个人朝他走来，请求破一张面值十万元的纸币。巴扎诺夫在衣袋里翻了一阵，凑了一些钱，然后反复数着那些零碎的纸币，但总是数错，最后终于数清，可距十万还差约一万五，叔叔道了歉，将面值十万的纸币收了起来。因为是同路，所以他们就一起走了一会儿，再没有别的什么了。这是巴扎诺夫第一次见到他，以前与他从没有交往。所以当妈妈说这是他的老熟人时，他说没有印象。但是，娜斯佳，这仅仅是开头，你知道吗，问题就出在这里。”
戈尔杰耶夫递给娜斯佳一张纸。
“给你看看。考考你的记忆力和注意力。”
“这是什么？”娜斯佳接过纸问道。
“对巴扎诺夫母亲的审问记录，你看一看。”
娜斯佳迅速地在纸上扫了几眼，她一下子就看出了这是科罗特科夫的笔迹，字大大的，虽不漂亮，但很清楚。“年龄大约40岁左右的男人，略黑的皮肤，长长的暑发，像个歌唱家。姓马卡列维奇，大大的秃额角，个子不高，比巴扎诺夫矮些，巴扎诺夫的身高是1。73米。穿着考究，虽是高档服装，但颜色不鲜艳。高加索人？不，不像，这怎么会是高加索人呢？要知道，高加索人的穿着可是别具一格。人们都穿着深红色的男式短大衣，或者是绿色的长长的大衣，就像时装杂志上的那些模特。总之……不像，高加索人的穿着习惯与众不同。而这个男人，虽说皮肤黝黑，头发深色，但不是高加索人。”
“这正是尤尔采夫死时，人们在《俄罗斯》杂志上见过的那个男人。”娜斯佳说。
“哎，可别这样绝对地判断，”戈尔杰耶夫谨慎地说，“是那个人，或不是那个人，我们尚不得而知。今天午饭后，巴扎诺夫的母亲和一些石油商聚会的参加者要来这儿，我们想给他们照个合影，然后把这张合影和另外几张照片给巴扎诺夫看，让他指认出曾找他破钱的那个男人。这项工作由多岑科来做，你呢，则要考虑一下：巴扎诺夫，固然不是伟大的思想家，甚至完全相反，但是，在他的行为和言谈中应该有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当然，这一规律性是建立在健全思维的基础之上的。你做做这方面的工作，他能撒什么谎，说什么真话。同时还要考虑一下由此得出的结论，以及如何进行验证。3点钟之前，谢梅内奇要找你，那么下班之前你到我这儿来汇报一下情况。”
娜斯佳回到自己的房间，把随手扔在桌子上的衣服挂到衣柜里。之后烧开水，准备泡咖啡。她若有所思地从包里取出昨天去科诺瓦洛夫将军那里时随身携带的一摞文件，顿时，一股怒气涌上心头，她失去了理智，无情地把她用计算机精心编制的名单和表格全部撕得粉碎，扔进了废纸篓。“傻瓜！没有头脑的人！”她气呼呼地说着，又把一卷纸撕成了两半，“为什么你昨天才想到这一点呢：你应该想到，应该首先检查什么。首先你要相信，刽子手的牺牲品是那些记录在案的人。真是个十足的糊涂虫！两个星期就这样白白地浪费了，本来，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你可以做大量的工作，而你却干了些什么，鬼知道。应该把你从这项工作中开除出去！”
愤怒的责骂随着纸张的撕毁结束了。水开了，娜斯佳泡了一杯浓浓的咖啡，点上一支烟抽了起来。她的双手还在剧烈地颤抖，心还在猛烈地跳动，但恼恨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终于，娜斯佳·卡敏斯卡娅对自己说，如果我不编出人员的名单，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在三起案件发生后的大约三至四个月后，在相应的一些州中曾进行了干部的突击变动，而且，刽子手目前正在有步骤地消灭这三起案件的当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