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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参加。这句话使我很恼火。我知道不会有人跟我一起参加的，我没有一个可以共享一张餐桌的朋友，周围的人都在兴高采烈地谈笑风生、熙来攘往地尽享欢乐，而只有我一个人将独自进餐，这种想法使我的情绪十分低落。
当告示遍布公司各个角落，人们的谈话内容更多涉及聚餐的时候，我的心情变得越发恶劣了。它已经真正变成了一种强迫症。当聚餐的日子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然后一天一接一天地逼近时，我发现自己绝望地期待着发生一场天灾人祸，使那项活动被迫停办。
星期二，聚餐将要举行的前夜，我甚至在考虑要不要请病假。
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对聚餐活动有近乎病态的恐惧感。我估计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我对于工作的不适应；最近发现自己平庸得无可救药；我和简的关系开始动摇。我的自尊和自信终日都很低下，我想我的自我怎么可能在聚餐活动这份儿苦差事中坚持始终。正如查理。布朗所说，“我知道没人喜欢我。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借用节日这种形式再一次提醒我呢？“
准确说这其实并不是什么节日。但是它跟节日遵循着同样的准则。这个活动只能使我更清醒地领悟到：我是个无名之辈，没人能够看得见我。
聚餐活动计划从中午12点开始，两点结束，在自动化界面公司大楼后面一大片绿化带周围举行。11点45分，楼上一位跟德里克一起吃午餐的人走进办公室，向德里克问了声“准备好了吗？”两人一起出去聚餐了。他们谁也没有跟我说话，谁也没有邀请我一起去，尽管我没有期望他们邀请我，那会使我烦恼。
我听见走廊里有其他人的声音，看见有人从门口经过，我仍然坐在桌旁一动不动。我想知道我能不能关上门，藏在办公室里不去参加。我的失踪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不会有人发现我没有露面。
穆扎克的声音从公司的扬声器里传出，一个深沉的男低音宣布：“公司年度聚餐会现在开始。所有雇员必须参加。重复一遍。公司年度聚餐会现在开始。所有雇员必须参加。”
我真该清个病假，我想。
我等了一会儿，磨磨蹭赠地站起来，走出办公室，乘电梯下楼。电梯在每层都停了一次，等它到达大堂的时候，里面已经济满了人。大堂里的人更多，是在一楼办公的人和刚从楼梯上走下来的人。我跟在人群后面，穿过一段很短的走廊，走出了大楼的侧门，向楼后走去。我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让所有的人从我身边走过。草地上已经摆满了一个D排野餐桌。不知从什么地方推出来了一个搭着帆布的临时主席台，它被推到了餐桌的尽头，面对着停车场。铺着一层白色桌布的长宴会桌上堆满了沙拉和小甜饼，一群女人忙忙碌碌地把主菜运摆到餐桌上。大楼附近的草坪上放了许多装满软饮料和冰块儿的桶。
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不知道应该弄点儿东西吃，还是找个地方坐下，等到别人都吃时再开始吃。我从这个位置可以清楚地看见公司四邻绿地上的景致，就好像在窥视人家的后院。我忽然有了～种幻觉，觉得这座大楼就像一座巨大的私人住宅，绿化带就像他家的后院，停车场就像他家的私人车道。
大多数人在找朋友并寻找座位，还有一些人已经排好了队，给自己的碟子里盛吃的东西。我排在了队伍后面。我从一只桶里拿出一罐可乐，在我的纸碟子上堆满了热狗、辣味豆、土豆沙拉，还有薯片。班克斯、斯图尔特、几位程序员。霍普、弗吉尼亚、路易斯等人围满了一桌，已经没有我的位置，我只好转来转去地为自己另找一个座位。几位老女人的餐桌旁还有空座位，我端着自己的碟子向她们走过去。当我穿过草地时，没有一个人看我，没有人用手指点我，或朝我笑一笑，其实压根儿就没有人注意我。我好像完全是一个隐形人；我可以轻而易举地钻进拥挤的人群中。可是我感到我并不是轻而易举地钻进了人群。尽管没有任何人感觉到我，我却能敏锐地感觉到他们。
我走到了那个桌旁，在椅子上坐下，并对我身旁的女人笑了笑，可是她的目光从我的脸上略过，看着别的地方，完全无视我的存在。我只好放弃了，独自一人静静地吃了起来。
“美妙的音乐。”从主席台两边的两只小扬声器中传来那个杂种的后代穆扎克的声音。那音乐不是来自广播电台，而是一盘录音带，比平常听到的那些软流行发烧音乐要差劲儿得多。
一位穿制服的保修工将一只折叠桌摆在主席台上。桌上放了一只小木盒。他往一只扬声器的后面接了几根电线，然后将麦克风接好电源，放在桌子上。我一边吃东西一边看他工作，不是出于兴趣，而是终于找到一个可以使我集中注意力的事情。
几分钟之后，一个我不并认识而其他人似乎都很熟悉的人跳上了主席台，迎来了一阵掌声。他向人群挥手致意，然后拿起话筒，开始发言，“我知道这次聚餐会大家已经盼望了很久。特别是你，罗伊。”他指着距他最近的餐桌旁一位秃顶、超重的男人，大家哄堂大笑。
“嗨，罗伊！”有人在大声喊。
主席台上的人举起一只手，“现在听我说。今年我们要用一件最小的奖品作为开始，之后我们抽奖，那是一份大奖——在奥林治最好而且最昂贵的饭店里进餐，那就是爱丽斯饭店！”尖叫声、口哨声、猫叫声不绝于耳。
我仍在一边吃饭一边观望。那个男人把手伸进了放在桌子上的小木盒中，从里面取出了获得免费洗车、免费租用录像带。
免费汉堡包的名单。该抽大奖了，爱丽斯饭店的免费正餐。
我赢了。
我呆呆地坐在那里，当那个人念我的名字时，我的大脑不能正确地处理信息。他又念了一遍我的名字，这一次他用了疑问的语调，好像想知道我是否到场了。我站了起来。当我走上主席台时，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我的嘴唇发干。我想，全场一定静悄悄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不过仍然响起了一片很有礼貌的掌声，是那种出自对于陌生人的义务和带有保留性的掌声。开始的口哨和猫叫声荡然无存。当我接过奖券，并对着麦克风说一声“谢谢”时，我向我的部门同事们坐的那张桌子望去。
秘书和程序员们在彬彬有礼地鼓掌，而斯图尔特和班克斯却根本没有鼓掌。斯图尔特满脸怒容。
我匆匆离开主席台，立即回到我的座位上。
跟我同桌的人们甚至不屑于看我一眼。
那天下午，斯图尔特打电话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我听说你参加了聚餐会，还赢了大奖。”
他听说？他的确在场。
我点点头，什么也没有说。
“你好像在上班时花去大量的时间搞社交活动。我会重新考虑你的交稿时间以及所有的工作，你最好少花一些时间在朋友身上，多花些时间在你的工作上。”
我盯着他，“公司要求必须参加聚餐。否则我早就走了——”
“你上班时间跟你的亲密朋友们没完没了地闲聊天，我没说错吧？”
“什么亲密朋友？我在这里一个人都不认识。我每天上班，下班，回家。”
他轻声地笑了，那是一种生硬而阴郁的笑，“那就是你的问题了，琼斯。你的工作态度问题。假如你把多一点儿精力放在工作上，开始把这个工作当成自己的职业，而不仅仅是工作的话，你的生活会发生一些变化的。我想，当一名队员是你的责任所系。”
我甚至懒得回答他。我第一次注意到，斯图尔特的办公室看上去空洞无物，没有任何装饰，以至于无法描述房间的主人有什么样的个人品位或者兴趣爱好。桌上没有放镜框，房间里没有任何摆设或者植物，墙上的公告牌上贴着一些备忘录或公司的公函。桌角上摞着的一堆杂志都是技术刊物，收件人印着公司的地址和名称。
“琼斯，”斯图尔特说，“你在听我说吗？”
我点了点头。
“你为什么一直不交你的半月进度报告？”
我看着他，“你跟我说过，只有程序员需要交报告，我不需要。”
一丝笑意出现在他的嘴角，“在你的岗位条例中清清楚楚地写着这条要求，我建议你一定花时间仔细读一读。”
“假如我知道有这一条要求的话，我早就写了。但是你特意告诉过我，我用不着写进度报告。”
“你需要写。”
“那你以前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为什么你要等这么久才让我知道？”
他盯着我，“我可以肯定，你知道你的工作评价最近几个星期就会出来，我除了记下你这种恶劣的工作态度和经常违抗命令的表现以外，恐怕再也没有别的选择。”
违抗命令？
我他妈的并不在军营里，我只想这么说。我可不是你的奴隶，你这个法西斯杂种。
但是我什么话也没有说。
等到他结束了对我的猛烈抨击之后，我回到了我的办公室。
德里克在我回来时起了头。这件事本身已经很不寻常，但是更加奇怪的是，他真的开口对我说话了。
“你去聚餐会了吗？”他问。
我仍然在生斯图尔特的气，想让德里克也尝一尝被冷落的滋味，不搭理他，对他视而不见，就像没有他这个人似的。但是我做不到，“对，”我说，“我去了。”
“你知道谁抽上了奖？我说的是那份大奖？”
难道他是在开玩笑？我对他皱了皱眉头。
“这件事要在《雇员通讯》上发表，”他解释说，“他们要我交上去一份名单。”
“我中了大奖。”我慢条斯理地对他说。
他看上去很吃惊，“真的？那你为什么不上台去领奖呢？”
“我领了。在这儿。”我从桌子里面拿出奖券向他摇了两下。
“哦。”他已经开始写起来，又抬起头来看了看我，“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这太离谱了。
“鲍勃。”我发现自己在回答这个愚蠢的问题。
“姓什么？”
“琼斯。”
他点点头，“这东西会在下一期《雇员通讯》上发表。”
他又回到了工作中。
这一天的其他时间里，他再也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
我回家时简不在家。冰箱上有一张她留给我的便条，告诉我说她去图书馆找一本关于怎样使学龄前儿童的潜力得到自由发展的《蒙台索利教育法》。没有关系。反正我也没有心情说话或者听别人说。我只想一个人好好想一想。
我把一卷冷冻烤面饼扔进了微波炉。
我跟德里克简短的对话过后，整个下午我再也不能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剩余的工作上。我拿过桌上的用户手册，手里拿着一支笔，假装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着，可是我的心不知在哪里，反正不在用户手册上。我不停地在心里重复着德里克对我所说的一切，想找出一丝开玩笑的痕迹，不愿意相信他是真的不知道我的名字。我开始期望他问我拼写，那至少使我得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假如他知道我的名字而不知道怎样拼写，我也许还能理解这件奇怪的事情。
可是事情并非如此。
无论我在心里重复多少遍我们的对话，无论我多么努力地尝试分析我们两个人所说的一切，我得到的始终是同样的结论。
尽管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共同分享了同一个办公室，他却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尽管我站在他面前的主席台上，他却没有看见我中了大奖。
我对于他来说是隐形的。
见鬼，也许他从不跟我说话是因为他根本就看不见我的存在。
微波炉上的计时铃声响了一下，我取出我的烤面饼，放进碟子里。我为自己倒了一杯牛奶，走进起居室，打开了电视机，在长沙发上坐了下来。我试着边吃东西边看电视，努力不去想今天发生的事情。我吹了吹烤面饼，咬了一大口。汤姆。布鲁克正在宣读最近对爱滋病作出的问卷调查，他严肃地看着摄像机镜头，好像古希腊默丘利神双蛇节杖的幻象似的，在他身后的蓝色荧光屏上不停地闪烁，他说，“按照《纽约时报》和国家广播公司最近的联合调查结果，中等水平的美国人相信——”
中等水平的美国人。
这个词跳进了我的脑子里。
中等水平的美国人。
它说的就是我。我就是这种人。我盯着布鲁克，我感到自己好像病了，而且我的病已经被准确地诊断出来了，但是随着这一医学上的突破而来的是，我连一点儿轻松的感觉也没有。诊断是正确的，那时它太一般了，太寻常了。在这句话里面有一种安慰，即意味着正常。而我并不正常。我是普通，但我不是一般的普通，而是过于普通，极度普通，普通到了甚至我的朋友都不认识我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