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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剑-第1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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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方剑的。毛文龙在皮岛,毕竟曾屡次出兵,骚扰满清后方,是当时海上惟一的一支机动游击队,满清对他也一直颇为重视忌惮。这十二条罪状中,有几条平心而论并不能成立。毛文龙说取登州、南京如反掌,只不过一时夸口,并非真的要造反;向外国买马,当是军中需要;擅自封官是得到朝廷授权的,部将喜欢姓毛,旨在拍主帅的马屁,也没有甚么大不了;不能恢复寸土,只能说他无能,却非有罪,要打败清兵,恢复失地,谈何容易?在岛上为魏忠贤塑像,更难以加他罪名。天启年间,魏忠贤权势熏天,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塑像而向他跪拜。当时袁崇焕在宁远也建了魏忠贤的生祠。时势所然,人人难免。毛文龙死后,部将心中不服,颇有逐渐叛去的,其中重要的叛将有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这三人投降满清,为清朝出了很大力气,后来都封王。清初四大降王,除吴三桂外,其余孔、耿、尚三人都是毛文龙的旧部。不过这也不能说是袁崇焕的过失。对于“杀毛事件”,当时舆论大都同情毛。一般朝臣认为,毛文龙即使有罪,他是一个大军区司令,也只能由皇帝下旨诛杀。皇帝的统治手段,主要只是赏与罚。袁崇焕擅杀大将,是严重的侵犯了君权。我也觉得袁崇焕这件事做得不对,过分的横蛮。将毛文龙逮捕,押解北京,交由皇帝去处置,才是合理的方式。当时小说盛行,有人做了小说来称誉毛文龙。一部是四十回的《辽海丹忠录》,是杭州人陆云龙所作,大捧向乡毛帅。另一部是作者不署名的《铁冠图》(不是讲李自成事迹的那一部),以毛文龙为主角。当时大名士陈眉公对“杀毛事件”抨击甚烈。另一个大名士钱谦益是毛文龙的朋友,对朝野舆论当然也有影响。《明季北略》甚至说:袁崇焕捏造十二条罪名来害死了毛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道金牌来害死了岳飞完全一样。却又是过分的批评了。推测袁崇焕所以用这样的断然手段杀毛,首先是出于他刚强果决的性格。其次,文人带兵,一定熟读孙子兵法,对于孙子杀吴王爱姬二人、因而使得宫中美女尽皆凛遵军法的故事,对于“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的军法观念,一定印象十分深刻。那时候宁远、锦州、蓟州各处军事要地都曾发生兵变,如不整饬军纪,根本不能打仗。袁崇焕明知这样做不对,还是忍不住要杀毛,推想起来,也有自恃崇祯奈何他不得的成分。最后,毛文龙接近魏忠贤,袁崇焕接近东林清流,其中也难免有些党派成见。
  ① 督师本来比总督略高,但在于谦的时候还没有设督师当时总督是地位最高的带兵文官。见吴晗:《明代的军兵》。② 即今辽宁省安东之北的九连城,与朝鲜的义州隔鸭绿江相对。
  ③ 皮岛在朝鲜写作椴岛。这个“椴”字,汉文音“驾”,但朝鲜人读作Pi音,所以中国人就简称为皮岛。有一本相当流行的讲清史的通俗著作说皮岛即海洋岛,地理弄错了。海洋岛在皮岛和大连之间,离皮岛约一百海里。皮岛是朝鲜地方,海洋岛是中国地方。④ 据朝鲜派去皮岛的使者记载:毛文龙每天吃五餐,其中三餐有菜肴五六十品,宠妾八九人,珠翠满身,侍女甚多。⑤ 一般书籍(包括《明史》)上记载,都说袁毛的会晤地是在双岛。《荆驼逸史》中辑有《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记》一文,采用的是日记体,从五月二十二日袁崇焕出发到六月十一日回宁远,逐日记录海程、所经岛屿、风势、船只、兵员、官员姓名等等,十分详尽,作者显然是袁崇焕随行的幕僚或部属。他写作态度异常忠实,对于袁毛密谈三日三夜,只记两人“二更后方散”、“密语三更方散”,记录两人密谈后的神色,却不记密语内容,全天凭空推测的言辞,合于现代要求最严格的报导体。该书记载袁毛相会的地点是在岛山,离旅顺陆路十八里,水路四十里,距双岛有半日水程,中间隔了松木岛、猪岛、蛇岛、虾蟆岛等许多岛屿。我比较各种资料,觉得岛山的说法更为可信。
  ⑥ 《始末记》记载当时情形说:“酒叙至终,(袁)方有傲状,毛帅有不悦意态。”
  ⑦ 后来大大有名的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都是毛文龙的义孙,那时叫做毛有德、毛精忠、毛可喜。⑧ 梁启超在《袁崇焕传》中说:“吾以为此亦存乎其人耳。毛文龙不死,安知其不执为诸降王长?”意思说,毛文龙如果不死,说不定他反而是第一大降王呢。然而这也是揣测之辞了。
  这时候朝廷又欠饷不发了。袁崇焕再上奏章,深深忧虑又会发生兵变,更忧虑兵卒哗变后不再接受安抚,从此变为“大盗”。他说一定要发生一次兵变,才发一次欠饷,而发了欠饷之后,又一定将负责官员捉去杀了一批,这样下去,永远是“欠饷——兵变——发饷——杀官——欠饷”的循环。这道奏章,当然只有再度加深崇祯对他的憎恨。崇祯二年春,袁崇焕上奏,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已不足虑,但蓟门单弱,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这时蓟辽总督是刘策,懦弱而不懂军事。袁崇焕看到了防务弱点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没有多加理会,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祯下旨交由部科商议办理,但始终迁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焕料中。首当其冲的,正是刚刚发生过索饷兵变的遵化。
  明朝初年为了防备蒙古人,对北方边防是全力注意的,好好修筑了长城,设立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
  (统偏头、宁武、雁门三关)
  、陕西、延绥、宁夏、甘肃九大边防军区,那便是所谓“九边”。东起鸭绿江,西至酒泉,绵延数千里中,一堡一寨都分兵驻守。但后来注意力集中于辽东,其他八镇的防务就废弛了。明太祖本来建都南京,成祖因为在北京起家,将都城迁了过去。在中国整个地形上,北京偏于东北,和财赋来源的东南相距甚远。最不利的是,北京离国防第一线的长城只有一百多里,敌军一攻破长城,快马奔驰半天,就兵临北京城下。金元两朝以北京为首都,因为它们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敢深入中原,一旦有变,可以立刻转身逃回本土。明朝的情况却根本不同。成祖对蒙古采取攻势,建都北京便于进攻,后来兵力衰弱,北京地势上的弱点立刻暴露无遗。本来,两个互相敌对的社会是不可能长期对峙的,僵持一段时期之后,终究是非进则退。明朝既坚决不肯和满清议和,形势上又无力进攻,再将京城暴露在敌人大兵团朝发夕至的极近距离之内,根本战略完全错误。以汉人为主的中华民族所以伟大,主要是在文治教化,征战本非所长,如果基本战略一错,局势就难以收拾了。
  这次进军皇太极亲自带兵,集兵十余万,知道袁崇焕守在东路,攻打不进,于是由蒙古兵作先导,绕道西路进攻。出发前对王公大臣说:“明朝若是肯和,我们采参开矿,与他们交易,换来布匹,大家共享太平,岂不极好?但我几次三番的求和,明朝总是不允,这次非狠狠打一仗不可。”十月初五,抵达喀喇沁的青城。这条路很远,行军不便,诸将见到了前途的艰难,不少人便主张退兵,其中以代善及莽古尔泰两大贝勒主张最力,认为:深入敌境,劳师袭远,如果粮匮马疲,又怎么回得去?纵使攻进了长城,明人势必聚集各路兵马围攻,我们便众寡不敌,要是后路遭到堵截,恐无归路。金人的根本是在辽宁、吉林一带。从山海关进攻北京,那是安全的进军路线,如果打不胜,退回去就是了。现在远远的绕道蒙古,当时运输工具简陋,粮草很容易接济不上。那时代善四十九岁,是皇太极的二哥,莽古尔泰四十三岁,是皇太极的五哥,两人比较老成持重。
  少壮派大将岳托与济尔哈朗等人则支持皇太极
  (当时三十八岁,排行第八)
  的进军主张。岳托是代善的儿子,当时年龄不详,相信最多三十岁,济尔哈朗是皇太极的堂弟,三十四岁,都是勇气十足。那日开军事会议密商,直开到深夜,在皇太极的坚持下决定继续进攻。但皇太极也知道此行极险,第二日早晨重申军令,不准吃明人的熟食,以防下毒,不准酗酒,采取柴草时必须众人同行,不可落单,充分显露了战战兢兢的心情。皇太极爱读《三国演义》,这次出师,很有邓艾伐蜀、深入险地的意味。
  自青城行了四天,到老河,兵分三路,皇太极命岳托、济尔哈朗率右翼四旗和右翼诸部蒙古兵攻大安口;七哥阿巴泰、十二弟阿济格率左翼四旗及左翼诸部蒙古兵攻龙井关;他自己亲率中军攻洪山口。三路先后攻克,进入长城,进迫遵化。袁崇焕于十月二十八日得讯,立即兵分两路,北路派镇守山海关的赵率教带骑兵四千西上堵截。他自己率同祖大寿、何可纲等大将从南路西去保卫北京。沿途所经抚宁、永平、迁安、丰润、玉田诸地,都留兵布防,准备截断清兵的归路。崇祯正在惶急万状之际,听得袁崇焕来援,自然是喜从天降,大大嘉奖,发内帑劳军
  (这次是心甘情愿了)
  ,发表袁崇焕作各路援军总司令。
  袁崇焕部十一月初赶到蓟州,十一、十二、十三,三天中与清兵在马升桥等要隘接仗,每一仗都胜。清军半夜里退兵。但北路援军却遭到了重大挫败。赵率教急驰西援,到达三屯营时,总兵朱国彦竟紧闭城门,不让他部队进城。赵率教无奈,只得领兵向西迎敌,在遵化城外大战,被清军阿济格所部的左路军包围歼灭,赵率教中箭阵亡。遵化陷落,巡抚王元雅自杀。清军越三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进军牧马厂,兵势如风,攻向北京。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中途堵截,都被击溃。满、侯两部兵马退保北京。
  袁崇焕得到赵率教阵亡、遵化陷落的消息,既伤心爱将之死,又知局面严重,于是两日两夜急行军三百余里,比清军早到了二天,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
  袁崇焕一到,崇祯立即召见,大加慰劳,要他奏明对付清兵的方略,赐御馔和貂裘。同时召见的还有满桂。他解去衣服,将全身累累伤疤给皇帝看,崇祯大为赞叹。袁崇焕以士马疲劳,要求入城休息。但崇祯心中颇有疑忌,不许他部队入城。袁崇焕要求屯兵外城,崇祯也不准,一定要他们在城外野战。清兵东攻,一路上势如破竹,在高密店侦知袁军已到,都是大惊失色,万万想不到袁崇焕会来得这样快。二十日,两军在广渠门外大战。袁崇焕这时候不能再轻袍缓带、谈笑用兵了,他穿了甲胄,亲自上阵督战。从上午八时打到下午四时,恶斗八小时,胜负不决。满桂率兵五千守德胜门。当时北京军民在城头观战,但见清兵冲突而西,从城上望下来,如黑云万朵,挟迅风而驰,须臾已过。一场激战,满桂受伤,血染征袍,五千兵只剩下了三千人。清兵威猛如此,北京人自然看得心惊胆裂。北京城头守军放大炮支援满桂,但炮术奇差,炮弹打入满桂军中,杀伤了不少士卒。主战场是在广渠门。袁崇焕和清兵打到傍晚
  (幸好城头守军没有放炮支援袁军)
  ,清兵终于不支败退,退了十余里。袁军直追杀到运河边上。这场血战,清军劲旅阿巴泰、阿济格、思格尔三部都被击溃。袁崇焕也中箭受伤。这一役之后,清兵众贝勒开会检讨。皇太极的七哥阿巴泰按军律要削爵。皇太极说:“阿巴泰在战阵和他两个儿子相失,为了救儿子,才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作战,然而并不是胆怯。我怎么可以定我亲哥哥的罪?”便宽宥了他。可见这一仗清军败得很狼狈。皇太极与诸贝勒都说:“十五年来,从未遇到过袁崇焕这样的劲敌。”于是不敢再逼近北京,驻兵在海子、采囿之间。袁崇焕来援北京时,因十万火急,只带了马军五千作先头部队,其后又到了骑兵四千,广渠们这场大战,是以九千兵当十余万大军,其实是胜得十分侥幸的。当时一来袁军一鼓作气,奋勇抗敌,二来清军突然遇到袁军,心中先已怯了,斗志不坚。袁崇焕知道这一仗侥幸获胜,在军事上并不可取,尤其在京城外打仗,更不能贪图侥幸。他对部属说:“按照兵法,侥幸得胜,比打败仗还要不好。”因为碰运气而打胜,也可因运气不好而败,一败就不可收拾。但如谋定而后战,事先筹划好第二个步骤,即使败了一仗,也无大患。可是崇祯见清兵没有远退,不断的催促袁崇焕出战。袁崇焕说,估计关宁步兵全军于十二月初三、初四可到。一等大军到达,就可和清兵决战。这时清军中的大将见到袁崇焕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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