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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死于昨天-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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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通常根本不向外扩散的某些秘密也统统告诉他了。可我信任他。而且(承认这一点我感到后怕)极欲让他也喜欢我。我以一种陌生人的眼光冷眼旁观这一情境,我明白,他所说那样一种中心,是彻头彻尾的蠢事和慈善空谈、宗教的谎言。您瞧见没,他们竟然分发信仰?可是,我的另一半——即参与此情景,并和卢托夫谈话的那一半——却没有察觉这一点,而是单纯地尽情陶醉在与一位聪明严肃的人的交往之中,此人并不想教会我怎么生活,也不评论任何人的长短,他的推论既符合逻辑又符合理智。

“谢谢,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告辞时卢托夫紧握我的手说,“我要好好想一想您说的这一切。如果有必要,能请您再为我咨询这么一次吗?”

“当然愿意。能对您有用我非常高兴。”我诚恳地说。

说到此处我们就分手了。他再没给我打电话。最初一段时期里,我常常回想起他来,尤其是当我不得不与一些与他惊人地不相似,野心勃勃、愚蠢透顶,唠唠叨叨的人告辞时,后来,当我得知自己死期已近时,不知怎么我把他给忘了,和我忘掉许多别的事情一样。

在和杀手遭遇后,我又想起了他。我明白了我其实不想死。可是要向警察局告发维卡,我也不愿意。也不愿意在贫穷中挣扎。我想活。

于是,我拨通了卢托夫的电话。

………………………………………………

他微笑着向我走来。我感到他那双灰眼眸里流露的暖流,便惊讶地想到自己为什么不及早给他打电话呢。只有当我和他又在一起时我才明白,这段时期以来我的生活是多么糟糕。为什么我会这么轻易地向死神妥协呢?仅仅因为它来自我爱慕并情愿原谅她所做的一切的维卡吗?或许是,但也可能因为我实际上就不是一个斗士,每逢遇上阻力或障碍时我总是很容易让步,我太容易放弃自己的想法,不善于竭尽全力克服妨碍我达到目的的一切障碍。

这次卢托夫没和上次一样穿西装,而是穿了牛仔裤和跟他眼睛颜色一模一样的浅灰色高领绒线衫。我、维卡及我那疯母亲住了许多年的房子,是一套普通的两室一厅,薄薄的墙壁根本不隔音。

“你脸上的表情我很熟悉嘛。”他把我让到一个硬邦邦极不舒适的沙发上坐下,一开口就这样说道。

“为什么说熟悉呢?”我吃了一惊。

“我们的那些客户刚来我们这几时,脸上通常都是这种表情。您出什么事了?”

“是出了事。”

我没有向卢托夫讲诉维卡和她雇来的杀手,只是竭力想让他明白,说我很想,正如卢托夫所说的那样,成为他那个集体中的一员。

“我很高兴,”他简短地答道,“可是,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曾告诉过您,我们是有规定的,凡是来找我们的人,都必须服从规定。而这些规定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有些人就拒绝在我们中心生活。”

“什么规定?”

“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在这个词的极限意义上。您明白吗,是极限意义上的。”

“我不明白,”我摇摇头,“大家全都一块儿睡觉,这是怎么的?”

“那就太简单,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大家全都相爱、相互信任、相互关心,任何人都不得对他人作恶。至于谁跟谁睡觉的事,则本着自愿原则。但我们客户相互之间并不缔结婚约。这是一条法则。”

“为什么?”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如果两人在你们中心相识并结了婚,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您如来了我们这儿,您就会明白的。现在讨论这个没有意义。现在我只能告诉你,在客户之间履行结婚手续会使我们的经济关系复杂化。而这是最重要也是最难办的一件事。”

卢托夫不吭声了,我紧张地期待着他的下文,我明白,他马上就该说出最要紧的话了。难道危机中心的客户应予遵守的某种规则,对我来说,居然会是不可接受的,以致使我不得不放弃想要活下来的最后一线希望吗?不!无论卢托夫说什么,我全都答应。这是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抓住它我才能活命。其他道路都只能通向死亡或是贫穷,或是与母亲一起生活这样一种无时不在的噩梦。

“我们的客户到我们这儿来,必须带上他所有的家产。这家产将成为中心的财产。换句话说,它将属于所有人,因为中心就是靠这些资金养活客户,发展和创办企业、分公司,出版报纸等等。”

我的心一下子凉透了,财产。假如我和维卡分割这些财产就能活命的话,我就不会坐在这儿了。问题的全部症结恰恰在于我不能剥夺妻子的任何东西,除了衣服和化妆品以外,无论在哪儿,哪怕是在中心里,我也不能。

“要投靠你们,最少得带多少财产?”我绝望地问道。

卢托夫轻松地笑了,从茶几上的瓶子里给我倒了些矿泉水。

“最低限量是不存在的。有多少算多少。如果什么也没有,那就什么也不带好了。我们不拒绝任何人。我们不把自己的客户分成富人和穷人,问题的实质,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并不在于谁给我们带来多少,而在于当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时,他能赚多少。从您加入我们行列的那一刻起,按照全部公民法律关系应当从所有种类活动中赋与你的一切,都将成为公共财产。中心将为所有客户提供丰富美味的食品,良好的住房条件,体面的、用于购买衣物及个人用品的现金。但所有人都分得同样一份,而不是看他实际上能挣多少。剩下的一切都用于发展。”

“您是不是说,挣钱少的人,是靠挣钱多的人养活的?”

我不相信自己的听觉。这不是一种自产自销的共产集体主义么?剥夺和剥削那些善于经营的人,而养活那些什么都不会做也不想做的人。我们这多灾多难的国家不是已经经历过这个了,不是已经根据自己的经验证实,这不会引出任何好的结果来么。我们为什么还要重犯这样的错误呢?

“我想说的是,那些挣钱多的人,要和那些挣钱少的人一块儿分产。”卢托夫温柔地纠正我说,“任何经济正常的社会,生活都是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的。有钱公民向国库交纳高额税金,而国库就是从这些钱里,向领退休金者和穷人分发社会救济金的。这很正确,这是公正的。”

“可要知道这样一来有钱人照样有钱呀,”我反驳道,“他们即使是在交纳税金之后,也照住阔气的大房子,乘贵重的汽车,而穷人即使得了救济金也照样贫穷,只是能使他们免于被饿死罢了。而您却想把他们拉平。我不认为这样做公平。”

“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你可曾想过这么个问题,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需要心理学家和病态心理学家的帮助呢?我指的是这儿——即俄国。有一位伟大的智者说过,让所有人在财产方面都平等是不可能的。可以在某一时刻把所有人拥有的一切全部剥夺,然后重新分给大家,人人平等。一年后又会怎么样?有人可使自己的财富增值,他们善于理智地使用它;而又有些人则把它挥霍掉了,吃光卖尽了。于是,完了,大家又不平等了。一个人将会以怎样的精神忍受这种不平等,这取决于教养,而非取决于别的。由于我国在数十年当中好像并未有过什么不平等,所以,任何人都不曾受过应有的调教。人们还不习惯于这种想法,即近邻之间在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别是正常的。正常在此所指的意思,不是“好”,而是指广泛流行、十分自然。这令人很恼火,他们无法与这种现象共存,怨恨、嫉妒和仇恨,甚至普通的困惑——怎么会这样?——使他们发疯。同在一所中学念书,我是优等生,而他是个二分分子;我上了大学,而他是个傻混混,打架斗殴,小偷小摸,一度还因为强奸蹲过班房;我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工程师,而他则又是酗酒又是泡妞,还和某个黑社会混在一起。如今呢,我是个失业者,而他呢,出门坐的是“梅塞德斯”,全身挂满了蜂巢式电话。人们一旦感觉不到公正事物的逻辑性,便会失落。心理危机即来源于此。而来找我们的就是这些失意者,我们给他他钟意也能做好的工作,以此来消除他的失意情绪。他不知道他实际上能挣多少,因为,按照我们的规定,工资不会发到每个人自己的手里。我们的客户就只在我们自己的企业上班,企业有严格的规定:所有现金全归中心,客户得不到有关工资——无论自己还是别人的——任何信息。我们为所有人提供一样的生活水平,而由于谁都不知道实际上他挣多少,而他的近邻又能挣多少,所以,人们之间不会有嫉妒、恼恨和仇恨。如果一个人无法应付实际现存的生活条件,无法适应他所在国家的经济条件,那我们就给他创造别的条件。这样一来,他就能摆脱危机,对付好自己的难题了。”

“以后呢?”我问,“一旦他摆脱危机,他会离开你们吗?”

“当然,”卢托夫又笑了,“我们谁都不阻拦。”

“离开的人多吗?”

“不,没人愿走。在中心存在的这么多年当中,还没有一个人声称要回到他曾在其中受苦受难、他在其中根本就不愿再活下去的那个世界。或许您对这一切暂时还不理解,因为您从未在一种爱、和谐与善意的气氛中生活过。日常生活中,爱我们的,充其量不过是两三个人而已,我想说的是,那种真挚、诚恳而又忘我的爱。我们与所有其余的人处于战争状态,或是往好处说,处于咬牙相互忍耐的状态。我们中心的一切皆与众不同。当然啦,并非所有人都能对他人怀有善意,都能接受他人,但在我们中心,我们却教会人们这样做。在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指导下的小组和个人学习,我们这里每天都要进行,而且,这是所有人的必修课。这是一种治疗方法,没有这种方法是办不成什么事的。”

我听见外面的门吧嗒响了一声,走廊里传来什么人的脚步声,于是,询问地望了卢托夫一眼。他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严肃起来,他的秃顶、他的鹰钩鼻,此刻使他酷似一只凶猛的大鸟。

“请原谅,”他冷冷地说,“我离开一分钟。”

他走出房间,把开着的门紧紧关上了。一个女人的说话声传进我的耳鼓,她在急速而激愤地说着什么,其中还夹杂着卢托夫的声音,可我听不出他们在说什么,但我也没费事去听。一分钟延长到整整十五分钟,可我几乎未曾察觉,只是万分紧张地思索着听来的一切。带上所有家产离开吗?像是一个教派。我听说有这么一些教派就对其信徒有类似的要求。可从另一方面说,关于宗教和信仰卢托夫几乎什么也没说,只不过,是在我们的上次会面时,即几乎一个月以前,他这么说过。其次,有关教派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并为其成员提供有益工作的事,我不知为何从未听说过。对他们来说,携产出走的全部意义是这些资金可以支持整个教派,而教派本身除祈祷和宣扬其学说以外,是什么也不做的。可归根结底,对我来说,这又有什么不同呢?我应当想的仅仅只是否对我是否合适,我的结论是否对我合适。甚至不仅仅是合适。我不必为财产而担任何风险,因为我将赤条条光着身子加入他们一伙,只带十几件衬衣和二件西服。但我却可以得到一种我擅长也喜欢的工作。比方说,就负责上次卢托夫对我说过的那套电视节目如何。而如果它们的节目没搞成,那也不要紧,不是还有报纸吗,而我,若按所受的教育,好歹也是个新闻记者。如果我今天就对维卡提出离婚,并且无需分割财产的话,那她也就不会再想杀了我了。她会取消其协议的。麻烦的只是母亲,对她,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卢托夫回到屋里,紧跟其后的是个女人,约四十岁的样子,两眼哭得已经红肿了。她双手端着托盘,里面有茶壶、咖啡杯、糖碟和一个大盘子,盘里如一座小山似的堆着色彩诱人、清香四溢的圆圆的小白面包。那女人不知为何诡秘地瞥了我一眼,同时脸上挂着微笑。

“请便。”

她手脚麻利地把杯子摆放在桌上,归置好面包碟,畏畏缩缩地看着卢托夫。

“还需要什么吗?”

“不需要了,去吧。谢谢。”他像对仆人似的对她点点头,冷冷地说。

女人退了出去,轻轻关上了门。也许,她是卢托夫的妻子,我想。看样子,他们的家庭生活同样也不顺。真是怪事,没别的!我还以为,在一个如卢托夫这样的男子那里,一般说是不会再有什么事的,女人笃定会崇拜他,既然他的魅力甚至连我都能影响的话。

“您妻子做的饭好极了。”我赞赏道。说着咬了一口软乎乎、热啧啧的面包。

“她不是我老婆。”卢托夫简短地说。我明白他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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