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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没有回答我，处在伊戈尔的位置上您会怎么办？”娜斯佳提醒说。
“可我从未处在伊戈尔的位置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政治谋杀案。而更多的是酗酒案，为了女人或是金钱。你不要逗我，我反正不会对你说你想听的话的。你想要我对你说，对格梅里亚能否信任。可我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斯塔先卡，生活中一切的一切都发生了急遽的变化，以致你根本搞不清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我只要还活着，就会永远都记着我们的拉尔采夫。有推举手称他为敌人的？谁也不会。可他却为敌方工作。既非因为志向，也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对女儿的担心。我们可以原谅他吗？我不知道。我们可以理解他吗？可以。那你就想想看。你自己开动脑筋想想吧。当鲍里卡·格梅里亚刚当上一个毛头特警时，我觉得我是可以一眼就把他看透的，但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在这些年里他变成什么样了？会不会被收买？能不能被吓倒？要知道，正是为了孩子，他才离开了特警队伍转行搞侦破的，这事儿大家都知道。他担心妻子成为寡妇，孩子成为孤儿。但这也是五年前的事了，那时当一个探长还不像现在这么困难、这么危险。鲍里卡的妻子在家里带孩子。所以，他们一家六口人就全靠他当探长的这份工资和给孩子们的补助来生活。你自己也知道，他是不会过得很自在的，总之，我说这一切是为了……”
他又沉默了，做出一副在抽屉中找什么东西的样子。娜斯佳耐心等着他的下文。
“你和伊戈尔谈谈。我谈不合适，他是个聪明的小伙子，马上就会明白格梅里亚来告状了。没必要徒然使他们两人关系紧张。至于在政治谋杀案中彼此不信任的问题，你说得都很对，那你就想法说服伊戈尔，要他不要到处表露出自己的感情，尤其是在探长办公室里。要知道探长同样也不是从庄稼地里冒出来的，也不是昨天刚参加工作，所以，在这桩政治谋杀案的问题上，他也有同样多理由不信任任何一个特警，对吧？所以，被伊戈尔视为叛变的那种表现，也许恰好正是探长这种正常的、不信任别人的表现吧。”
“好，我跟他谈谈。”娜斯佳站起身，点了点头说。
………………………………………………
为了完成局长交给她的任务，娜斯佳在伊戈尔·列斯尼科夫没露面以前，一直没回家。伊戈尔看上去疲惫不堪，面有土色，眼窝深陷。娜斯佳知道，伊戈尔的孩子得了重病，所以他脸色如此之差并不奇怪。
“你怎么还赖着不走？”伊戈尔在走廊里从娜斯佳身边经过时，连看都没看她一眼，顺口问道。
“我在等你。”她很诚实地回答。
“干吗？”
“得跟你谈谈戈托夫齐茨的事。好像并非一切顺利，对了，伊戈列克，我想找你商量一下。格梅里亚想把我弄到他的组里去。我在抵制，可科洛布克却认为我在阴影里躲得够长的了。”
“那又怎么了？”他漠不关心地问了一句，继续向前走，还是没有看她一眼。
“我想问问你：他很招人讨厌吗？”
“谁？格梅里亚？那倒不是，你能忍受得了。”
“伊戈尔，我可不是在和你开玩笑。我和格梅里亚一起搞过阿丽娜·瓦兹尼斯被杀案。那时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男人很正常。可我确实也清楚地记得，你不喜欢他。你甚至说过一些什么话，说你不相信他。所以我想问问你，你的这些意见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的？”
“全都是认真的。”
“你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谈话？”娜斯佳火了，“你干吗从牙缝里往外挤词儿，好像我是大街上的乞丐，在向你乞求施舍似的。”
列斯尼科夫在走廊中间停住，很感兴趣地看了她一眼。
“你复活了是吗？居然有这么大的激情。原先整天就像一条炖熟了的鱼似的。”
“不是炖熟的鱼，而是晒干的。”娜斯佳微笑着反驳说。
“我知道。但是如果把晒干的鱼好好炖一炖，就正好和你一样了。阿霞，对不起，我现在时间很紧。”
他又沿着走廊快步走起来，但娜斯佳跟定了他。
“请等等，伊戈尔！再说两句话，这对我很重要。”
“好吧，不过我得先打个电话。”
“到我那里去吧，”她建议说，“我的办公室比较近，我给你冲杯咖啡，正好我的电水壶开着呢。”
列斯尼科夫默默走着，点了点头，拐进了娜斯佳的门。一进办公室，他就抓起了电话筒。娜斯佳边倒咖啡，边不时地听他在电话里说什么。尽管她很清楚，一般说这么做不礼貌。但她有必要完成戈尔杰耶夫交待的任务，可伊戈尔显然没兴致进行一场诚恳的谈话，所以，她必须尽快了解他的心情，以便找到接近这位不善言谈的同事的途径。从他的谈话中可以明白，值班大夫给他儿子看过病，但也说不出什么令人信服的建议，只是要他找血液病方面的专家去看一看。
当列斯尼科夫放下话筒后，她说：“伊戈尔，或许你该找一下科洛布克。”
“为什么？”
“让他把你从格梅里亚的组里调出来，然后，你请两星期的假，去管孩子。这样会更好些。”
“对谁更好些？”伊戈尔干涩地问。
“对大家都好，首先是对你的妻子和儿子。而案子并不受影响，反正你现在也不能算正常工作人员，你的心思不在这里。”
“是不是对格梅里亚也更好些？”
娜斯佳浑身一震，他是从哪儿得知探长要把他从组里调走的？或许他并不知道，只不过是感到别人对他不够友好并希望摆脱他罢了。
“你干吗总责怪他？”她尽量语气平和地说，“你自己刚才不是也说过，他这人并不招人讨厌么。你还说就是我也能够忍受他。你喝咖啡，要不该凉了。”
列斯尼科夫默默拿起杯子，喝了几口，然后把杯子放到桌上，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对折的纸。
“给，你读读。”
“这是什么？”
“你先读读。”
娜斯佳打开这张纸，上面有用普通字模打字机打的两行字：“你的探长已经被收买很久了，如果想侦破议员被杀案，一句话也不要信他。”
她把这张纸整齐地折好并放到桌上。
“那现在你想说什么？这张纸你收到很久了吗？”
“一星期以前。”
“直到现在你还保持沉默。你是不是疯了？为什么不向科洛布克汇报？”
“因为我不喜欢匿名信。在跑到上司那里去报告之前，自己要先琢磨一下，并且搞清楚你自己是否相信这封匿名信。另外，去找科洛布克又有什么意义？一切都符合规律，有人杀害了女议员戈托夫齐茨，并希望这一犯罪行为不被揭穿，但别的人却不希望如此。如果格梅里亚被收买了的话，即使我到领导那儿报告了，也还是搞不清楚。就凭这封匿名信是搞不倒探长的。而如果这是诬陷的话，那么鲍里斯·维达利耶维奇就会平白无故遇到麻烦。”
“这东西是怎么到你手里的？”
“有人把它投到了信箱里，连信封都没有，是我妻子连报纸一块取回来的。”
“也许这不是给你的？”尽管娜斯佳很清楚，这封信肯定就是要给伊戈尔的，但明知没有希望的她仍抱着侥幸心理问了一句。如果希望是邻居家的某个人，甚至是旁边楼里住的某个人也在刑警局工作，而且也在侦查另外某一位议员被杀案，而这封信投错了信箱的话，这种希望将是很愚蠢的。现在无论谁手里也没有其他什么议员被害案，这一点娜斯佳知道得很清楚。侦破类似罪案的工作是在严格监控之下进行的，其中某一件案子连刑警局的人都不知道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伊戈尔很生硬地回答说，“你不是想问戈托夫齐茨的事吗？”
娜斯佳未能马上明白他问的是什么。关于戈托夫齐茨的那句话，其实不过是一个小鱼饵，为的是使列斯尼科夫能开口谈话，而实际上她感兴趣的完全是别的东西。
“等等，关于他的事情以后再说，你确信格梅里亚没有收到同样的纸条吗？”
“格梅里亚？我不明白。”
“伊戈尔，我们生活在普遍公开性时代已经很久了，你没有忘记这一点吧？如果世上确有一个真心希望能侦破议员被杀案的人，那么他为什么要偷着给你这封信？这是一种极其愚蠢的做法。一个人得到了探长被买通的消息，如果他不希望案件的调查和侦破过程受到妨害的话，他就会在桌子旁坐下，给内务部、总检察院、最高法院和新闻界写信。他会踏破各机关的门槛，他会到处大喊大叫，说出自己的怀疑，大量接受新闻界采访。现在人们都这么做。可如果他写匿名信，那么他或者是精神病，或者是傻瓜，或者是想造成侦破小组工作的分歧。在第一、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都不可能信任他。如果是前两种情况，他可能只写一封匿名信，就是这一封。但是在第三种情况下，他有百分之百的可能会写同样的信给格梅里亚、给尤里卡·科罗特科夫，或者给随便哪个人。他需要在你们之间造成彼此的不信任。对这封信，你不该沉默这么长时间，否则的话，早已把一切都弄清楚了。”
伊戈尔沉默着，很显然，他在想着其他什么事情，当你的孩子得了重病，还管他什么议员谋杀案？就连探长被收买的问题也相形见绌了……
“我把这封信拿走，”娜斯佳坚决地说，“你什么也不用担心。我只请求你，不要在格梅里亚面前表露你的不信任。你要记住，他可能对你也不信任。”
“可是我请你不要参与，”伊戈尔冷冷地说，“对探长的态度，这是每一个警探个人的事情。劳驾，请你做事有点分寸。”
娜斯佳很惊讶地听着列斯尼科夫的话，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是的，伊戈尔总是那么孤僻，和同事们也不特别交流，很少有笑容，一般来说就如同哲学上讲的“自在之物”一样。他完全不像尤拉·科罗特科夫。后者就像火药一样，马上就能爆炸，而且立刻就会跑到娜斯佳这儿来讲种种新闻，有好的，也有坏的。此外，他已如此习惯于和卡敏斯卡娅讨论所有问题，以至于毫不顾忌地就给她往家里打电话，也不管是早晨五点还是夜里两点。而伊戈尔在处里和谁都不接近，和所有的人都很友好并保持同等距离，对别人的请求从不拒绝，而自己几乎从来不求别人帮忙。
“好了，对不起，”娜斯佳很尴尬地说，“我并不想干预你和格梅里亚个人之间的关系，你是不是要我对谁都不要讲这封信的事？”
“按你知道的方式去做吧！但是不要指望我采取任何行动。我不喜欢格梅里亚，仅此而已。我也不会去调查这封信的事，没有它我自己的问题已经够多的了。”
在回家的路上，她还未能摆脱与列斯尼科夫谈话后产生的不愉快的感觉。他对匿名信的反应是不同寻常的，而且是不正确的、非专业性的。别的不说，就这一点她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伊戈尔会是这样。“你自己看看你自己，你这只母鸡！”她突然对自己恶狠狠地说了这么一句，“你来评论他的专业水平，你算老几啊？你是全俄最主要的侦探吗？伊戈尔曾两次获得总局最佳警探称号，可你呢？最好想想你自己所表现出的专业技能吧！远的不讲，就拿去年一月份来说吧。本应当坐下来把一切都冷静地想一想，权衡一下，可是却冒冒失失地怀疑继父。戈托夫齐茨是对的，别人的痛苦我们都能够轻易排解。可当事情涉及到你自己，脑子就完全不好使了。伊戈尔孩子病了，而且看来病得很重，他的脑子里只有这么一件事。谁能谴责他呢？周围的人都在大嚷大叫，说警察局不破案，大概以为在警察局里工作的绝对都是些机器人，他们没有灵魂、神经、家庭问题和疾病。认为我们的全部意志都应当用于寻找罪犯，用于猜测刑事犯罪的秘密。而这或许也对，确实应当如此。可大自然并不如此安排，我们不是机器人，而是活生生的人，所以我们根本不能总是集中精力搞案子，因为我们的思想还被人类其他种种问题所干扰，因为我们跟所有人完全一样，也会生病、感到痛苦、发神经、爱上别人、结婚、离婚、为亲近的人和朋友送葬，在不知什么时候发工资前清点那几个戈比，而且还得听妻子完全在理的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