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樽，先说说《序言》的作者崔建明。这个我有时叫他建明、有时叫他老崔的人，对外介绍他时，我总是叫他为“深圳碟王”。现在，每年想找一两本看了不反胃的、不烂眼睛的书，实在是太难了。于是，一批爱看书的人转行看碟，碟送来了一个全新的阅读世界。碟即影，那为何不叫崔建明为影王？因为他从不进电影院。他每日里走出家门是与天斗与地斗，与投入产出斗；但回到家里，他只和他收藏的差不多近一万张的影碟斗。崔建明通过对影碟的不懈研究，使自己成为一个江湖上认可的电影专家。
作为专家，建明也像大师卡尔维诺似的先放下费里尼的著作不说，横空出世先扯上一大段自己对电影的认识。这一点，我也很理解。对于电影，我们几位朋友都像在路灯下看到一盘残局，每个人都憋不住撸胳膊挽袖子上去支上两招，耍弄一番。建明的这一番耍弄，占去了《序言》的大半笔墨。但耍弄得也很精彩：
关于电影，我总是有话要说。
我个人认为，就电影发展而言，真正具备开拓意义的电影大师不过三个人：格里菲斯、爱森斯坦和威尔斯……用如此多的文字来叙述我心目中的电影大师，是想说明这样一种观点，自这三位之后，电影已没有大师。《一个国家的诞生》告别了电影的襁褓期，《战舰波将金号》创立了电影叙事的蒙太奇，而《公民凯恩》则是传统电影和现代电影的分水岭，电影美学规则的构筑从此完成。而电影如今已是华丽包装下的游戏。即是游戏，那就看谁会玩，玩得认人面红、耳赤和心跳……电影的观赏无非是一场合法的色相偷窥……但我也注意到有一种人并不满足于电影商人提供的大众消费—
接下来，他提到的当然是王樽和他的这本书。关于他夸奖王樽的话我不能再引了，因为，我还有话要说。建明在这个《序言》中，除了气壮山河般地概说了一通独具眼光的电影史话，为一部关于电影的文字作了某种阅读的热身之外，他还恰到好处地为王樽的这些文字作了一个准确的定位—电影随笔。他用的是这个词，但没有展开说，所以，引出了我下面的这些闲话。
应当说，“电影随笔”这个词对我刺激很大。算起来我与电影的文字关系大约有近二十年了。还在上大学时，我就混迹于长影的“七放”或“十二放”等小放映室里，观看当时的所谓内部电影，《教父》、《八部半》、《去年在马里安巴》都是在那里看到的。毕业从事新闻工作后，就拿电影当成一件文化大事来研究，一直写影评，也算个资深影评人了。近两年碟看得多了，我反而突然不写了。恍恍惚惚地觉得影评，尤其是我的那种一吐为快的影评，已经不是东西了。这个感觉最初是从看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卫平关于电影的文字开始的。她从电影里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也写出了更多的电影之外的东西。那种另类的思想与文字，令我汗颜。现在，我知道了，那是电影随笔对影评的打击。但我没能想到的是，在我的身边还潜伏着更贴近的打击，王樽的这些文字也在那两年就动手了，只是发表在远离我们视野的杂志上，有些根本就没有发表，静静地伏在电脑里，等待着某一天猛然跃起出击。
榴莲的气味最是无敌，老远你就可以闻到，不，是感受到。成熟的榴莲因过分甜腻而发散的呛人的恶臭，像堕落又招摇的女人，让人避之不及，既厌恶又满是诱惑。她们成群结队，混杂着既低劣又高贵，既热烈又冷漠，既肉欲放荡，又清纯无辜，总之是极其复杂多义的感觉，那感觉波涛汹涌，势如破竹，卷地而来……
这篇名为《榴莲的气味》的文章，碟友们一看名字就会猜到他是要写陈果的电影《榴莲飘飘》。但文章上来即以波涛汹涌、势如破竹的劲头狂说榴莲，在两千字的范围内几乎只字不提那个电影，让你感到是沈宏非们在弄“写食主义”。但读着读着你又发现：
我在少年时，闻到外国人身上浓郁刺鼻的香水味，总觉得不可思议地难闻。当我最初闻到榴莲的气味时便想到了外国人身上的香水味。美国有个强Jian犯在为自己辩护时，曾振振有辞地指责被辱女子身上的香水味太有刺激性，以至自己失控犯罪。
“写食主义”一拐弯又钻进“写色主义”的胡同。食色性也，转而进入到《榴莲飘飘》的象征求证。王樽是个做事认真的人，原本是随意的写作，他会像做学问一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在文章中接着说：“在2002年的香港电影节上，我曾就榴莲的特殊寓意当面询问过陈果。他说，起初并没想太多，感觉合适，刚好用上了……其实，关于榴莲在影片中的寓意是不必刻意追寻的，影片完成便成为公众的产物，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读出自己意想中的榴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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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影碟的洞孔（2）
虽然秦海璐演的是青年妓女，但王樽最后将榴莲定位于“人到中年”，“是当下对过去的遗忘……是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有浓得化不开的风情，有些不再上进、破罐子破摔的无奈，有点堕落，也不算太堕落，至少与无耻无关；有点肉感、放浪、有点风骚，但不让人恶心反胃，正好处在临界线上，再过一点就让人不屑了；是饱经沧桑的通透，旷达。总之，是一种难以说得明晰的，一个季节对另一个季节的缓慢的、持久而沉迷的渗透。”
电影成了石子，王樽成为弹弓，电影随笔成为想打哪里就打哪里的秘密武器。在王樽的电影随笔里，十八种兵器，不能说样样精通，但也运用得极为灵活自如。在他的关于电影的文字里，有时他会高声吟咏一首自己早年写作的诗歌，有时会热烈地铺张一段巴乌斯托夫斯基或你所不知道的什么别的“司机”的小说，有时会挂上一段酸楚的情史、邂逅和奇遇，有时会拉开生物学的或者物理学的架势，色、香、味、声、光、影一锅炒……他漫无边际地自话自说，似乎不知所云，但确让人有所感悟。
有人曾这样定位散文与随笔：“作家的散文，学者的随笔”。这话多少有点贬低散文的意思，但我以为，它至少准确地道出了随笔的品性。我为什么会认为电影随笔比影评地位高，因为，随笔与现代的散文相比，首先胜在信息，或者说是知识，再深点说是学识；二是它要求有更开阔的视野，更自由的思考；三就是更加自由的文笔、文采和文路。
随笔要想写得好，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能太功利。我问过王樽，这些文字最初是给哪里写的，他说：“原来是给一家杂志零零星星写的，后来写来劲了，也不知道写出来往哪里发，其中有好多文章根本就没想应当怎么发，就一路凭着兴趣写下来了。”我一直以为写作时不知发表的面貌，那种状态最好，没有了功利心，也就没了框子。随笔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的哪一方面来讲，都更需要随心所欲的心态。很多时候，深刻的思想和精彩的文字不是冥思苦想出来的，而是随着你写作的自由散漫的进程，自然而然地跳出来的，有些甚至是飞跑着赶来的。这时写作者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在写什么，它洪峰般涌来。过后，你常常会问自己，这话是我说的吗，怎么这样精彩？
电影随笔，就我所知，已有几个人弄得风声水起，一个是学院派的崔卫平，一个是社会派的毛尖，再有就是我这里介绍的王樽。他是什么派，我还说不清，但我至少认为《与电影一起私奔》是一种亲近于学问的文字。作为一种文化写作，它是成功的。
说到学问，还得再说一件事。前几天，我和朋友到新开张的号称国内单体面积最大的南山书城闲逛，朋友买了智效民的新书《往事知多少》，我翻了一下，从“往事”的角度看，以为它不及“并不如烟”，所以没买。但几天后看到一篇关于它的书评，其中一段文字是关于随笔与职称的，很有意思，特摘录在这里：
如今，在一些研究院所和高等院校，随笔的学术价值是不被承认的，哪怕是学术随笔也不被承认。好在山西社科院对学术统计比较宽泛，还承认随笔也算科研成果。
如果，按照山西社科院的比较宽泛的学术统计，王樽的这些文字不仅是一部自我快慰的著作，也完全有理由放到评职称的学术成果统计的游戏里。其实，“学术随笔”这个词也很另类。往近了看，在钱穆、黄仁宇那里，往远了看在先秦祖师那里；往外国看，在尼采、在克尔凯郭尔、在房龙那里，“学术”早就“随笔”了。那么，为什么有些文字会成为随笔呢？我想，写作的根本追求在于自由之精神，而没有自由之笔墨，自由之精神会枯死于笔端，甚至憋死于内心。在今天，写已有了可贵的自由。王樽将它用得恰到好处。
最后我还要做一个补充，《与电影一起私奔》有一个很好的前言，它很热身；有一个丰硕的身体，它很好看；正文的后边有一个很好的附录：三大电影节获奖电影名单及美国一百部最佳电影名单，相当于“人生必看的三百部经典电影”的清单，它很实用。一本随笔集，好看，好玩，又好用，我们还要求它什么？
一轮弯月高悬，夜幕上缀满星星，宜人的风徐徐掠过。一大块空地，数不清的人从许多角落里拥出，男女老少，不分尊卑，会聚在一块白布前面，当那一束白光射出来的时候，那些人便开始躁动，无论是发情还是怀春，他们都是死不悔改的寻梦人。
这就是玩了一百年的电影，其中有一个人坐在那里无端地猜想，什么时候把这个好东西搬回家就好了。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少年人与小伙伴天天晚上钻下水道进场，像一群地下工作者，为的是节省那两毛钱的电影票，尽管那些电影不过是《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可那是一个少年在荒凉时代的全部梦想啊，童年的快乐都凝聚在那一块白布之上。多少年过去，少年人终于梦想成真，他真的把电影搬回了家，录像带、VCD和DVD实现了久积心底的愿望。如今已成中年的他，早已快乐地倚在床头观赏着影像世界里的一切奇观：Zuo爱、凶杀、枪战、灾难以及美女猛男反复演绎的三人转或者更多转使他心旌摇曳；毒贩、妓女、剪刀手、吸血鬼、变态人让他目瞪口呆；教父、海盗、杀手、刀客则令他心旷神怡……最后，他自己憋不住了，把所有的观影体会写成了一本名为《与电影一起私奔》的书，甫一上市，坊间就火了，大家觉得这书挺另类的。既没有BOBOS的卖弄，也没有网上的噱头，它把一个少年的青春梦想和中年男人的读书心得以及影像观感很优雅地融合在一起，人生的无常、风一样的青春和银幕前的胡思乱想在这一本书里有很好的交集，就像一干从那个年代里走过来的人，备感温暖而又亦悲亦喜，无论心中有多少数不清的快乐和不快乐的往事，《与电影一起私奔》都引领了一些人经历了一次丰富的人生之旅。书中的胡思乱想在一些年以前是不能暴露的，已经有大量的惊弓之鸟开始承认这一点，万一不小心露出了小小鸟的尾巴，那肯定被捉去下了火锅。令人狐疑的是，当再也不用偷偷摸摸的时候，曾经有过的胡思乱想却已不见踪影，这是让人一想起来就伤心欲绝的问题。其实也不是什么很深刻很了不起的念头，无非是有关下半身的想入非非，大事件都有领导操心，革命群众只能关起门来悄悄地寻欢。胡思乱想不见了，真的不见了，尤其是在深圳这样的豪华渔村里，人人都在关注自己的财富，那么多烦恼那么大的压力，满地的碎银子再不去捡回来，那就来不及了，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深圳的来不及心态在《与电影一起私奔》里有刻意的描述，阅读之际，我们都像《罗拉快跑》里面的女主角，什么都有可能，什么结局都会发生，可总是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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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影碟的洞孔（3）
说到这里，该说一下《与电影一起私奔》的作者了。他姓王名樽，河北保定人氏，来深圳多年，乃报业一介名记，当年想把电影搬回家的少年就是王樽。我和他于1988年相遇，在那个数十万人穿越琼州海峡去投奔海南孤岛的时候，我们曾共同痴迷于录像带的交流。王樽那时正红，担任一家杂志的总编辑，全海南三十多家新闻媒体中他是最年轻的领导。我们处在被海水围绕着的岛屿，看录像带是仅有的一点快乐，也从此结识了朱丽叶·比诺什、朱丽娅·罗伯茨、戴米·摩尔、妮可·基德曼、苏菲·玛索、莎朗·斯通、泽塔·琼斯、安吉丽娜·朱丽、梅格·瑞恩等一大堆骚得冒烟的宝贝。我们经常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