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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成为国内新兴的一支强大的可以和皖系叫板的军阀势力，谭延凯想借“联省自治”之名，吸引杨朔铭加入，借杨朔铭的军力抵抗段祺瑞。谭延凯认为，杨朔铭如欲北上和段祺瑞争锋，必然取道湖南，以杨朔铭平定两广期间的所作所为看，和段祺瑞相比，杨朔铭显然要开通得多，因而能够阻止皖系势力侵入湖南的，也唯有诉诸湖南全体民意的“湖南自治”了。
面对谭延凯祭出的“湖南自治”法宝，段祺瑞很快便意识到了危险，他一方面下令北京政府“申斥”张敬尧和唐天喜，承认谭延凯的省长地位，一方面将计就计地接过了谭延凯“湘人治湘”的口号，下令派湖南乾城人的傅良佐（段祺瑞的内弟）率军入湘，出任湖南督军。
而一直对家乡湖南极为关注的杨度，当然知道段祺瑞的用意是什么。
对于目前担任两广巡阅使并且拥有海军支持的杨朔铭，段祺瑞一直极为担心，杨朔铭虽然已经同意了二人联手的建议，但段祺瑞并不放心，对杨朔铭的赣军平定两广后并没有进军云南的原因，段祺瑞也猜到了是赣军连续作战需要休整的缘故。而此时湖南的战乱势必影响到杨朔铭的后方，正好可以用来牵制杨朔铭的军力，使其无暇分心。
而在张敬尧和唐天喜打得两败俱伤之后，傅良佐便可入湘一举平定，这样湖南便可成为皖系的势力范围，同时也成了皖系南下的跳板和阻挡杨朔铭北上的屏障。
“其实杨瀚之有力量结束湖南的战乱，但他却在两广按兵不动，”梁启超说道，“莫不是真的对老谭的那个‘联省自治’的提议感兴趣？”
“‘联省自治’又怎么了？所谓‘联省自治’，不外乎两个层面的涵义，即各省自行制定省宪法，依照省宪法自行组织省政府治理本省；再就是在各省自治的基础上，由各省选派代表，制定联省宪法，以实现国家的统一。”杨度答道，“其实这是一种很现实的选择，再怎么说也好过这样的军阀混战。他杨瀚之如果选择联省自治，眼下正当其时。”
听了杨度的回答，梁启超竟然不自觉的点了点头。
对后世的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光知道“中央集权”，对于“联省自治”这个词一直相当陌生，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国家制度因为与革命领袖的“北伐统一”路线存在尖锐冲突，一度被简单粗暴地冠以“地方军阀粉饰其割据阴谋的遮羞布”的标签，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而事实上，中国人有这种“联邦制”的国家理想，由来已久，非止一日。在辛亥革命成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曾明确表示：“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在袁世凯以大总统身份统一南北后，进步党人掌控舆论，高举中央集权的旗帜；革命党人忧惧袁世凯实施独裁统治，遂在“临时约法”中没有对中央政府与各级省政府之间的关系作任何具体的规定，“二次革命”期间，更是明确的倡议国家应改行联邦制。在袁世凯解散国会后，进步党人也转而开始鼓吹扩大各省自治权。在民国建立后，联邦制的国家理想已经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颇有影响力，如章士钊即屡言“吾国之各省尽可邦而联之，而无碍于国家之统一”。
自辛亥革命以来，联邦自治论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最为流行的政治思潮之一。袁世凯称帝后，联邦自治论一度沉寂，此后革命党人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卷土重来，在南方举旗反袁，明确表示建立的也是中央集权制的共和国。由共和到帝制让人们看到了过度中央集权的危险，而“弘宪帝国”覆灭后出现的军阀混战危险，更将联邦自治论推上了前所未有的**。
在地方中小军阀层面，大大小小的军头们希望依靠“自治”，能够将北洋系大军阀的“武力统一”挡在省门之外；在民众层面，希望依靠“自治”，结束国家持续动荡带来的灾难和军阀混战的危险；在知识分子层面，上层救国路线已经走了多年，一无所成，反而有造成天下大乱局面的危险，中国的知识分子希望依靠“自治”，尝试着去走另一条中间的救国路线。
作为一个对中国政治现状有着深刻理解的优秀政治家，杨度当然清楚这当中的利弊。
“国会重开在即，他段芝泉却出了这么一招昏棋，只怕要有好果子吃了。”杨度说道。
“国会重开，皙子怎么看？”梁启超听到杨度提到国会重开的事，立刻问道。
“国会开不开，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杨度看着梁启超，笑了笑，说道，“倒是你梁任公可以大显一番身手了。”
梁启超听出了杨度话里的讽刺之意，他只是笑了笑，没有说什么，但他的眼中，却不由自主的闪过一丝得意和自信之色。
他没有告诉杨度，国会之所以能够重开，和他的研究系和段祺瑞之间的合作，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
段祺瑞虽然是军人出身，但也知道用文人治理国家的重要性，而且段祺瑞曾留学德国，对西方的代议制也甚是推崇。段祺瑞也希望能够在中国推行代议制，因此在很早以前，就和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研究系展开了密切的合作。
研究系的前身，是进步党，在民元国会时，进步党是除了***之外的第二大党，是从晚清时期的立宪派发展而来，在各地颇有根基。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身亡后，梁启超以他的生花妙笔，在引导舆论方面，给了段祺瑞以很大的支持，甚至于连他自己的老师康有为都骂到了。在段祺瑞上台后，研究系和段祺瑞的合作可以说进入了蜜月期。在段祺瑞“平乱”期间成立的临时参议院，就是在研究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段祺瑞重开国会的意图，也得到了梁启超的大力响应，而新一届国会的体制乃至选举办法，也是梁启超等人一手弄起来的。
梁启超等研究系大佬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在历经“弘宪帝国”和南方叛乱之后，原来的包括孙氏中华革命党在内的属于***的势力已经冰消瓦解，不成形了，而交通系虽然财力雄厚，但并不象一个政党，也没有多大的政治抱负，国内目前能够称得上大党的，就剩下研究系了，因此研究系有望在新一届国会当中，独占鳌头，成为第一大党。
作为研究系的首脑人物，梁启超希望能够在国会选举胜利之后，真正的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洗雪当年激进的“戊戌变法”不成而导致国家动荡所带来的耻辱。
“此次重开国会，有几件事，还需要卓如你多加注意。”杨度看出了梁启超心里在想什么，提醒了他一句。
“愿闻其详。”梁启超收敛了思绪，脸上现出了关注之色。
“段芝泉此人，可为将而不可为相，更不可为帝，”杨度说道，“他虽然倡议重开国会，但他心里想要的，是一个能听他话的国会，这一点，我想卓如心里应该清楚。”
梁启超听了杨度的话，微微一愣，然后显得有些勉强地点了点头。
（一百八十九）救国之道
（一百八十九）救国之道
杨度注意到了梁启超脸上表情的细微变化，他不动声色地一笑，继续说道：“但凡事涉选举，出人意料之处甚多，卓如切不可自信过高，一如当年桃源渔父，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听了杨度后一句话的提醒，梁启超想起了当年轰动一时的宋教仁遇刺案，脸色不由得一变。
“皙子所言甚是。”梁启超的语气变得沉痛起来，“前些天我在《纵横谈》杂志上看到过关于桃源渔父遇刺案的详情披露，凶手竟然是陈英仕，且幕后主使竟为孙氏，真是太过出人意料。”
“我记得那篇文章是一个署名叫‘冰火’的人写的，我是从《京华时报》上看到的。”杨度看到梁启超听进去了自己的话，眼中闪过欣慰之意，“读其文，个中之惊心动魄，不亚于深夜之读惊悚小说，真不知他是从哪里搜罗来这许多证据。”
“该文所指皆有翔实证物，分析又丝丝入扣，合情合理，只怕如今起孙氏于地下，亦难自辩。”梁启超叹息道。
1913年3月20日，***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遭遇阴谋暗杀。
在后世的人眼中，宋教仁一直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亲密战友和好朋友，被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称为“为宪法流血之第一人”，而那篇看得杨度冷气直冒的文章，却用翔实的史料，向世人揭示出了二人关系的另外一面。
早在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就曾公开表示说：“象孙氏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想要达到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相信，在真正的领袖人物出现之前，努力钻研有关的政治的书籍是得体的。”
1910年12月，宋教仁与日本友人串户真左树的谈话中，又明确的再一次表示说：“孙氏已经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一个被有意忽略掉的事实是，在同盟会及***内部，宋教仁其实是最早反对党魁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一个人。但是，宋教仁却没有象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那样的公开站出来对孙氏进行挑战；也没有象张百祥、刘公、孙武、焦达峰等人那样，另行组织共进会自行其事，而是与谭人凤等人一起，局限在同盟会内部，对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实施“架空虚置”。等到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宋教仁一方面在***内部继续对理事长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实施架空虚置；另一方面又打算在***占据较大优势的议会中，通过议会政党的责任内阁，对大总统袁世凯实施同样性质的架空虚置，以实现自己充当实权总理的政治理想。宋教仁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的成功与失败，实际上都根源于此。
宋教仁与党魁孙氏之间不愿合作却又不得不阳奉阴违、架空虚置地进行合作的内心分裂，可以一直追溯到1907年2月28日。他在当天日记中曾介绍说，黄兴因为不同意孙氏把陆皓东生前所设计的青天白日旗充当未来的新国旗，两人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宋在日记中指出，这场冲突的更加内在的原因，其实是孙氏“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
早在辛亥革命前，孙宋二人便屡有冲突，同盟会曾发生过两次倒孙风潮，而宋教仁当时均未站出来为孙说话，以致于陈英仕等拥孙派对其十分痛恨。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宋教仁又与孙氏处处相反，孙氏主张北伐，宋教仁则主张南北议和，推袁世凯为总统。孙氏主张定都南京，而宋教仁与章太炎等人均主张定都北京。
除此之外，二人之政见亦大相径庭，孙氏主张实行美式总统制，宋教仁则主张法式责任内阁制。孙氏要做大权独揽的大总统，不愿受人制约，理由是责任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因为在此非常时代，吾人不能对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而误革命大计。”双方一度争到面红耳赤，最后不欢而散。
和激进的革命派不同，宋教仁一向坚持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内从事议会政党非暴力的民主选举、阳光参政及和平竞争。在这一方面，主持缔造***的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党内占有当仁不让的明显优势。但宋教仁的举动，却无形中把***内部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陈英仕等人为首的激进革命派人士，陷入到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被动境地当中，从而造成了“党有内哄”的危险局面。宋教仁对于“内哄”的危险局面过于自信的盲目乐观和疏于防范，直接导致他后来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遭受谋杀的悲惨结局！
急于充当“太平宰辅”式的第二号人物的宋教仁，是被流落上海的兵痞武士英开枪杀害的；而现场指挥武士英枪杀宋教仁的吴乃文，却是应夔丞任沪军都督陈其美的谍报科长时的一级科员。应夔丞被租界巡捕抓捕归案，又是吴乃文安排自己在武汉结识的老朋友王阿法出面举报的结果。雷厉风行地把应夔丞、武士英抓捕归案的陈英仕等人，却始终没有把租界巡捕明令通缉的吴乃文抓捕归案。与吴乃文一起现场指挥武士英的陈玉生，在镇江被捕后始终没有出现在宋教仁案的审判席上。这些证据所指向的主使操纵宋教仁血案的幕后真凶，并不是远在北京的袁世凯，而是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军政实力、情报系统以及黑社会势力的前沪军都督、青帮“大”字辈大佬陈英仕等人！而陈英仕利用孙氏出国表面上不知道此事之机，断然杀宋，造成既成事实，则可一箭双雕，一方面可为孙避嫌，另一方面则可以宋之死激发党人，消除党内非激进势力的影响，发起反袁革命，为孙上位大权独揽扫除障碍。
而在宋教仁死去之后，孙氏信徒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