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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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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里去了。”

我没有见过彭雪枫,也不知父亲年轻时的样子,但说到这里,他们两个身上不同的特质我已经能够触摸到了。彭雪枫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指挥员了,而我父亲呢?他好像还没开窍。

父亲决心离开彭雪枫,执意独闯路东,是不是还另有隐情?据刘玉柱(注:二机部副部长,时任彭雪枫支队宣传科长、豫皖苏省委秘书)讲,他到竹沟向刘少奇汇报,带回了一封信。他向我父亲透露说,少奇同志对几个领导同志的职务已经做了安排,并决定成立豫皖苏省委,由吴芝圃(注:建国后曾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当书记云云。

父亲说:“这封信没有看到,宣布时,我任豫皖苏省委书记,上面还有个党政军委员会。……我就有了些想法。”

究竟有没有这件事?刘少奇的信上写了些什么?历史尘封的往事无人知晓。干部的配备,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何况这种事捣腾出来又有何意义呢?我只是想了解我的父亲,为什么他就不肯留在彭雪枫的部队里,为什么如此义无反顾地冒着危险独自走向敌人的营垒。不错,他向来在自己认定的事情上,是不容动摇的。但这里或许多少也有些委屈和不平,因为他毕竟还是个年轻人,那年他才29岁。

而年轻人身上的冲动是可贵的。应该说,父亲的这个决定是理性的,是建立在对抗日战争特殊规律认识的基础上的,但同时也是冲动的、激昂的。孤立和不服气有时也是兴奋剂,也会激励人,尤其是当自己怀有抱负,握有真理,它会激励人们去探寻、去冒险、去证明自身的价值。

同生共死的战友,今天又要各奔前程了。

前面的道路有多艰险?谁也不知道。但决心一下,就再也不允许瞻前顾后了。也许是不放心吧,彭雪枫说,再带一个人去吧。据国防科工委办公厅主任黄林同志回忆,他当时是党政军委员会秘书,临行前,彭雪枫说,看你的鞋都破成这样了,要供给处给爱萍赶做双新鞋吧。父亲记得,过雪山时,他有些喘不上气来,彭雪枫说,你病了吗?骑我的骡子吧!父亲的那匹骡子在过泡桐岗时摔死了,全团就剩彭的这匹。两人你推我让,最后还是伤员骑了。

他曾就独闯皖东北这段经历写过一首长诗,但诗中反映他当时心态的只有两句:“恨不生双翅,疾飞到路东。”

后来的事实证明,父亲向东发展的举措是正确的。他到皖东北后,仅用了三个月,就拉起了自己的队伍,建立了5县16区的皖东北根据地。很快又将豫皖苏与苏北连成一片,以至于日后彭雪枫在路西走麦城时,才有了便捷可靠的退路。

对这段历史,至今人们说法不一。1987年,长期跟随彭雪枫、担任彭雪枫参谋长的张震曾撰文,题为《新四军第四师的战斗历程和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其中写道:“根据少奇同志5月份关于……的指示以及张爱萍在淮上时曾提出的可向津浦路东发展的意见,7月份张爱萍到皖东北地区……创建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时,由于我们对皖东北的情况不了解以及对开展这一地区工作认识不足,没有派部队随爱萍去,失去了一段有利时机。”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那段历史一个委婉的交代吧。

5 草莽江湖

在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时,我曾经问过父亲这样一个问题:

“爸,在你这一生中,什么时候最苦、最艰难?”

沉默……

显然,在这以前,他还没有从这个角度回顾过自己的人生。

“是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吗?还是在长征途中?”我试图诱导他。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表情凝重地说:“不!在皖东北,在九旅,在生你的那个地方。”

他为什么会把在皖东北敌后组织抗日武装这段历史,看作是人生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呢?这仅仅是他个人特有的经历?还是深含着更大的全局上的背景呢?当年曾为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是这样回顾的:“国民党最初对敌后的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他们惊慌失措,退却逃跑。那时敌后是空虚的。到了这时候,国民党逐渐了解了敌后的具体情形,又看到我们在华北敌后的大发展,它对于敌后的观念有了改变,觉得敌后还是可以经营的。国民党最初是不愿到敌后去的,而指令我们到敌后去抗战,他们自己站在后方。然而在此时,他们就大胆、积极地向敌后伸展,恢复他们在敌后的统治,并严格限制与排挤我们。形势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注:《刘少奇自述》119页)

毛泽东要深入敌后,抢占华中,蒋介石也不是傻瓜,更有甚者,他都联想到,华中一旦被共产党控制,即使抗战胜利了,他要再回南京、上海恐怕都困难了。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又说:“这是和华北不同的道路。我们不独是在同敌伪的不断战斗中,而且也是在同反共顽固派的不断自卫斗争中,即是说,是在三角斗争中来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注:《刘少奇自述》122页)父亲解释说,华中抗日斗争的特点,是和敌、伪、顽的斗争。这里的敌,是指日军,伪是汪伪汉奸,顽则是指专门和我党搞摩擦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叫顽固派。

历史的事实是,刘少奇的这个先敌抢占华中的战略思想并没有被党内同志所理解。刘少奇在《自述》中继续回忆道:“1938年,党的六中全会决定了发展华中的方针,但这时发展华中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了。”但“还来得及补救”。可我们又“继续犯了一个错误,又失去了一些时机”。(注:《刘少奇自述》117页)

刘少奇在这里指的是又犯了个什么错误呢?他说,我们估计日军攻陷武汉后将继续向内地发展,因此我们将着眼点集中于可能成为敌后的河南,而忽略了津浦路和淮南路以东现有的敌后广大地区。他的这个结论和我父亲当时的主张是一致的。刘继续说,一直到1939年冬,才确定认识抗战的相持阶段到来了,在河南发展不可能了,才把中心移到津浦路两侧去。但这时,时机过去了,条件更困难了。国民党在敌后恢复了他们的秩序,而我们在那里则很孤立。他写道:“形势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注:《刘少奇自述》119页)

皖东北,这是个不算太大的地区,相当京津唐地区,甚至还要小一些。用现在作战条令来衡量,也就是约合一两个集团军的活动地幅,但从当时历史条件下军队的作战和机动能力来看,建立一个旅一级的游击区已经是足够的了。鬼子和伪军16000人,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县城和乡镇,共100多处,平均每个点不过百八十人,兵力相当分散。父亲回忆说:“国民党正规部队都跑光了,这个地区从国民党统治变为日伪统治,但国民党的地方政权还在,只不过已经被大大削弱了。”

我是沿着父亲当年进入皖东北的路径寻访的。经涡阳的临涣集向东北,再从宿县的符里集和夹沟之间穿越京沪铁路(当年称津浦线),就进到皖东北地界了。现在这里已经是车水马龙,居民点、集贸市场星罗棋布,熙熙攘攘。为了体验当年的感觉,我特意将车开上了一条早已废弃的老路。

一组镜头:1939年的夏天。一个29岁的青年,着布衫,戴斗笠。手里拿着东西?或者没拿?这不重要。空旷的原野上依稀散落着村庄,两边的庄稼随风浮动,像大海的波涛,天好蓝,云好深。在战火纷飞中,告别了自己的同伴,只身走向敌营,没有武器,没有队伍……前面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呢?

是你一个人去的吗?父亲告诉我,还有一个向导,叫刘子吾,是宿县地下党的交通员;再一个是游击支队的民运科长刘作孚。后来,刘作孚换成了宣传科副科长刘玉柱。一行三人,穿越了鬼子的封锁线。

生活在太平盛世的人不懂得什么叫乱世了,当年在这里作过战的军委副主席张震用两句话作了概括:“三里一司令,五里一队长”。战乱中的皖东北大地,一时群氓蜂起、土匪啸聚、水寇出没、恶霸横行。

父亲他们一跨过铁路,就遇到一伙人,簇拥着,斜挎着盒子枪,看不清面目,但从走路的姿势看,侉侉的,不像是好人。是土匪!快跑。好在这时青纱帐起来了,也就是高粱地,皖东北叫绿豆秫秫,钻进去对方就不敢贸然进来了。父亲考虑,敌后侦察,免不了鬼子盘查,反复权衡,就不带枪了,可不带又有不带的麻烦,他说:“撞死在土匪手里才冤呢!”

肚子走饿了,到集镇上搞点吃的。在铁路边临涣集的一个小饭铺里,遇上了鬼子汉奸盘查。他说:“我倒真想会会他们。鬼子这样分散,组织小分队突袭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第一站在宿县的时村歇脚,巧遇国民党泗县县长黎纯一带着百十号人的队伍过来。“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不要以为就共产党懂得敌后游击战,国民党的零星小股也先我渗透进来了。既是友军,不妨一会,黎还是四川老乡呢,见是武汉八路军派来的高参,大地方来的,设宴款待。酒刚过三巡,就听枪声大作,说是鬼子来了,黎连告辞都来不及,拽着县大队就溜了。父亲说:“他不行!”听得出,他根本不把这个异党的竞争对手放在眼里。军人就是军人,枪声很刺激,它让人兴奋,枪声里隐含着重要的信息,他迎上前去。果然,枪声给他引来了八路军115师苏鲁豫支队的营长梁兴初(注:原成都军区司令员),他带了一个营从山东窜过来,和鬼子打了个照面。这是北方局所属的一支山东部队,而父亲是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属中原局。虽不是一个系统的,但他对外的身份是八路军115师政治部副主任,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高级参谋,也可以说是梁的上级了,何况他们在红军时期就很熟悉。他才得知,山东的八路军也在打皖东北的主意,时不时地派小股部队在这一带出没。梁还告诉说,我们的头头可是你的老熟人,谁?吴法宪;谁是吴法宪?就是吴文玉啊!

噢,吴胖子!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在中央苏区团中央工作时,吴年纪小,他们愿意带着这个活泼的小胖子一起玩。由彭明治、吴法宪带的苏鲁豫支队,是支正规的红军部队,长征路上一起走过来的,如今兵员齐整,装备精良。他这个豫皖苏省委书记,不过是个空头司令,谁知道那儿水有多深,既然您老兄一意孤行,就自己去蹚蹚吧。他现在该知道这里的凶险了,他真诚地说服梁能留下,共图大业。但梁实在为难,他们归山东方面节制,今晚就得返回,军令如山啊。父亲说:“我还是给吴胖子写了封信,并交代了电台沟通的办法。”

吴胖子还真不错!父亲再次过路东时,吴法宪真带着部队来接应他了。吴说,我给你开路。父亲说,那还不把人家都吓跑了,怎么搞统战?你就带人后面跟着吧。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枪杆子的天下,有了吴胖子保镖,现在可以大大方方地拜会地头蛇了。许志远,当地恶霸,抗战后投靠国民党桂系,被任命为沦陷区灵璧县县长。雷杰三,许的嫡系,握有五六百条枪,横霸一方。他们在几里路外就布开了阵势,刀枪剑戟地欢迎新来到的友军代表。

是挺悬的!我说,国共两党是多年的仇家,就不怕人家下毒手?

父亲说:“见到面倒是挺客气的。”其实,也就是要给他个下马威,有吴法宪的队伍蜷伏在身边,父亲解释道:“双方都还在摸底。”同时他也承认:“对危险,确实也没有想那么多。”不久,对方终于动手了,我方人员江上青牺牲,那是后话了。

开张还是顺利的,但没多久,一纸调令,吴法宪被调走了。苏鲁豫支队的隶属关系本来就不顺,不是一个系统的,谁会听你招呼?全靠有熟人。父亲说:“算了吧,求人不如求己。”他又成了孤家寡人。好在苏鲁豫支队南下时收编了徐州附近的一支小游击队,头头是孙象涵,大概因为是后娘养的吧,反倒很配合,以后成了父亲创建皖东北天下时组建九旅的一支重要力量。

对吴法宪在困难时的帮助,父亲常会提起。我们小的时候,常来家里的客人不是很多,但吴胖子是一个。他的夫人陈绥圻也是我妈妈战争年代的好友,曾有过一段生死相伴的经历,后面我还会提到他们。可惜“文革”后我们两家就形同陌路,父母每次谈起和吴、陈夫妇的往事,总会陷入深深的叹息。

灵璧县的许志远、雷杰三是一批地方势力。父亲说:“表面上殷勤,但我知道他们很难合作。”共产党是穷人的党,他把目光投向民间。许志远的副官倒是很热情,给父亲介绍了当地的开明士绅苌宗商和姚隆源、陈北余一伙。他们是许的后勤物资供应商,是靠许吃饭的,就像现在许多愿意和军队、政府做生意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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