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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的秘书说，当时正值缅甸总理奈温访华，基地官兵就在背后叫他“耐温将军”。
我妈妈回忆：“你爸爸难得回趟家，偶然回来一下，晚上做梦都在喊‘水！水！’经常是一下飞机就直奔总理那里，时间紧就来个电话，说是在总理那儿汇报工作，要马上飞回去，就不回家了，带的东西交老安（注：司机。安全德，1948年参军，后任首长驻地管理员）直接送机场。一次，李旭阁（注：总参作战部处长，我父亲的随行参谋。后为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员）打电话来说，他给总理送材料回来了，晚上要飞回去，问有什么要带给首长的。我听说是架空飞机，知道戈壁滩干旱，就赶紧把司机、警卫员、炊事员、公务员都发动起来，上街去买西红柿、小红萝卜、黄瓜、西瓜，成筐成筐地买，北京这些东西最便宜，几分钱一斤，都带上飞机。你爸说杜甫是‘家书抵万金’，你这是‘家货抵万金’，说我干了件大好事。这些瓜果蔬菜分下去，可把大家高兴坏了。你爸他把西瓜啃得只剩一层皮，还舍不得扔，放在桌上，办完事回来，再用它擦擦嘴，烧开水时，还把它扔到壶里煮。我当时还给你爸写了句话，你看看……”说着她小心地抖开了一张发了黄的纸条，上面写着：“千里送鹅毛”。“你爸爸一直保存着它，夹在他的小本子里。”
在东大山哨所旧址，还可以看到用碎石砌在半坡上的字。据说是当年父亲经过此处，哨兵请他出示证件，随行人员说是总指挥首长，不料哨兵回答，这就是根据总指挥首长的规定，任何人不得例外。父亲当即为哨所题字：“东大山哨要道站，车来人往夜不断。一丝不苟严把守，保卫钢铁运输线。”哨所里的士兵们用石块堆砌了这四句诗。如今，40年过去，那个哨所早已撤销，那些士兵们也该进入花甲之年了，岁月的流逝，早已把砌在山坡上的诗句吹打得模糊一片，但张爱萍三个字还依稀可见。
我们在北京的家。
父亲是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总指挥，但在戈壁滩的生活，他说的并不多，我们都是听别人讲的。小时候和父亲的沟通，大多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妈妈的习惯是，只要能等就一定要一家人到齐了才开饭，这时她总会督促我们把功课先做完。经常是一边做着功课，一边肚子咕咕作响。父亲回来，总会说，怎么这么晚了你们才吃饭？看得出，他的脑子还停留在他自己的事情上。那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都按定量，而且多是糙米和杂粮，父亲属于高级干部，可以配给些细粮，每餐饭给他专门蒸一小碗白米饭，他坐下来第一件事是用筷子把这碗饭划成四块，我们兄妹一人四分之一。妈妈总要说，你工作累，他们小孩子皮实得很。父亲通常是理都不理睬，只对我们说，吃！我是一口就吞下去了，他总会跟上一句“真是个鲁智深！”我们几乎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程序，终于有一天，有了例外。杨尚昆的儿子杨小二来我们家玩，留他吃饭。父亲说，你是客人，这碗白米饭就归你了。后来我去杨家，也留我吃饭。他们在中南海的食堂吃，邓小平一家也在那吃饭。杨尚昆介绍说，这是爱萍的孩子，我们的小二到他家去，把他们唯一的白米饭给吃了，今天我来回请这小子。邓小平说，那你还不放开肚皮吃！我回去和父亲谈起来，他神情凝重地说：“昨天在总理那里研究工作，搞得很晚，总理说，弄点吃的吧，端上来每人一碗清汤面。总理说，现在连毛主席都不吃肉了。”我当然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严重的，也许是我们没有和他产生共鸣吧，稍顿片刻后，他说：“你们都住到学校去，和老百姓的孩子去过一样的生活。”
四中并不是个住宿制学校，不多的床位只提供给少数外地或是农村来就读的孩子。我们家离学校不足10分钟的路程，学校自然不能批准。父亲叫秘书专程找了党委书记陈模，转达说不能允许我们的子弟从小养尊处优。陈模书记非常理解，她专门找我去，讲了许多道理。直到我长大后，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才深感其中的益处。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吃不饱饭的滋味。
困难时期，都吃“双蒸饭”，就是把米泡足水蒸一遍后，再泡上水蒸一遍。这样看起来有满满一大碗，但实际上还是那么多，是精神会餐，一顿饭要不了几口就结束了。但食堂的汤是随便喝的，下课铃一响，大家就箭一般地蹿出去，抢先去捞汤上的那点油花子。我几乎整天都是饥肠辘辘的，永无宁日，见到些什么，不自觉地会想，这能吃吗？到了周六下午，先把学校那份晚饭吃了，然后再回家吃晚饭。哥哥说：“你的吃相是不是注意点，爸爸妈妈看了会伤心的。”我很不好意思，吃的时候，总是克制住自己，尽量多嚼几口。可哥哥还是照样骂我，“你这个家伙，怎么就说不听的？去照照镜子，看看你那个馋样！”
每当这种时候，父亲总会说一句：“今天就让他过一次共产主义吧。”
妈妈的关心当然就更细致了。每次只要我和哥哥一上桌，立马就会风卷残云般地吃掉桌上一切可吃的东西。有一次吃完饭，妈妈问我饱了吗，我说，如果有，还能吃点。她说人家送了几个椰子，吃不吃？这当然不能放过了，只要是能吃的东西。我折腾了个半天，把椰子劈开，挖里面的椰肉吃，很香很脆，有点像花生米的味道，这下终于真正地饱餐了一顿。回到学校后，睡到半夜，就恶心起来。那玩意油性很大的，终于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将胃肠里的东西喷射出来。我又睡在上铺，飞流直下，恶臭难当。同学们都气坏了，你他妈的吃的什么玩意？这么臭！还让不让我们睡觉了？一直到现在，我一闻到椰子味就恶心。
父亲似乎很满意我们能自觉地接受这样的生活。他说：“读过墨子吗？我就是欣赏他的苦行僧主义。”“儒家轻视种田的人，也就是劳动人民；墨子则躬耕于田野，自食其力。儒家讲究衣冠周正，食不厌精；墨子却穿粗布，吃粗粮，就是‘衣短褐，食藜藿’。他的学生跟了他3年，手脚就起了茧子，皮肤晒得像黑炭。今天的人就应该学习墨子，精神上有追求，生活上能自律。”
不久，学校开展节粮活动，自报公议。现在的上海市委副书记罗世谦，那时是我们班的辅导员，他找我说：“你出身在革命家庭，应该要求进步。”我说：“那还用说，我一直就很进步。”“进步可不是句空话，党和国家现在遇到了困难，你用什么实际行动为党分忧解难呢？”你看这家伙，从小就是块书记的料！我说：“行！要我做什么吧？”“节约粮食，你带个头吧。”我说：“他们都节约多少？3斤？那我就节约5斤怎么样？”“好样的！”罗世谦很兴奋。一天后，他又来找我：“别的班有人提出节约8斤了。”我说：“我他妈节约10斤！”罗世谦说：“对！我们决不能落后。”又过了一天，大喇叭广播，说全校最高的节约15斤。我一听，马上表态：老子节约20斤……就这样，指标步步攀升，最后我提出的指标是每月为国家节约30斤。回到家，我兴致勃勃地告诉大家，我每月节约30斤粮食，是全校第一。父亲一听：“你吃的这碗饭是几两米，知道吗？乱弹琴！”当然，说归说，经学校最后评审，批准我节约3斤，每月定量是30斤。罗世谦对我说：“记住，要感谢党的关怀！”
父亲长期在大西北，托人带回一小桶黄羊油。这可是宝贝！打开一看，布满了绿茸茸的霉点。妈妈把表皮切去，但里面仍然处处是渗进的霉点，只有切成薄片，将霉一点点地挑去，再在锅里一炼，就成了黄澄澄、金灿灿的黄油。虽然很膻，但毕竟是油啊！它帮助我们度过了那个寒冷的冬天。令我没有想到的是，那一大碗被剔除来长满了绿霉的油渍，居然被炊事员老黄捡了回去。我是偶然迈进他家门的，老黄正在专心致志地炼油呢。锅里满是爬满了绿茸茸长毛的油块，他专致地轻轻地撇去它们，露出锅底一层薄薄的油，晶莹透亮。他的两个孩子瞪大了眼睛，围在锅边，像他一样的专注。老黄有些尴尬地朝我一笑。
我黯然神伤。
人民已不再抽象。他们是皖东北根据地给过我父亲和九旅一粥一饭的老乡们，是如老黄那样为我的衣食住行付出过劳动的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我写了篇作文，记述下这个故事。我在结尾写道：我以为这个国家只是我的，我以能为她去吃苦而感到自豪。但老黄那尴尬的一笑使我明白，自己又算得了什么呢？结尾，我引用马雅可夫斯基的一句诗：“不管我今后走到哪里，我都永远不会忘记，和我一起挨过饿的——祖国。”
支撑这个国家的是他们，为这个国家承担苦难的也是他们。记得我曾把这篇作文给父亲看过，他若有所思地说：“应该记录下来，再也不要让人民为我们党承担责任了。”
大跃进是历史的错误。
既然是历史的错误就有其历史的原因。相当多的共产党人，包括父亲在内，甚至包括像我这样大小，连屁事都不懂的孩子在内都知道，中国太落后了，为什么就不能发挥出我们战争年代的那股劲呢？为什么不能再鼓足些干劲，早日改变贫穷的面貌呢？
什么是大跃进？吹牛皮、亩产万斤、饿死了人是大跃进；但大兴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也是大跃进。全民炼钢，砍光了树，遍地小高炉，是大跃进；但干部、技术员、工人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也是大跃进。办食堂，吃饭不要钱，是大跃进；组织大协作，会战戈壁滩，搞出原子弹，也是大跃进……
蛮干、不尊重科学、浮夸作假、欺上瞒下，并不难纠正。真正的教训在于开创了个人凌驾于全党之上的先例，这才是中国共产党人真正的悲剧。
4 死亡之海
罗布泊西北的戈壁腹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整，一次巨大的核裂变将这里的一切都消灭掉了。在过去的30多年里，这里曾40多次爆炸过原子弹和氢弹，现在，它已经沉寂下来了，而且可能会永远沉寂下去，它留给世人的是永恒的死亡。这就是“死亡之海”。
在全国民众毫不知晓的情况下，中国原子弹事业就在这片被誉为是“死亡之海”的荒漠中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1963年5月至11月，成功地进行了7次局部缩小尺寸的分解爆轰试验。
12月24日，整体缩小尺寸的聚合爆轰试验获得成功。
20天后，1964年1月14日，兰州浓缩铀厂生产出了作为原子弹装料的高浓铀。
聚合爆轰出中子试验的成功和高浓铀核装料的获得，标志着原子弹的主要技术难关已经攻克。周恩来写信祝贺。
6月6日进行原子弹一比一模型爆轰试验，也称冷试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与此同时，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飞机场、道路、通讯等40余项工程基本完工。
轰轰烈烈的基地忽然沉寂下来。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我后来问父亲，你紧张吗？“紧张！”比打仗呢？“大概还要紧张些。”为什么？“事关重大。”
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和政治紧紧相连的，两弹一星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个科学技术问题。从现在披露的文件看，直到1964年9月22日前，也就是实际爆炸的24天前，最高决策层还在等待。他们需要一个恰当的时机，以便这颗原子弹能够把令人窒息的国际政治时局炸开一个缺口；他们需要用这颗炸弹来证明，证明中国人的志气，证明中国党的正确，证明中国人民是压不垮的。
但是，如果它炸不响呢？
我相信，谁都不会因此而责怪，但内心的、不可名状的遗憾和愠怒总会是有的。不是早就说过了吗？“万无一失”！既然一切试验都通过了，为什么拿到现场就不灵了呢？是技术问题，还是责任、态度、作风问题？可既是科学研究，哪里可能万无一失？但这是政治，政治要求科学必须万无一失！
许多人都亲眼看见过试验失败后领导人沮丧的神情。90年代初，岢岚25基地，长2捆试射，航天部部长林宗棠坐镇指挥，火箭点火升空几秒钟后爆炸。林脸色骤变，清场后，他仍一个人默默地呆坐了好几个小时，一句话都没有。即使是一个毫无利害关系的旁观者，都能感受到他内心深深的痛苦，为他难受。
作为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总指挥的我的父亲，没有理由不紧张。
24年后，1988年，亚星一号发射成功，西昌基地沸腾了。
在前方采访的军报记者江林从现场打电话给我，问我父亲在哪。我说住院了，我正陪着他呢。江林说，亚星一号，是你父亲和温伯格中美两国国防部长共同签署的项目。现在，事业成功了，但他们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