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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周恩来是不能用“地动山摇”这样的词汇的。父亲问身边的王淦昌。王淦昌望着60公里外那朵鼎立在苍穹之间的巨大云柱，什么爆炸能制造出如此奇观呢？他沉默了一会儿，也做了个判断性的回答：“应该是的。”
父亲告诉总理他所看到的景象，在60公里外看见蘑菇云升起来了，这样大的威力，不可能是普通炸药所能，根据火球、声响、蘑菇云的高度等爆炸的景象来判断，应该可以判定，是核爆炸！但要以最后检测到的数据为准。科学嘛！
几分钟后，周恩来电话转达毛泽东指示，要查清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国外不相信怎么办？
毛泽东说过：“那东西可以吓人！”他当然最关心的是要让全世界都相信，中国人在戈壁滩上折腾出来的这个家伙，的确是个真的！
在现场的人是不会想那么多的。还有什么比亲眼见到的这团耀眼的火球更有说服力的呢！他们冲出堑壕，喊啊，跳啊，哭啊。他们顺势倒在沙坡上，双脚乱蹬沙石，互相拥抱，将帽子抛向天空。
有一张照片，他们把父亲和几个科学家抬起来，抛向天空。
两个多小时后，父亲签发了一份经多方专家检测并认定的报告：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威力，估计在2万吨梯恩梯当量以上。根据总理指示，报告送达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贺龙、罗瑞卿。
原子弹，以它超自然的神力，被称之为人类的终极武器。
中国西部戈壁荒滩上爆炸的这颗原子弹，在一夜之间，使一个贫弱的国家与世界超级大国坐在一起言和了。对抗的双方，最终走向平衡。
意义还不仅在于此。不到一年，1965年8～9月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向联大提交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草案，1968年6月联大核准该条约草案，1970年3月5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正式生效。该《条约》中有一条规定，非核国家不得研制核武器。我和父亲讨论过，如果在《条约》通过前，我们仍然搞不出原子弹来该怎么办？他说：“……那会很麻烦的。周恩来担心的正是这一点。”
在老一代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理念中，中国要成为核大国，但中国又要成为一个主持正义和对人类前途负责任的大国。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还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虽然在信仰和价值观上还存在着差异，但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尊重人类共同的道德规范是必须的，中国不可能去扮演无赖的角色。
1964年10月的这一响，为中国赢得了这个历史的机遇。
相互制衡的时代到来了。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称它为核时代。
我的车在这片被称作是“死亡之海”的荒漠中缓缓地行驶。沿途经过了好几个早已废弃的营房，那是参加核试验部队的住处。很多遗弃的物品和器材上，依稀可见1964年的字样。接近爆心很远处的房屋都被摧毁了，奇特的是，残垣断壁中，所有的房子都没有了屋顶，那是被冲击波过后产生的负压掀掉的，它们向天敞着大口，要同上苍对话。
它们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原子弹不是武器，可能永远都不会用到它的。它只是一种精神，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父亲讲完了他的故事后说出了他的结论：
“倒了这种精神，就只好去乞讨了。”
2000年，我国经济实力到达了历史的新高峰，GDP超过了法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成为世界第五。中央奖励了一批两弹一星的有功人员，授予他们功勋科学家光荣称号。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举办的颁奖大会上，有人记起父亲当年在动员大会上讲过的话：
“在座的有读过《封神演义》的吗？
来无影、去无踪、千里眼、顺风耳、移山倒海、撒豆成兵……
今天，你们的工作就是变神话为现实。
将来，后人们也会为你们封神的。记住，你们中的有些人，将来是会上共和国的封神榜的！”
40年后，国防科技战线上被“封神”的科学家有：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追授的有：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
共23人……
第七章 桃花源
1965年9月2日，十多个摘去了帽徽领章的军人，出现在苏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这是什么地方？他们为了什么到这里来？
方巷，原名方家巷，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县界内的一个小村子。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后改称大队。方巷大队共包括12个生产队即12个自然村，有363户人家，1495口人。
苏北最贫瘠的地方。
1 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
1965年8月，毛泽东号召军队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从1963年起，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决定，在中国广大的农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父亲当时正在大西北忙于氢弹和远程导弹的试验工作。通知他回来参加总参党委会，讨论落实毛泽东关于军队参加四清运动的指示。应该说，这不是一件让党委一班人感兴趣的事情。总参谋部是个什么性质的单位？它是党中央、中央军委掌控管理军队的指挥中心。一去大半年甚至一年，且不说长期脱离领导层面的政治生活，就是下到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这对开始发胖了的将军们恐怕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现在想起来，当时他们不过四五十岁，但有些人保养得已经很在意了。据首长们身边一些工作人员回忆，总参有的领导人已经开始染发了，也就50出头吧，油黑锃亮的头发，算是在全军带了个头。虽然还是布军装，但每天是要熨烫的，进食补药也成了每天的功课。走到哪，保健医就跟到哪。一般人哪里晓得，高级干部中，生活差别可大了。手里都有权，就看你怎么用，为谁用。其实这点点个人享乐的事，在今天算个屁啊，但当年，在机关中传播，往往使人咋舌。
到农村去走一走，一直是父亲的心愿。一则在长期的紧张后，换一下思路有好处；二则自抗战胜利后，他就离开了农村，20年来，他常想起许多往事。他有一个愿望，希望有机会回到当年抗战的地方去看一看，看看那些在艰苦年代曾与之鱼水交融的乡亲们。他解放后一直在军队工作，尤其是长期在高层机关，人民的生活究竟怎样了，他们幸福吗？有什么困难吗？他曾为之憧憬的美好社会真的在一步步地接近吗？所有这些对他这个身居高位的将军来说，不能说是一点都不知道，但却如雾里看花。今天，中央要求军队参加“四清”，久寓内心的这个情结，可以如愿以偿了。
“四清”运动最初是针对农村大队、生产队干部的，从“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的所谓的四清开始的。逐渐发展到带浓厚政治色彩的“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最后到指向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今天看来，这场运动打击了农村中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封建迷信的歪风，对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的作风，以及集体经济管理上的缺点，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由于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再度发展，直至上层，最终导致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
在我印象中，最早听到社教这个词是从我妈妈那里。她和其他两个阿姨去听了王光美同志的报告，也就是7月5日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做的《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报告，后来被称为是桃园经验的那个讲话。关于桃园经验，《刘少奇年谱》1964年8月19日条目的解释为“其主要内容是：先搞扎根串联，然后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对待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四不清干部不仅有受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影响这个根子，还有上面的根子，不解决上面的根子，四清就搞不彻底；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清账、清财、清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
当时我妈妈她们讲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觉得和她一起去听报告的阿姨讲起来挺激动的，可能是被报告的内容所感染吧。这么多年了，只留下了一些模糊的印象。一个是震撼，吓了一跳，农村许多政权都不在我们手里呢！再就是，电影里一个江姐式的党的工作者又回来了，不仅勇敢而且敏锐。但印象最深的还是父亲那种不以为然的神态，他突然蹦出句：“危言耸听！”噎得那个阿姨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妈妈赶紧打圆场：“你又没有下去，就会说风凉话！”父亲还是他常惯于的那种不屑一顾的样子，好像听都没在听似的，只顾急匆匆地吃他的饭。
关于桃园经验与毛泽东的关系，据刘源、何家栋合写的《“四清”疑团》一文（注：收入郭家宽编《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7月第1版。2001年2月3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以《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为题，转载此文）谈到“桃园经验”由中共中央批转推广过程：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将这份总结批转全国，以示推广。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毛多次鼓励王，让她到各地去讲，在中央的会议上要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前十条”。
后来，毛更推出陈伯达在天津小站搞的经验。陈一下去，就搞出三个反革命集团。什么“夺权”、“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词汇都是从这里创造的。毛多次举例表彰，批转全国，倍加赞赏。
从目前已公开的档案中，仅有1964年8月27日毛在印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上的批语及有关注释。毛泽东的批语是：“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144～145页）
军队介入四清已是后期了。前期的四清是怎么个清法呢？原来在邗江附近的句容县参加社教的江苏省干部李自强，后来被派到父亲领导的社教工作队，负责内勤工作。他写书回忆自己前期参加四清的经历：集镇上的供销社卖面点和烧饼油条，职工学习后，自我对照检查，有些人就承认，贪污没有，但多吃多占还是有的。“行，只要说出来就好”！怎么个多吃呢？“每天上班，开锅时吃根油条，有时也吃碗面。”这下该给你算账了。一年365天，一天一根，就是365根；三分钱还是五分钱一根，你来店里有几年了？这样算下来一加，还不得多吃了几千根下去。通常吃油条的都算成是五六百块钱；吃面的是七八百块钱。退赔吧！有的人就把家里的柜子、箱子全搬出来退赔。生产队的队长、会计也有多吃多占的。晚上开会，拿出两斤米烧个饭什么的，集体吃了。开始也是自我检查交代，一算账，全部退赔。每个生产队都要查出个三五百块钱，当时这可不是个小数了，尤其是在这样贫穷的地区，哪里见过这许多的钱。退不起怎么办，干部的愁帽就戴上了，有的人就想寻死上吊。李自强说，他在的那个生产队，队长就上吊了，其他工作团也都有两三个自杀的。光句容就死了100多，吊死的、跳河的、喝农药的，都有。后来中央发现了，这样搞下去，农村基层组织还不全乱套了？于是又下发了23条，要求纠偏，迅速把干部解放出来抓生产、抓工作，多吃多占就不算是贪污了。各地立即成立了检查组，成了检查工作队的工作队。检查出来一律免于退赔，各地一统计，百分之八九十的都推翻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原来的工作队受不了了。他妈的，折腾了一年，就这个成果啊！
李自强的这本《我的一生》没有出版，他写好后寄给了我的母亲，他们当时同在一个社教工作队。李自强写道：又兰大姐，这是一本小人物的自述……云云。当然，我没有亲历不敢断下结论，别人讲得不排除是些局部现象。但薄一波是四清运动的参与者，他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123页中写到，自1964年9月至11月的三个月中，刘少奇以中央名义下发了多份文件，进一步促使了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其影响最大的，是桃园经验和天津小站地区夺权的经验”。并指出由此发生的“打击面过宽的现象自然不可避免，自杀等事件在各地屡有发生”。（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1114页、1115页、1125页、1127页）
父亲的社教工作点选在扬州地区。说到扬州，李白一句“烟花三月下扬州”，把个扬州城变成了繁花似锦、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