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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毛泽东一样，华国锋和叶剑英又启用了这个“好犯上”的军人。
我问过父亲见到华的感觉，他说，“他很客气，很友善，也很诚恳。但到底和一年前有些不同了。”
什么不同？父亲说：“派头出来了。”
1981年，华国锋下台。怎么评价他的作用？我对父亲说，听到一种说法，粉碎“四人帮”，是做了件他应该做的事情。不知该怎么理解。父亲听后脱口而出：“说得这样轻松。应该做的事情？那他怎么不做！”
华国锋是个质朴实在的人，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代中国史因此改写。但当他被推到领袖的位置，当他面临着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时，人民要求他，必须具备时代的感悟力和前瞻力，正确的，而且是果敢的，面对重大的变故，引领时代的潮流。遗憾的是，这一切，他都不具备。他被塑造教化得过于牵拘、陈腐而至麻木。他被淘汰出党的领导核心是个必然。
父亲正式复职的命令是1977年3月下达的。从此，开始了他在两弹一星事业上最后10年的奋斗人生。
2 浩瀚的南太平洋
这一年的中国政坛是令人眼花缭乱的。
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人们又一次涌向天安门。这次他们不仅是为了纪念，更多的是要讨回公道，党必须对去年的“天安门事件”给出个说法。毛泽东去世了，“四人帮”完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力量消亡了。一转眼，都过去快半年了，还要我们背负罪名，还要我们承受苦难，这年头，谁怕谁啊！华国锋遇到了严重的挑战。
乱七八糟的事搞得人晕头转向，干脆，谁的都不听，按毛泽东说的办，毛泽东说好就是好，说坏就是坏。华国锋走上祭坛，呼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后半句话，《红旗》杂志发表时，被改为“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凭什么啊！江青不是毛泽东的老婆吗？不也给你抓了吗？你怎么不按“两个凡是”办了？少来这一套！毛泽东也是人，吃五谷杂粮，就什么都对？于是在理论家们的引领下，“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
父亲也宣布了他自己的“两个凡是”。他的确不是个理论家，对实现他的目标来说，从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讨论起，尽管是必要的，但似乎是太遥远了。他有他自己认定的不上书的准则，他重新回国防科委上班的第一天，就在欢迎他的大会上毫不客气地宣布：
凡是在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打击迫害的干部群众一律给我
平反；
凡是国防科技系统的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职工，一律限期回到原工作岗位上，给我上班！
自1975年他在七机部的整顿夭折以来，死灰复燃的造反派组织在“四人帮”的直接指示下，仅一年的时间，就迫害批斗干部职工16000多人，关押303人，致死2人。“四人帮”粉碎后，竟然还策划搞武装，拉出京郊打游击，可见斗争之白热化。
他对着会场上黑压压的人群说：“不要想抬出谁来吓唬我。有些人一动就是毛主席说的。毛主席叫你们联合起来，不要武斗，你们还不是照样打？什么毛主席说的就不能动？说这话的人，我看，就是对他自己有利的才不让动！毛主席自己也说，什么一句顶一万句？触动了你们这些人的个人利益，半句也不顶！”
他几乎是在喊。整个会场，鸦雀无声。
喔！华国锋，真不该把这个“好犯上”的人放出来。
着名诗人艾青发表了首诗《古罗马的斗兽场》，被赶进去的奴隶，只有杀死别人才有存活的机会。“文化大革命”，正如一个斗兽场，朋友间、同志间、同事间无休止的揭发批判，各自都伤痕累累。国防科委系统也不例外，10年的内耗和纠缠，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恩怨怨……现在，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还有什么理由再让这些陈年旧账羁绊我们奔赴新的生活呢？
他说：“都把心放下来。批过我、斗过我的，我在这里说清楚了，都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好好工作，就是对我最大的欢迎和支持。”
“即使在当时，我也知道，多是不得已而为之嘛！揭发一下，喊喊口号，有什么要紧，干什么非要大家都一起完蛋？”
他说：“要是还不放心，就让干部部门重新下一次命令。”
对当年的这段经历，后来回顾时，他又做了阐述：“孔子说：‘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好理解；不贰过，不仅自己不要犯重复的错误，也包括不犯别人犯过的错误。‘文革’是我们党发起的，是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初衷也是有一定原因的，全党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所以，‘文革’的责任，在中央，而不在下面。因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有气，就出在其他人身上，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但，这不等于一风吹了。极少数的投机者、阴谋家、野心家，到现在还不知悔改的，通过‘文革’，看清了他们的丑陋，就应该坚决清除出党，不能让他们在台上继续蒙骗人民。当然对这些人也不能用‘四人帮’的手段，还是给出路，让他们做个自食其力的老百姓去吧。”
他抽调500～800人，组建工作队，下到各科研院所、工厂。他说：“你们的任务就是按我75年的做法，给我大张旗鼓地整顿，恢复科研和生产秩序……要快！还是那句话，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一个月后，他制定了一个苦战3年的计划：以1980年为最后期限，完成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的宏伟目标；并以此为龙头，带动全局。他说：“不要神龙见头不见尾，我要的是神龙摆尾，倒海翻江！”5个月后，整个计划扩展为三个重大项目的突破。这就是洲际导弹；固体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地球同步定点通信卫星。国防科技系统的行话叫三大战役。
将能够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抛射到12000公里以外，这就意味着，可以从中国本土打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由此打破帝国主义核讹诈的一统天下。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容纳不下它了，只有到太平洋上去试验，那是中国国家力量从未到达的一个新的疆界——南太平洋。为此，早在1965年就提出，要与导弹研制同步，建立一支新的舰队。任务的期限定在1973年。这就是后来以远洋测量考察名义由海军副司令杨国宇统领的那支庞大的海上编队。中央专委在讨论时，有领导同志提出，你们的这个方案有把握吗？父亲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了句，我们当初对第一颗原子弹的预测是在1964年，它果然不就炸响了吗？周恩来听完后说，中央批准了！
1974年，叶帅找他出山，说，你那个“八年四弹”的计划，都超出一年了，还没有实现一半呢！他复出后又制定了一个后续计划，将时间推迟到1977年。现在，时间又到了，东西在哪呢？
当着周恩来面，第一个计划落空了；又当着叶剑英的面，这第二个计划也落空了；制定这个计划的领军人物，他，张爱萍，两次被打倒，又两次再复出。后人会说，这是对那个时代的讽刺；但对他来说，是时代带给他的耻辱和激愤！
我们现在就看他这第三下了。
他开始组织他的团队。这是一个老班底，“文革”，酸甜苦辣，他们都经历了人生的洗礼，今天，他们又走到了一起。回溯往事，我对父亲说，谈谈你的关、张、赵、马、黄好吗？父亲说：“不要用这样不严肃的口气。我们是由共产党员组成的集体，而我，仅仅是这个集体的班长。这是个原则问题。”
他说：“张震寰是我最早的助手。55年，彭老总叫我组织军队科研这一摊，我就在想，什么人合适。正巧在马列学院见到张震寰，他说想回军队。我们在淮北时就熟悉，他是随南进支队过来的，是个有文化的同志，‘一二九’的大学生（注：指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我说这太好了，就和万毅（注：总参装备部部长）说，放在你那里好了，担任装备部副部长兼科技处处长。从此，人民解放军有了第一个管理科学技术的机构。”
张震寰，温文尔雅，风度翩翩，是个知识型的将军。小时候，我们两家在一个院里住，在一个食堂吃饭。父亲和他上班在一起，回到家还在一起，连吃饭还经常隔着饭桌讨论问题，有时，他干脆就端着饭碗到我们桌上吃。他自己能冲洗照片，维修电器。在我的记忆中，不仅给我讲解过原子弹和导弹的一般原理，还讲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讲解过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他帮我还翻译过俄文的说明书。后来父亲出任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张震寰是试验场一线总指挥。我们现在看到的纪录片上，在原子弹倒计时读秒的就是张震寰的声音。
再就是陈彬。后来接替父亲出任国防科工委主任。父亲在三野7兵团时，陈彬是他的参谋处长，以后在总参他又在我父亲领导下负责全军的编制体制。有些人对他颇有微词，但父亲对他却特别欣赏，说：“你们哪里晓得，他的长项是组织计划，工作勤勉，思路清晰，是我的得力帮手。没有他做具体工作，导弹是打不出去的。”国防科工委纪念长征50周年，大会上，大家要我父亲讲讲长征。父亲说：“要讲长征，在座的陈彬同志最有资格，他是四方面军的，过了两次草地，吃的苦比我要多。我带头鼓掌，欢迎他给我们讲讲……”陈彬去世后，他的骨灰埋在了戈壁滩上。
还有就是马捷。国防科委副主任，他相对年轻些。父亲提到他时说：“儿童团！业务精，点子多，聪明好学。靠他在下面跑，抓落实，是我在导弹方面的得力助手，放心。”
政治委员李耀文。“文革”后期肖向荣被迫害致死，父亲在科委就好像断了一支臂膀。出山时，叶帅说，你自己选个政治委员吧。父亲在三野当参谋长时，李耀文是26军政治委员，有名的山东四大才子之一。父亲说：“选政治委员，关键一条是人品，正直、无私、严于律己。”那天很晚了，父亲说陪我走一趟。我们到了陈彬家里，一会儿，张震寰、马捷等几个科委领导人也到了。他们叽咕了一阵，听不清楚，好像是在说，我们得有个政治委员……然后，大家一起乘车来到了李耀文家里。记得是在木樨地的部长楼，天气很冷，我说，风大，你们都先别下车，我去找找看。敲开门，李耀文和他的夫人一看有这么些人挤在楼梯口，又是深更半夜的，惊愕诧异中忙往屋里让。李耀文从坦桑尼亚当大使离任后一直闲居在家，今夜来的是稀客，也是贵客。李的夫人特意从酒柜里拿出个墨绿色烫金的茶壶要给大家沏茶，李说，那个东西没有用过，可要好好洗干净了。父亲给他一一介绍科委党委班子的每一位成员，看得出，李实在是没有搞明白，只是点头应酬着。我坐在一旁直想笑，是啊，怎么好问你们是来干什么的？告辞时，父亲对李说，今天太晚了，你好好睡一觉，明天我们到北海公园散散步好吗。在这风景如画，白塔倒映的北海边上，两人倾吐衷肠，共话今后的大业。
父亲回忆说：“政治工作和业务工作缺一不可。最早根据聂老总的想法，我在总参主持制定老五院（注：1956年成立的我国第一所导弹研究院）的编制，要钱学森当院长，钱问我，他就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就非要编那个政治部？我说，你为什么要从美国回来？他说，我爱这个国家啊。我说，对了，政治部就是要教育更多的人都像你一样，爱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去奋斗。”
中央军委任命李耀文为国防科委政治委员、党委第二书记。李回忆我父亲时说：我离开军队已经6年了，不要说对国防科研全然不了解，就是对军队都很生疏了。爱萍同志很理解，亲自召集干部大会介绍我，又领着我一个个觐见小平、叶帅、聂老总、徐帅，会见国防工业各部的领导人。李写道：“他对我，既有良师之谊，又有战友之情。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最为尊敬的好领导之一。”
这个团队的结构是：总指挥张爱萍；坐镇大本营的是政治委员李耀文；陈彬管业务，负责全局的组织计划和协调；下面分成两条线：核工业和原子弹，行政指挥由张震寰负责，技术领衔的是朱光亚；航天系统和各种导弹武器，行政总指挥是马捷，技术领衔是钱学森。
这个指挥结构使人想起了一江山岛，这又是一次联合军种的作战，是一支在管理和技术上都堪称一流的团队。
对这个阶段的成就，《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一书原始稿中是这样评述的：“这一重大决策，产生了强大的号召力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