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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虽然够感伤的，但我们从种种方面知道，它却不是真的。《春秋》
只是鲁国史官的旧文，孔子不曾掺进手去。《春秋》可是一部信史，里面所记的
鲁国日食，有三十次和西方科学家所推算的相合，这决不是偶然的。不过书中残
阙、零乱和后人增改的地方，都很不少。书起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止，共
二百四十二年（西元前722 ——481 ）；后世称这二百四十二年为春秋时代。书
中纪事按年月日，这叫作编年。编年是在史学上是个大发明，这教历史系统化，
并增加了它的确实性。《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书中虽用鲁国纪元，
所记的却是各国的事，所以也是我们第一部通史。所记的齐桓公、晋文公的霸迹
最多；后来说“尊王攘夷”是《春秋》大义，便是从这里着眼。
古代史官记事，有两种目的：一是征实，二是劝惩。像晋国董狐不怕权势，
记“赵盾弑其君”（01），齐国太史记“崔杼弑其君”（02），虽杀身不悔，都
为的是征实和惩恶，作后世的鉴戒。但是史文简略，劝惩的意思有时不容易看出
来，因此便需要解说的人。《国语》记楚国申叔时论教太子的科目，有“春秋”
一项，说“春秋”有奖善，惩恶的作用，可以戒劝太子的心。孔子是第一个开门
授徒，拿经典教给平民的人，《鲁春秋》也该是他的一种科目。关于劝惩的所在，
他大约有许多口义传给弟子们。他死后，弟子们散在四方，就所能记忆的又教授
开去。《左传》、《公羊传》、《榖梁传》，所谓《春秋》三传里，所引孔子解
释和评论的话，大概就是检的这一些。
三传特别注重《春秋》的劝惩作用；征实与否，倒在其次。按三传的看法，
《春秋》大义可以从两方面说：明辨是非，分别善恶，提倡德义，从成败里见教
训；这是一；夸扬霸业，推尊周室，亲爱中国，排斥夷狄，实现民族大一统的理
想，这是二。前者是人君的明鉴，后者是拔乱反正的程序。这都是王道。而敬天
事鬼，也包括在王道里。《春秋》里记灾，表示天罚，记鬼，表示恩仇，也还是
劝惩的意思。古代记事的书常夹杂着好多的迷信和理想，《春秋》也不免如此；
三传的看法，大体上是对的。但在解释经文的时候，却往往一个字一个字的咬嚼，
这一咬嚼，便不愿上下文穿凿傅会起来了。《公羊》、《榖梁》，尤其如此。
这样咬嚼出来的意义就是所谓“书法”，所谓“褒贬”，也就是所谓“微言”，
后世最看重这个，他们说孔子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03），“笔”
是书，“削”是不书，都有大道理在内。又说一字之褒，比教你作王公还荣耀，
一字之贬，比将你作罪人杀了还耻辱。本来孟子说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
贼子惧”（04），那似乎只指概括的劝惩作用而言。等到褒贬说发展，孟子这句
话倒像更坐实了。而孔子和《春秋》的权威也就更大了。后世史家推尊《春秋》，
承认这种书法是天经地义；但实际上他们并不照三传所咬嚼出来的那么穿凿傅会
的办。这正和后世人尽管推尊《毛诗传笺》里比兴的解释，实际上却不那样穿凿
傅会的作诗一样。三传，特别是《公羊传》和《榖梁传》，和《毛诗传笺》，在
穿凿解经这件事上是一致的。
三传之中，公羊，榖梁两家全以解经为主，左氏却以叙事为主。公、榖以解
经为主，所以咬嚼得更利害些。战国末斯，专门解释《春秋》的有许多家，公、
榖较晚出的而仅存。这两家固然有许多彼此相异之处，但渊源似乎是相同的；他
们所引别家的解说也有些是一样的。这两种《春秋经传》经过秦火，多有残阙的
地方；到汉景帝、武帝时候，才有经师重加整理，传授给人。公羊、榖梁只是家
派的名称，仅存姓氏，名字已不可知。至于他们解经的宗旨，已见上文；《春秋
》本是儒家传授的经典，解说的人，自然也离不开儒家，在这一点上，三传是大
同小异的。
《左传》这部书，汉代传为鲁国左丘明所作。这个左丘明，有的说是“鲁君
子”，有的说是孔子的朋友；后世又有说是鲁国的史官的（05）。这部书历来讨
论的最多。汉时有五经博士。凡解说五经自成一家之学的，都可立为博士。立了
博士，便是官学；那派经师便可作官受禄。当时《春秋》立了公、榖两家。后来
虽一度立了博士，可是不久还是废了。倒是民间传习的渐多，终于大行！原来是
公、榖不免空炎，《左传》却是一部仅存的古代编年通史（残缺又少），用处自
然大得多。《左传》以外，还有一部分国记载的《国语》，汉代也认为左丘明所
作，称为《春秋外传》。后世学者怀疑这一说的很多。据近的研究《国语》重在
“语”，记事颇简略，大约出于另一著者的手，而为《左传》著者的重要史料之
一。这书的说教，也不外尚德、尊天、敬神，爱民，和《左传》是很相近的。只
不知著者是谁。其实《左传》著者我们也不知道，说是左丘明，但矛盾太多，不
能教人相信。《左传》成书的时代大概在战国，比《公》、《榖》二传早些。
《左传》这部书大体依《春秋》而作；参考群籍，详述史事，征引孔子和别
的“君子”解经评史的言论，吟味书法，自成一家言。但迷信卜筮，所记祸福的
预言，几乎无不应验；这却大大违背了征实的精神，而和儒家的宗旨也不合了。
晋范宁作《榖梁传序》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艳”是文章美，“富”
是材料多，“巫”是多叙鬼神，预言祸福。这是句公平话。注《左传》的，汉人
就不少了，但那些许多已散失；现存的只有晋杜预注，算是最古了。
杜预作《春秋序》，论到《左传》，说“其文缓，其旨远”，“缓”委婉，
“远”是含蓄。这不但是好史笔，也是好文笔 。所以《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
也是文学的权威。《左传》的文学本领，表现在辞令和描写战争上，春秋列国，
盟会颇繁，使臣会说话不会说话，不但关系荣辱，并且关系利害，出入很大，所
以极重辞令。《左传》所记当时君臣的话，从容委曲、意味深长。只是平心静气
的说，紧要关头却不放松一步，真所谓恰到好处。这固然是当时风气如此，但不
经《左传》著者的润饰工夫，也决不会那样在纸上活跃的。战争是个复杂的程序，
叙得头头是道，已经不易，叙得有声有色，更难；这差不多全靠忙中有闲，透着
优游不不迫神儿才成。这却正是《左传》著者所擅长的。
注释：（01）《左传》宣公二年。
（02）《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03）《史记。孔子世家》。
（04）《孟子。滕文公》下。
（05）《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是“鲁君子”，《汉书。刘歆传》说
“亲见夫子”，“好恶与圣人同”，杜预《春秋序》说是“身为国史”。
「参考资料」洪业《春秋传引得序》
四书第七
“四书五经”到现在还是我们口头上一句熟语。五经是《易》、《书》、《
诗》、《礼》、《春秋》；四书按照普通的顺序是《大学》、《中庸》、《论语
》、《孟子》，前二者又简称《学》、《庸》，后二者又简称《论》、《孟》；
有了简称，可见这些书是用得很熟的。本来呢，从前私熟里，学生入学，是从四
书读起的。这是那些时代的小学教科书，而且是统一的标准的小学教科书，因为
没有不用的。那时先生不讲解，只让学生背诵，不但得背正文，而且得背朱熹小
注。只要囫囵吞枣的念，囫囵吞枣的背；不懂不要紧，将来用得着，自然会懂的。
怎么说将来用得着？那些时候行科举制度。科举是一种竞争的考试制度，考试的
主要科目是八股文，题目都出在“四书”里，而且是朱注的“四书”里。科举分
几级，考中的得着种种出身或资格，凭着这种资格可以建功立业，也可以升官发
财；作好作歹，都得先弄个资格到手。科举几乎是当时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每个
学生都先读“四书”，而且读的是朱注，便是这个缘故。
将朱注“四书”定为科举用书，是从元仁宗皇庆二年（西元1313年）起的。
规定这四种书，自然因为这些书本身重要。有人人必读的价值；规定朱注，也因
为朱注发明书义比旧注好些，切用些。这四种书原来并不在一起，《学》、《庸
》都在《礼记》里，《论》、《孟》是单行的。这些书原来只算是诸子书，朱子
原来也只称为“四子”，但《礼记》、《论》、《孟》在汉代都立过博士，已经
都升到经里去了。后来唐代的“九经”里虽然只有《礼记》，宋代的“十三经”
却又将《论》、《孟》收了进去（01）。《中庸》很早就被人单独注意，汉代已
有关中《中庸》的著作，六朝时也有，可惜都不传了（02）。关于《大学》的著
作，却直到司马光的，《大学通义》才开始，这部书也不传了，这些著作并不曾
教《学》、《庸》普及，教《学》、《庸》和《论》、《孟》同样普及的是朱子
的注，四书也是他编在一起的，四书的名字也因他而有。
但最初用力提倡这几种书的是程颢、程颐兄弟。他们说：“《大学》是孔门
的遗书，是初学者入德的门径。只有从这部书里，还可以知道古人做学问的程序。
从《论》、《孟》里虽也可看出一些，但不如这部书的分明易晓。学者必须从这
部书入手，才不会走错了路。”（03）这里没提到中庸。可是他们是很推尊《中
庸》的。他们在另一处说：“‘不偏’叫作‘中’，‘不易’叫做‘庸’；‘中
’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书，是子思
记下来传给孟子的。书中所述的人生哲理，意味深长；会读书的细加玩赏，自然
能心领神悟终身受用不尽。”（04）这四种书到了朱子手里才打成一片。他接受
二程的见解，加以系统的说明，四种书便贯串起来了。
他说，古来有小学大学。小学里教洒扫进退的规矩，和礼、乐、射、御、书、
数，所谓“六艺”的。大学里教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道理。所教的都切于
民生日用，都是实学。《大学》这部书便是古来大学里教学生的方法，规模大，
节目详；而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
循序渐进的。程子说是“初学者入德的门径”，就是为此。这部书里的道理，并
不是为一时一事说的，是为天下后世说的。这是“垂世立教的大典”（05），所
以程子举为初学者的第一部书。《论》、《孟》虽然也切实，却是“应机接物的
微言”（06），问的不是一个人，记的也不是一个人。浅深先后，次序既不分明，
抑扬可否，用意也不一样，初学者领会较难。所以程子放在第二步。至于《中庸
》，是孔门的心法，初学者领会更难，程子所以另论。
但朱子的意思，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孟》里精微的
分别去处：融贯了《论》、《孟》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人有人
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朱
子的意思，不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
的事的。他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孟》合为“四
书”，却重在猎取功名；这是不合于他提倡的本心的。至于顺序变为《学》、《
庸》、《论》、《孟》，那是书贾因为《学》、《庸》篇页不多，合为一本的缘
故，通行既久，居然约定俗成了。
《礼记》里的《大学》，本是一篇东西，朱子给分成经一章，传十章，传是
解释经的。因为要使传合经，他又颠倒了原文的次序，并补上一段儿。他注《中
庸》时，虽没有这样大的改变，可是所分的章节，也与郑玄注的不同。所以这两
部书的注，称为《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孟》的注，却是融合
各家而成，所以称为《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的经一章，朱子想
着是曾子追述孔子的话；传十章，他相信是曾子的意思，由弟子们记下的。《中
庸》的著者，朱子和程子一样，都接受《史记》的记载，认为是子思（07）。但
关于书名的解释，他修正了一些。他说，“中”除“不偏”外，还有“无过无不
及的意思”：“庸”解作“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