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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京师（今西安）读书。他十岁的时候，便认识“古文”的书了。二十岁以后，
到处游历，真是足迹遍天下。他东边到过现在的河北、山东及江、浙沿海，南边
到过湖南、江西、云南、贵州，西边到过陕、甘、西康等处，北边到过长城等处
；当时的“大汉帝国”，除了朝鲜、河西（今宁夏一带）、岭南几个新开郡外，
他都走到了。他的出游，相传是父亲命他搜求史料去的；但也有些处是因公去的。
他搜得了多少写的史料，没有明文，不能知道。可是他却看到了好些古代的遗迹，
听到了好些古代的轶闻；这些都是活史料，他用来印证并补充他所读的书。他作
《史记》，叙述和描写往往特别亲切有味，便是为此。他的游历不但增扩了他的
见闻，也增扩了他的胸襟；他能够综括三千多年的事，写成一部大书，而行文又
极其抑扬变化之致，可见他的胸襟是如何的阔大。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应试得高
第，作了郎中。武帝元封年（西元前110 ），大行封禅典礼，步骑十八万，旌旗
千余里。司马谈是史官，本该从行；但是病得很重，留在洛阳不能去。司马迁却
跟去。回来见父亲，父亲已经快死了，拉着他的手呜咽道：“我们先人从虞、夏
以来，世代作史官；周末弃职他去，从此我家便衰微了。虽然我恢复了世传的职
务，可是不成；你看这回封禅大典，我竟不能从行，真是命该如此！再说孔子因
为眼见王道缺，礼乐衰，才整理文献，论《诗》、《书》，作《春秋》，他的功
绩是不朽的。孔子到现在又四百多年了，各国只管争战，史籍都散失了，这得搜
求整理；汉朝一统天下，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也得记载表彰。我作了
太史令，却没能尽职，无所论著，真是惶恐万分。你若能继承先业，再作太史令，
成就我的未竟之志，扬名于后世，那就是大孝了。你想着我的话罢。”（01）司
马迁听了父亲这番遗命，低头流泪答道：“儿子虽然不肖，定当将你老人家所搜
集的材料，小心整理起来，不敢有所遗失。”（02）司马谈便在这年死了；司马
迁在这年三十六岁，父亲的遗命指示了他一条伟大的路。
父亲死的第三年，司马迁果然作了太史令。他有机会看到许多史籍和别的藏
书，便开始作整理的工夫。那时史料都集中在太史令手里，特别是汉代各地方行
政报告，他那里都有。他一面整理史料，一面却忙着改历的工作；直到太初元年
（西元前104 ），太初历完成，才动手著他的书。天汉二年（西元前九九），李
陵奉了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命，领了五千兵，出塞打匈奴。匈奴八万人围着他们；
他们杀伤了匈奴一万多，可是自己的人也死了一大半。箭完了，又没有吃的，耗
了八天，等贰师将军派救兵。救兵竟没有影子。匈奴却派人来招降。李陵想着回
去也没有脸，就降了。武帝听了这个消息，又急又气。朝廷里纷纷说李陵的坏话。
武帝问司马迁，李陵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李陵也作过郎中，和司马迁同过事，司
马迁是知道他的。
他说李陵这个人秉性忠义，常想牺牲自己，报效国家。这回以少敌众，兵尽
路穷，但还杀伤那么些人，功劳其实也不算小。他决不是怕死的，他的降大概是
假意的，也许在等机会给汉朝出力呢。武帝听了他的话，想着贰师将军是自己派
的元帅，司马迁却将功劳归在投降的李陵身上，真是大不敬；便教将他抓起来，
下在狱里。第二年，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宫刑，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
人，见笑亲友，他灰心失望已极，只能发愤努力，在狱中专心致志写他的书，希
图留个后世名。过了两年，武帝改元太始，大赦天下。他出了狱，不久却又作了
宦者作的官，中令书，重被宠信。但他还继续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西元前
九一），全书才得完成，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他死后，这部书
部分的流传；到宣帝时，他的外孙杨恽才将全书献上朝廷去，并传写公行于世。
汉人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太史公记》、《太史记》。魏、晋间才
简称为《史记》、《史记》便成了定名。这部书流传时颇有缺佚，经后人补续改
窜了不少；只有元帝、成帝间褚少孙补的有主名，其余都不容易考了。
司马迁是窃比孔子的。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时代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司
马迁是秦火以后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他们保存的方法不同，但是用心是一样。
《史记自序》里记着司马迁和上大夫过来遂讨论作史的一番话，司马迁引述他的
父亲称扬孔子整理六经的丰功伟业，而特别着重《春秋》的著作。他们父子都是
相信孔子作《春秋》的。他又引董仲舒所述孔子的话：“我有种种觉民救世的理
想，凭空发议论，恐怕人不理会；不如借历史上现成的事实来表现，可以深切著
明些。”（03）这便是孔子作《春秋》的趣旨；他是要明王道；辨人事，分明是
非、善恶、贤不肖、存亡继绝，补敝起废，作后世君臣龟鉴。《春秋》实在是礼
义的大宗，司马迁相信礼治是胜于法治的。他相信《春秋》包罗万象，采善贬恶，
并非以刺讥为主。像他父亲遗命所说的，汉兴以来，人主明圣盛德，和功臣，世
家，贤大夫之业，是他父子职守所在，正该记载表彰。他的书记汉事较详，固然
是史料多，也是他意主尊汉的缘故。他排斥暴秦，要将汉远承三代。这正和今文
家说的《春秋》尊鲁一样，他的书实在是窃比《春秋》的。他虽自称只是“厥协
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04），述而不作，不敢与《春秋》比，那不是过
是谦词罢了。
他在《报任安书》里说他的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史记自序》里说：“罔（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
衰，论考之行事。”“王迹所兴”，始终盛衰，便是“古今之变”，也便是“天
人之际”。“天人之际”只是天道对于人事的影响；这和所谓“始终盛衰”都是
阴阳家言。阴阳家倡“五德终始说”，以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德，互相
克胜，终始运行，循环不息。当运者盛，王迹所兴；运去则衰。西汉此说大行，
与“今文经学”合而为一。司马迁是请教过董仲舒的，董就是今文派的大师；他
也许受了董的影响。“五德终始说”原是一种历史哲学；实际的教训只是让人君
顺时修德。
《史记》虽然窃比《春秋》，却并不用那咬文嚼字的书法，只据事实录，使
善恶自见。书里也有议论，那不过是著者牢骚之辞，与大体是无关的。原来司马
迁自遭李陵之祸，更加努力著书。他觉得自己已经身废列裂，要发抒意中的郁结，
只有这一条通路。他在《报任安书》和《史记自序》里引文王以下到韩非诸贤圣，
都是发愤才著书的。他自己也是个发愤著书的人。天道的无常，世变的无常，引
起了他的感叹：他悲天悯人，发为牢骚抑扬之辞。这增加了他的书的情韵。后世
论文的人推尊《史记》，一个原因便在这里。
班彪论前史得失，却说他：“论议浅而笃，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
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论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以为“大敝伤道”
（05）；班固也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06）。其实推崇道家的是司马谈；司
马迁时，儒学已成独尊之势，他也成了一个推崇的人了。至于《游侠》、《货殖
》两传，确有他的身世之感。那时候有钱可以赎罪，他遭了李陵之祸，刑重家贫，
不能自赎，所以才有“羞贫穷”的话；他在穷窘之中，交游竟没有一个抱不平的
来救他的。所以才有称扬游侠的话。这和《伯夷传》里天道无常的疑问，都只是
偶一借题发挥，无关全书大旨。东汉王允看“发愤”著书一语，加上咬文嚼字的
成见，便说《史记》是“佞臣”的“谤书”（07），那不但误解了《史记》，也
太小看了司马迁了。
《史记》体例有五：十二本纪，记帝王政迹，是编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记
世代为主。八书，记典章制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记侯国世代存亡。七十列传，
类记各方面人物。史家称为“纪传体”，因为“纪传”是最重要的部分。古史不
是断片的杂记，便是顺案年月的纂录；自出机杼，创立规模，以驾驭去取各种史
料的，从《史记》起始。司马迁的确能够贯穿经传，整齐百家杂语，成一家言。
他明白“整齐”的必要，并知道怎样去“整齐”：这实在是创作，是以述为作。
他这样将自有文化以来三千年间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炉而治之”，却反映着
秦汉大一统的局势。《春秋左氏传》虽也可算通史，但是规模完具的通史，还得
推《史记》为第一部书。班固根据他父亲班彪的意见，说司马迁“善叙事理，辩
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08）。
“直”是“简省”的意思；简省能明确，便见本领。《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列
传占了全书的过半数；司马迁的史观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他最长于描写；靠了他
的笔，古代许多重要人物的面形，至今还活现在纸上。
《汉书》，汉班固著。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光武
帝建八年——西元三二——生，和帝永元四年——西元九二——卒。）他家和司
马氏一样，也是个世家；《汉书》是子继父业，也和司马迁差不多。但班固的凭
藉，比司马迁好多了。他曾祖班斿，博学有才气，成帝时，和刘向同校皇家藏书。
成帝赐了全套藏书的副本，《史记》也在其中。当时书籍流传很少，得来不易；
班家得了这批赐书，真像大图书馆似的。他家又有钱，能够招待客人。后来有好
些学者，老远的跑到他家来看书；扬雄便是一个。班斿的次孙班彪，既有书看，
又得接触许多学者；于是尽心儒术，成了一个史学家。《史记》以后，续作很多，
但不是偏私，就是鄙俗；班彪加以整理补充，著了六十五篇《后传》。他详论《
史记》的得失，大体确当不移。他的书似乎只有本纪和列传；世家是并在列传里。
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但他的儿子班固的《汉书》是用它作底本的。
班固生在河西；那时班彪避乱在那里。班固有弟班超，妹班昭，后来都有功
于《汉书》。他五岁时随父亲到那时的京师洛阳。九岁时能作文章，读诗赋。大
概是十六岁罢，他入了洛阳的大学，博览群书。他治学不专守一家；只重大义，
不沾沾在章句上。又善作辞赋。为人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骄人。在大学里读了七
年书，二十三岁上，父亲死了，他回到安陵去。明帝永平元年（西元五八年），
他二十八岁，开始改撰父亲的书。他觉得《后传》不够详的，自己专心精究，想
完成一部大书。过了三年，有人上书给明帝，告他私自改作旧史。更有机会造谣，
罪名可以很大。
明帝当即诏令扶风郡逮捕班固，解到洛阳狱中，并调看到的稿子。他兄弟班
超怕闹出大乱子，永平五年（西元六二），带了全家赶到洛阳；他上书给明帝，
陈明原委，请求召见。明帝果然召见，他陈明班固不敢私改旧史，只是续父所作。
那时扶风郡也已将班固稿子送呈。明帝却很赏识那稿子，便命班固作校书郎，兰
台令史，跟别的几个人同修世祖（光武帝）本纪。班家这时候很穷。班超也作了
一名书记，帮助哥哥养家。后来班固等又述诸臣的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
上，这些后来都成了刘珍等撰的《东观汉记》的一部分，与《汉书》是无关的。
明帝这时候才命班固续完前稿。永平七年（西元*），班固三十三岁，在
兰台重行写他的大著。兰台是皇家藏书之处，他取精用弘，比家中自然更好。次
年，班超也作了兰台令史。虽然在官不久，就从军去了，但一定给班固帮助很多。
章帝即位，好辞赋，更赏识班固了。他因此得常到宫中读书，往往连日带夜的读
下去。大概在建初七年（西元八二），他的书才大致完成。那年他是五十一岁了。
和帝永元元年（西元八九），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匈奴，用他作中护军，参议军机
大事。这一回匈奴大败，逃得不知去向。窦宪在出塞三千多里外的燕然山刻石纪
功，教班固作铭。这是著名的大手笔。
次年他回到京师，就作窦宪的秘书。当时窦宪威势极盛；班固倒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