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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相当一批大学教授有一种忧虑，他们恐惧将来的变化会使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完全失掉。张东荪认为这是一种误会，一种杞忧。张东荪认为一些知识分子只把学术作为谋生的手段，“而没有把自己的灵魂与学术打成一片”。
张东荪察觉到当时知识分子有分化的趋势，他们已没有抗战和政协时期的凝聚力了。所以张东荪特别强调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即保持学术和思想的自由。张东荪对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知识分子精神有深刻的理解。他说，“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界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 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
张东荪认为这种精神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是积若干学养后方可达到的。他觉得当时中国文化界已有这样的风度。怀疑的精神和批评的态度，在当时接受西方文化的人们中已经萌芽。“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来发展科学，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一些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残不得的。”
张东荪说：“我个人对于中国学术自由的前途不是悲观的。因为我始终相信人类的知识一经开放，便无法退回到蒙蔽的状态。中国在这数十年中居然已养成这样的自由思想的风气，谁也无法再压倒下去。所以我们的任务还是如何把它发扬光大，总要比现在更自由些。对自由风气的不能保全，却不必担忧。我个人在生活方面虽愿意在计划社会中作一个合乎计划的成员，但在思想方面却依然嗜自由不啻生命。”
在这场讨论中，张东荪的观点很耐人寻味。他对计划的社会抱有理想的色彩，但这种信仰并没有妨碍他对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执著追求，虽然他与许多自由主义分子有分歧，但在追求文化上的自由方面，他是不遗余力的。
《观察》这场讨论，随着它的停刊而结束了。但这场讨论所提出的问题、思考的深度并没有随着《观察》的消失而失去其意义，重新回顾这场讨论，会发现今天面临的现实，所存在的问题，依然和当年一样，为了追求学术和思想上的自由，中国几代知识分子都做了他们力所能及的努力，虽然结果不理想，但其精神可嘉。
第四章 《观察》的自由主义承传
第一节 《观察》的精神来源（1）
从严格的历史事实上看，《努力周报》、《现代评论》、《独立评论》和《新月》与《观察》是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它的编者也不是同一个人，但如果不计较具体的历史承传关系，而从整个精神气质、文化品格以及对自由主义理想的追求上分析，那么就会看出《观察》与那些刊物在其文化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可以说，《观察》在很多方面是借鉴了那些刊物并有所创新的。那些杂志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和末期，而《观察》出现在40年代中期，其间已经过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在将近20年的时间中，自由主义思想仍然有顽强的生命力，虽然这期间左翼力量的不断强大给自由主义思想以各种形式的打击，但信奉这种理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是在不断地追求着自己所认定的目标，这种自由主义思潮的力量在《观察》时期曾非常活跃，聚集在《观察》周围的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思潮的争论和不同理解，构成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一场主要论争，尽管这场论争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并给予恰当的评价。
从《努力周报》以降的几种自由主义杂志，核心人物是胡适，主要成员以有留学欧美背景的人为主。这些刊物的性质和撰稿人基本相同以外，最重要的还是这些刊物所持的自由主义立场。陈西灒г谔傅健断执缆邸泛汀缎略隆返墓叵凳彼倒骸啊断执缆邸肥恰缎略隆返那吧恚八渌档挠械愕览恚蛩嵌际亲悦淖杂芍饕逭撸呕Р煌蝗菀缀掀鹄础！雹俪挛鳛＇的评价有两个意思，第一，从信奉自由主义的理想追求上看，《现代评论》的确可以视为《新月》的前身。第二，如果离开这个整体的文化精神，则《现代评论》和《新月》之间也有不同。从自由主义的理想追求上着眼，《观察》是继承了《现代评论》和《新月》自由主义传统的。从三个刊物所设置的栏目、撰稿人及撰稿人的文化背景，刊物的风格上，把三个刊物联系在一起，能感到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而且《观察》更接近于《现代评论》。
储安平曾留学英国，在《新月》第3卷上曾发表过几篇散文，徐志摩遇难后，还在《新月》上发表《悼志摩先生》，其中多处叙述到他们之间的交往。储安平本人在政治上受胡适的影响较深，在文学上受徐志摩影响，所以《观察》虽然是一个政论刊物，但储安平毕竟由文学起家，对于文学有割不断的情份。在《观察》每期6万字的篇幅中，特意设立了《文学·艺术·戏剧·音乐》栏目，每期都发一点这方面的文章。
1924年，《现代评论》创刊的时候，没有发表专门阐述本刊宗旨的文章，但发表了一则《本刊启事》：“本刊筹备，已经半载，因为种种原因，至今才获出版。同人等对于曾允赞助本刊的许多朋友，实深抱歉！本刊内容，包涵于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哲学、教育、科学各种文字。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科学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凡对于本刊，愿赐佳作者，无论为通信或论著，俱所欢迎。本刊纯为同人之论坛，而认为同人及同人的朋友与读者的公共论坛。”②《现代评论》的这则简短启事，显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信奉的理想。
1928年，《新月》创刊的时候，发表了《“新月”的态度》。这篇类似于“本刊宗旨”的文章宣称：“新月刊是独立的”。它强调除了刊物本身和同人在文艺与学术上的努力之外，没有什么组织，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之外，没有什么一致。那么他们的共同的理想是什么呢？徐志摩使用的是极富浪漫气质的诗一样的语言，但在这浪漫的激情下，会发现，他们的理想是追求“思想的自由”，理性的原则，用徐志摩的话说就是：“在这头骠悍的野马的身背上我们不能不谨慎地安上理性的鞍索。”“我们不能不配起，不能不奋斗，尤其在人与生的尊严与健康横受凌辱与侵袭的时间。”①
《新月》初期还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文艺刊物，到了第二卷开始，《新月》又回到了当年《现代评论》的路子上去了。而《观察》正是从这变化了的《新月》上获得了更为明智的选择，一直把政治放在第一，文艺倒退居第二了。1930年1月10出版的《新月》第2卷第六、七期合刊上发表的《〈新月〉敬告读者》一文，可以看做是后来储安平在《观察》创刊号上发表《我们的志趣和态度》的前奏，两篇启事不仅内容大致相同，甚至连使用的语言都无什么大变化。《〈新月〉敬告读者》中说：
读者诸君大概可以看出，自从第2卷第2期起新月月刊的面目和从前不同了。我们接连着登了胡适、梁实秋、罗隆基几位先生的文章，于是许多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新月谈政治了！”不错，我们是谈政治了，我们以后还要继续地谈。现在我们就把我们谈政治的由来及今后谈论的计划略为读者诸君告。
我们办月刊的几个人的思想是并不完全一致的，有的是信这个主义，有的是信那个主义，但是我们的根本精神和态度却有几点相同的地方。我们都信仰“思想自由”，我们都主张“言论出版自由”，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这几点是我们几个人都默认的。如今这个时局是真沉闷，但是这沉闷，不是安静的意思，是在酝酿着将来更大的不安。我们没有法子使我们不感到空虚时局的严重。我们有几个人便觉得忍无可忍，便说出话来了，说出与现在时局有关的话来了。这几篇文章都是作者个人良心上的呼声，决没有经过团体的讨论和指使。我们编稿的手续是极简单的，有文章来便由编者阅看，只消内容是充实的，态度是严谨的，文字是通顺的，便登出来。我们每篇文章都是作者个人署名负责。胡适之先生的那篇《人权与约法》引起了全国人士的注意，不，全世界人士注意。读者无意地发表了几篇文章，但是新月月刊的性质变了，赢得了许多的新朋友。反对的声浪也起来了，这是我们认为当然的。
第一节 《观察》的精神来源（2）
我们现在要有意识的定下一个编辑的计划：以后每期都希望于原有的各种文章之外再有一两篇关于现在时局或一般政治的文章。这便是我们现在要特别告诉读者诸君的一个消息。有几点要请注意：我们没有党，没有派，我们只是个人用真名真姓说我们的真话。我们几个人说的话并不一定是一致的，因为我们没有约定要一致。我们的立场态度希望能做到严正的地步，我们不攻击私人。实际政治我们由那种有能力的人去干，我们的工作是批评的工作。
储安平在20年代末期即与徐志摩认识，并且有一定的往来，他对《新月》所持的自由主义观点非常称赞。后来无论在重庆办《客观》还是在上海办《观察》，走的基本上是《新月》与《现代评论》的路子。储安平在《观察》的创刊宗旨中一再强调：①
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了大体上代表着一股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觉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主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
储安平接着详细阐述了《观察》所持的“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原则，并在以后的刊物中随时标示出《观察》的“本刊传统”：
一、只要无背于本刊发刊辞所陈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本刊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各人独立发言，自负文责。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况之下，不刊载任何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论文。
第二节《新路》与《观察》（1）
关于《新路》的情况要先从萧乾说起。萧乾在晚年回忆起1948年自己的人生选择时曾这样说：“足足三十年（1949至1979），我一直背着《新路》的黑锅，也仅止在1956年解下过几个月。”①从萧乾的回忆中，可以知道对于《新路》周刊，他过去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
萧乾回忆说：“朋友姚念庆告诉我，北平几家大学的教授们计划出一份刊物，内定由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主编，钱端升主持政治栏，刘大中主持经济栏。那里正在物色一个编国际问题及文艺的。他认为我最合适不过了。我思忖，不妨走上一年半载再回沪。于是，就同意了。刊物后来定名《新路》。但是没等到刊物问世，我由于受到复旦同学及杨刚的劝告，就坚决辞了。事实是：一、刊物封面上写明系吴景超主编。二、我最后并没去北平，仍留在上海《大公报》，也依然兼着复旦教职。这是当时有目共睹的。”
萧乾是1979年说这番话的，他在回忆中的第一条显然是记错了，《新路》封面上并没有标明是“吴景超主编”。对于萧乾的这番辩解，巴金在1979年写给萧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