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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查封《观察》到1949年11月《观察》复刊，这其间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能在这一年时间内放弃自己青年时代业已形成的理想和追求吗？储安平很快离开了《观察》，告别《观察》，对储安平来说也许是一种被迫的选择，也许是一种理智的表现。
1948年12月《观察》被国民党查封的时候，储安平已经到了北平，储安平也许没想到，他的这次北平之行，会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是一个没有准备的转折，这一选择，对于他这样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可能在一开始就种下了不祥的后果。
1949年9月21日，储安平作为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的候补代表参加了新政协，他是当时两个候补代表中的一个，另一个是《文汇报》的徐铸成。徐铸成在他的日记中说：“今天与（储）安平兄谈话，他说《观察》即将复刊，领导上大力支持，但恐群众思想难捉摸，如何办好，毫无把握。他又说，近日曾至东北旅行，写了旅行记二十五万字，材料甚新，胡乔木看了极赞赏，力促早日付梓。他又说，他出发前及回来后，都与领导同志商谈，反复请教云云。甚矣，做事之难，《文汇报》之被歧视，殆即由予之不善应付欤？余如遇事诺诺，唯唯听命，《文汇报》也不会有今日。以本性难移，要我俯首就范，盲目听从指挥，宁死亦不甘也。”①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恢复《观察》周刊，是与胡乔木有关的，胡乔木好像对储安平一直比较有好感，1957年储安平能去《光明日报》也是胡乔木的建议。我的一个朋友在写作《常芝青传》时，曾为我留意过有关储安平的材料。①
1956年6月，王谟给于毅夫的一封信中说：“张际春同志说，一些民主人士对光明日报办得很不满意，是否我们可以退一步，把常芝青同志调出来，由前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接任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这样我们可以更主动一些。际春同志要我把这个意见转告统战部，并征求统战部意见。”
可见当时中央是想让徐铸成去，储安平出事以后，常芝青在一份材料上曾说过：“我个人以为，乔木同志对储安平的一些看法与估计（那次谈光明日报问题时说的），看来是未必符合实际的，有一些同志反映，这样些人到光明日报是未必恰当的，我也有同感。”
由此可见，储安平能到光明日报确实是胡乔木推荐的。1957年3月26日，于毅夫有一封给中央的信：“乔木、周扬同志并维汉、徐冰同志：最近了解储安平准备4月1日去光明日报就总编辑职，日前章伯钧曾约储安平、萨空了谈话，储对去光明日报工作颇有顾虑，曾表示编报方针要放，放到什么程度？大知识分子有意见要不要他们讲出来？要他们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如果报纸言论还仍旧停留在拥护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口号上，发表的文章有谁看？章、储都主张要问中央统战部的意见，章伯钧还主张增加萨空了、常芝青（党员）为副社长，储顾虑到光明日报后人事方面可能有阻力，侧面了解储怕和原来党员总编辑常芝青搞不好。”
第十一节 储安平和《观察》的复刊（2）
据说80年代胡乔木还曾想请储安平出来，话说出口，才有人告诉他，储安平早就死了。②储安平本来是一个对现实政治没有多大兴趣的人，他的志向在于言论界，可是他没有估计到他的这个志向很快就由不得自己了。储安平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对于办报纸办刊物具有很高的热情，像《观察》这样的刊物，在1949年后居然能够复刊，这本身也是值得深思的。首先储安平及《观察》同人有此愿望；其次当时政府还有这个雅量，但事后回想，人们又会为储安平的选择感到困惑。《周恩来年谱》在1949年7月12日有一条记载：“约胡乔木在中南海颐年堂请新闻界友人朱启平、高汾、邓季惺、浦熙修、徐盈、彭子冈、储安平、萨空了、胡愈之、刘尊棋、宦乡聚餐，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①
储安平当时提出的问题可能就有《观察》的复刊。林元回忆：“上海解放后，储向党中央请求复刊，乔木同志曾将《观察》的情况向周总理汇报，请示复刊问题，总理说，既然有那么多读者，当然可以复刊。这样《观察》便于1949年11月1日复刊了。”②
后来领导和联系《观察》复刊工作的是胡乔木、胡愈之、范长江、胡绳。虽然都是知名的文化人，但与储安平不同道，以前《观察》从未发表过他们的文章。《观察》撰稿人中有《大公报》许多人，但没有范长江。《观察》复刊后，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发行量一落千丈，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它改为《新观察》。复刊后的《观察》从1949年11月1日起，至1950年5月止。《观察》在1949年以前曾发行到10500份，并且出了西北航空版和台湾航空版，直接订户即有12000份，如果按每本刊物有10人阅读计算，它的读者约有100万人左右。而复刊后的《观察》连3000直接订户都不到。
储安平个人对国民党没有好感，这种感觉是具体的，他曾经作过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笔，但后来离开了。他对新政权也有清醒的认识，但这认识是抽象的，因为他毕竟没有直接和他们打过交道。1949年之际，多数像储安平一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评价都是仅止于一般认识，因为它还没有成为执政者。人在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烦躁中，常有某种幻想和错觉，总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后来者身上。这种心理使储安平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自己人生的选择中带上了不可避免的悲剧色彩。
储安平不容于国民党，1948年《观察》被国民党查封，他逃离上海，才免于囚禁。个人的直接遭遇，让他再去选择国民党，恐怕不太可能，他在1949年后，曾两度试图在新的环境下重振自由主义的理想，但又毫无所成。
1949年，新政权刚一建立，他要恢复《观察》，天遂人愿，《观察》复刊了，但此《观察》已不是彼《观察》，他也无可奈何。离开《新观察》，去新疆考察，他为新的生活所感动，写下了《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信集》，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他已失去了真诚地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环境，如果不是1957年夏天的言论，人们会说40年代的储安平，居然是一个没有经过任何曲折和痛苦就成了新的知识分子，这太难令人相信，然而历史总是由人的具体经历构成的。如果储安平，或者说他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已经成为新知识分子的话，那么就难以理解，1957年会有那么多经过思想改造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一夜之间又回到了1949年以前的精神状态。
储安平1949年后的第一次选择以平和的方式失败了，他离开《新观察》。1957年夏天，他的第二次选择，作为《光明日报》总编辑，却给他终身带来不幸。可以肯定地说，储安平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但同时也是储安平个人的，内在性格的悲剧因素使他别无选择地走向了最终的命运。按说，《观察》复刊的失败，可以使储安平觉醒，他不应该再有第二次选择，然而，储安平的个性却决定了他还要向悲剧的深渊走去。储安平一生对办报、办刊的热情中就已经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复刊后的《观察》在表面形式上，虽然还留有往日《观察》的印迹，但差异是非常明显的。第一，往日《观察》列在封面下的“撰稿人”名单被取消了。第二，环绕《观察》刊徽周围的英文字母Independence（独立），Non…Party（无党派），The Observer（观察）没有了，只剩下图案。第三，《观察》每期重复声明的本刊传统：“只要无背于本刊发刊辞所陈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本刊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各人独立发言，自负文责。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同时，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载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论文。”在复刊后的《观察》中也看不到。第四、刊物不署主编“储安平”的名字。变化最大的是往日《观察》撰稿人的基本消失。
在复刊后的14期中，往日撰稿人只剩下费孝通、钱端升、王铁崖、彭子冈、季羡林、笪移今、楼邦彦、陈达、叶君健、吴景超、袁翰青、樊弘、潘光旦、徐盈等人，其中除了费孝通多次出现外，其余几乎都只写了一两篇文章。
储安平为复刊后的《观察》写了三篇署名文章：《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工作》、《在哈尔滨所见的新的司法工作和监狱工作》、《旅大农村中的生产、租佃、劳资、税制、互助情况》。与旧日《观察》专论：《政府利刃指向〈观察〉》、《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大局浮动、学潮如火》、《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一场烂污》、《政治失常》等相比，已毫无锋芒。过去从未在《观察》上出现过的郭沫若、艾思奇、胡绳也出现了。
第十一节 储安平和《观察》的复刊（3）
从整个刊物的文章内容上看，与往日《观察》截然不同。主要方针除了歌颂新中国的内容外，剩下的就是对苏联、朝鲜、东欧国家的盲目赞颂，还有就是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文章。
复刊后的《观察》出过两个专辑，一个是第4期的《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专栏，共发了社论、编辑部文章和郭沫若的长诗《我向你高呼万岁》，社论的题目是《斯大林教导了我们》。第11期发表了《美帝在亚洲的新阴谋》的特稿，署名《观察》编辑部。复刊后的《观察》，除了刊名相同外，一切都变了。
复刊后的《观察》没有复刊词，只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编辑方针》的本社同人文章。从这篇文章的文字、风格、叙事方式上看，出自储安平手笔无疑。本社同人文章分为三个部分：一、自我批评，学习改造；二、工作任务；三、编辑计划，工作态度。第一部分是文章的中心。全盘否定了以往《观察》的意义和价值。细读这个过去的文本会发现，文章作者在叙述事件经过时使用的是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文字，而在评价当时的革命和否定自己的过去时，则完全使用的是源自于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及当时流行的报刊语言，其特色是抽象、空洞、雷同，毫无个人行文的风格特征。与储安平往日议政时所采取的客观超然态度已截然不同。文章只剩下一种声音，毫无分析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不加怀疑地接受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整个文章中充满了悔过和忐忑不安。
储安平说：“学习改造是一个长时期的艰巨的工作，我们现在还刚刚开始第一步。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我们首先检查自己过去的工作。我们发现我们过去的工作是经不起检查的，我们过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虽然我们曾经不畏强暴地无情地打击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权，但是由于我们在过去的社会中所得到的教育，在思想的本质上，我们还是停留在旧民主主义的范畴里的。我们只批评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种种反动措施，但并未进一步解剖揭发蒋介石反动政权那种反人民反革命的封建的法西斯的本质。虽然我们是一片赤心地爱着我们的祖国，热情地希望我们的国家变好，但是由于没有得到正确的教育，我们在思想上感情上就不可避免地停留在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的阶段，不能把一切外国区分敌友，分别看待。在过去，我们主观地，自以为是地站在独立的立场，不参加任何党派，一方面尽管坚决地反对着反动的国民党，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在过去并不了解中共的政策和情况，我们并没有靠拢共产党，以至我们在客观上不知觉地好像自居于中间方面，而带上了温情改良主义的色彩。”①文章对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