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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过是沈从文与朋友交往的两个小插曲。只有他与胡也频、丁玲作为朋友一场的结识、交往，直至３０年代初期与二人的“死别”、“生离”，前后长达近１０年的悲欢哀乐，才是一曲动人情思的长歌。
１９２５年初，沈从文处于生活最困难的时节，正以休芸芸为笔名，做着每个月得２０块钱稿费的白日梦，将写成的文章向各处投去。其中一篇，出乎意料地被登在了１月１３日的《京报·民众文艺》上。在这之前，只有《晨报副刊》发表过他的两篇短文，得过五毛钱的书券。一天，《民众文艺》的两位编辑，到沈从文寄身的西城庆华公寓探望文章的作者。谈话中，沈从文得知这两位编辑就是名字经常见于《民众文艺》的项拙和胡崇轩（即胡也频）。胡也频曾就读于天津大沽海军预备学校，１９２０年学校解散后，流落到了北京。１９２５年初，胡也频与项拙一起在西单堂子胡同内牛角胡同４号，以每期２００份单张周刊作报酬，为《京报》编辑《民众文艺》。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胡也频再次来看沈从文时，身后跟了一个年轻女子，圆脸，长眉、短发，上穿一件灰布衣，下着青色绸布短裙，正站在门边望着沈从文笑。她就在丁玲，原名蒋袆，字冰之。因听说沈从文“长得好看”而特意跑来看看的。
沈从文却以乡下人特有的生硬方式，直截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丁。”
沈从文心想：“你长得像个胖子，却姓丁，真好笑咧。”
从谈话中，当沈从文得知她的家乡在安福县（今湖南临澧县），而丁玲知道沈从文是凤凰县人时，两人都起了一点惊讶。待到谈话深入下去，陌生人之间固有的那种距离便在两人之间缩短了。
——１９１４至１９１６年间，南方起了护国战争。湘军曾以援鄂名义，经岳州开过湖北。那时我哥哥在筸军中作一名军佐，随队在安福县城住过一夜。住处是当地蒋姓大户的小姐绣房。房里挂了一幅赵子昂的白马图，给我哥哥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就是我伯父家，那张白马图是我伯父的一幅宝画。
——我父亲死后，我就随母亲离开安福搬到了常德。由母亲集资，办了一个女子小学。小学毕业后，我就去桃源第二女子师范读书。女友中有个姓杨的，就是凤凰得胜营人。
——哈，我认识。六年前我还替她传递过情书，现在已做了我的大表嫂了。
丁玲在桃源读书时，“五四”运动的影响已到了湘西。“自觉”与“自决”，“独立互助”与“自由平等”的思潮，燃烧起一群青年女学生的热情。丁玲不问家里意见如何，便和另外三个同学跑到长沙，转入男子中学，后又受上海“工读自给”的影响，又一同冒险跑到上海，进了平民学校，并在上海大学认识了瞿秋白、邵力子、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沈雁冰、施存统等教师。由于后来同伴中的王剑虹与瞿秋白同居，丁玲与瞿秋白一个弟弟过从甚密，遂闹得流言四起，丁玲就独自跑到北京，因朋友曹孟君和钱女士关系，住在西城辞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的宿舍里。她与胡也频相识，是由于和胡也频住同一公寓的朋友左恭的介绍。其时，左恭正与曹孟君恋爱，三位女友常常结伴到胡也频所住公寓来看左恭。
由于沈从文和丁玲的原籍同是湖南，故乡又傍近同一条沅水，两人便有了许多共同的话题。加上都飘流在外，共同的“怀乡病”将他们的友谊弄得密切了。
沈从文由胡也频陪同，第一次回访丁玲时，丁玲已从补习学校宿舍搬出，独自住在通丰公寓的一个小房间里。睡的是硬板子床，地面霉湿发臭，墙上糊满破破烂烂的报纸，窗纸上用粉墨勾画了许多丁玲熟人、朋友的脸谱——她对艺术发生着兴趣，正为投考艺专而作准备。
见丁玲和时下穷学生一样，住这等简陋房间，沈从文心里生出不少感慨。在这之前，他与新的女性缺少接触，总以为女子天生情感脆弱，气量狭窄，又怕累，又怕事，动不动就会流眼泪，喜怒哀乐全放到一些细微小事上。可是眼前这位女子，却能与许多男子一样，虽然无法正式上学，只能自己读点书，外出时学习欣赏北京街景，无钱时没法敷衍公寓主人，却仍能从从容容坐在这样的房间里看书写字，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这个圆脸长眉的女孩子，第一面给我的印象，只是使我温习了一番旧有的感想。她同我想象中的平凡女子差不了多少。她也许比别的女子不同一些，就因为她不知道如何料理自己，即如女子所不可缺少的穿衣扑粉本行也不会，年轻女子媚人处也没有，故比起旁的女人来，似乎更不足道了。
不过第二天我被那海军学生拉到她住处时，观念改变了些。我从她那儿明白了女人也是同男子一样的人。①
这时，胡也频已经爱上了丁玲。由于长期飘流在外，眼下生活又毫无希望，丁玲常常想起母亲和夭亡的弟弟。加上正值青春期，对早年夭亡弟弟的思念，潜意识正发生着替代性的对异性爱的渴求，于是，她常常独自跑到僻静处痴坐痛哭。一天，胡也频一早用一个纸盒子，装了一束黄色玫瑰，花上系了一张写有“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的小小字条，托公寓伙计送给了丁玲。可是花送去后，半天没有回音，胡也频心里忐忑不安，有点手足失措，就跑到沈从文住处，拉着他出去散步。
“她有个弟弟死了，她想起她弟弟，真会发疯。”沈从文早从胡也频神色间估到了他的心意，就说：“要个弟弟多容易！她弟弟死了，你现在不是正可以作她的弟弟吗？”
不想这无意中的一句打趣的话，正与胡也频早上的行为暗合。胡也频脸红了一下，似乎想分辩什么，却又无从分辩，便猛地在沈从文肩上拍了一掌，就跑开了。
可是有一天，丁玲突然回转湖南去了。这一下急坏了胡也频，一个人关在房间里生闷气。沈从文跑到《民众文艺》编辑处去看他，只见房间里满地都是撕碎的报纸和书页。
这海军学生，南方人的热情，如南方的日头，什么事使他一糊涂时，无反省，不旁顾，就能勇敢的想象到别一个世界里的一切，且只打量走到那个新的理想中去，把自己生活同别一个人的生活，在很少几回见面里，就成立了一种特殊的友谊，且就用这印象，建筑一种希望，……人既一离开，如今便到了使他发狂的时候了。①于是不久，北京城的公寓里便不见了胡也频的踪迹。——他抑制不住胸中高涨的爱的潮汐，赶到湖南找丁玲去了。
５月，沈从文上了香山；９月，因《第二个狒狒》和《棉鞋》事件，沈从文受到训斥和威胁。正当他感到孤独时，阴历８月１５那天，吃过晚饭，沈从文回到住处，见门上留有一张字条：
休：你愿意在今天见见两个朋友时，就到碧云寺下面大街××号来找我们，我们是你熟悉的人。
有熟人来访，沈从文十分高兴。他立即按纸条上所留的地址寻去，一路上胡乱猜测这两人是谁。等到一见面，没料到竟是胡也频和丁玲。见沈从文找来，胡也频一面拉着沈从文往屋里走，一面叫着：“有客来了，你猜是谁？”走到门边，沈从文朝屋内看去。一个熟悉的圆圆黑脸，睁着一双大眼睛朝外看人，脸上挂着几份羞赧腼腆。房内只有一张双人床。沈从文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心想：“新鲜事咧。”他一边笑着，一边朝屋内唯一的一张藤椅坐下去，说：“这是新鲜事情。”
胡也频说：“这不是新鲜事情。”
三人一齐笑了起来。随后，他们走到见心斋池边，坐上一只无桨无舵方头船划水，互相说着分别后各自的情形。这时，慈幼院的孤儿们正联欢庆祝节日，箫鼓声从山上悠悠飘来，头上悬着一饼晕晕糊糊的圆月。返身时，他们各人买了一片糖含在嘴里，算是没有辜负这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
起初，胡也频和丁玲的生活得到湖南方面的接济，所住房间虽不很大，地面却很干爽，屋前屋后都是枣树；又有井，用水也很方便，两人自己动手办伙食。一份新鲜的生活加上新婚的缠绵，日子过得十分兴奋。沈从文时常跑到他们那里吃晚饭，饭后便一起天南海北聊天。但过了不久，湖南方面的汇款便不能按时寄来，胡也频和丁玲的生活就有点狼狈起来。到欲炊无米时，两人就结伴下山进城，或找朋友告借，或出入当铺典当衣物。到不便进城时，就跑到沈从文住处，三人一起吃慈幼院大厨房里的粗馒头。
即便在这时，三人仍互相说着大话——假若每人每月写三万字文章，得３０块钱，就可以自己办一个小小刊物，每周出版一次。还十分认真地商量刊物该取什么名字。每到这时，丁玲必说：
“先生们，别把我拉进去，我不作文章。你们要我来，我就当校对，因为可以占先看你们写出的文章。”“没有你我们办不下去。”沈从文诚恳地说。
“有了我就办得下去吗？我又不会写什么，派我充一角有什么用处？”
“把你写情书的那支笔来写……”胡也频笑嘻嘻地说，随后望着沈从文作鬼脸。
丁玲有点急了，“得了，得了，频，你为什么造谣言？我跟你写过情书吗？不能胡说八道，这一行你们男人才是高手！”胡也频打趣说：“你并不写给我什么情书，但我看你那样子，是个会写情书的人，不相信只要我们一离开就可明白了。”
“你自己不害羞，我为你害羞。你们刊物我不管！”
可是争论过后，丁玲反倒重新拟定计划，并笑着征求沈从文和胡也意频的见，口气早就软下来了。
“文章我不会作，作了你们能高兴改改，那我一定作。”
古诗云：贫贱夫妻百事哀。在胡也频和丁玲之间，烦心的事正随着经济的拮据逐渐增多，两人终不免为着一点小事发生争吵。每到这时，其中一人必定跑到沈从文那里诉说心中委屈。到后，又总是由沈从文充和事佬，两边跑来跑去进行调解。考虑到目前境况，在这种每月九块钱房租的地方长住下去不是办法，沈从文建议两人搬到可以多欠一点钱的公寓里去。胡也频和丁玲听从了这个建议，终于搬到北河沿公寓——即那个上山前沈从文住过三个月，主人极好结识弄文学的朋友的那座公寓里住下了。
虽然三人见面已不如先前方便，但只要沈从文一下山，总要到胡也频和丁玲所住公寓里去。并且，每次见面总离不开如何想法筹钱，用自己力量办刊物的话题——那时，他们共同感到青年作者所受的冷遇。尽管按当时北京物价，办一个类似《语丝》规模的刊物，每期印一千册，有十二三块钱就可办到。但这时，沈从文和胡也频的文章，按最低稿费标准索酬，也无法找到固定地方发表，寄出的稿件常常一去无消息。当时，《语丝》正支配着北方文学空气，只要能在该刊上发表作品，很快就会引起人们注意。这年５月，沈从文一篇题名《福生》的小说，由胡也频通过一位熟人转给周作人。当这篇小说在《语丝》上发表后，胡也频拿了这期刊物，告诉沈从文时，沈从文见到目录上文章的标题，感动得只想抱着胡也频哭泣。但这种幸运只能偶尔降临到他们头上。于是，那个自办的刊物只能在他们的想象里诞生，旋即又在想象里夭折。
这期间，胡也频和丁玲住处，常有一些知名青年作家来访，谈起自办刊物，总有人说自己已与某报接洽好，正准备办一个什么周刊。待客人走后，丁玲总是说：“频，这些人要办什么，天生就有那种好运气，一下子就可以弄好了。”胡也频总不放过任何努力的机会：“休，休，我们赶快也去问问，不要他们稿费也行吧。我们写一封信去问问，还是亲自去问问？你说。”
沈从文也总是苦笑，却不作声。他想起自己和胡也频到处接洽，给别人办一个副刊，却总是毫无结果的事，心想：假如我们对文学事业有一种信仰，不必和别人计较一时的得失。眼下，只能在沉静中支持。
可是，胡也频只要一认为有机会，就会立即伏到桌上，给编辑朋友写信。写完后怕丁玲抢去，总要退到墙角里，然后念给另外两人听。末了，总是由沈从文签个名。丁玲说：“频，得了，你们不是文学团体中人，你们文章人家还不肯登载，何苦又去做这种可笑事情？”
胡也频却不觉得可笑，并硬拉着丁玲作陪，顺北河沿走到北大第一院门前，将信塞进邮筒。
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