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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正传-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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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这些作品仍以情感的真挚和天真的自然之趣,诞生了沈从文独有的风格,而这,正是《遥夜——五》获得林宰平的称赞,《市集》得到“志摩的欣赏”的原因。

  这是多么美丽、多么生动的一幅乡村画。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鱫e*oe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①

  虽然,沈从文称这是使他“背膊发麻”的赞语,却也并非没有根据的吹嘘。







沈从文传……一个配角






一个配角

  1927至1928年间,中国的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927年4月,蒋介石策动“清党”事变,开始了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屠杀,并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取代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7月,汪精卫背叛国民革命,与蒋介石实行“宁汉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至此完全破裂。

  随着中国政治重心的南移,出版业的盈虚消长也出现了变化。上海的新书业获得了发轫勃兴的机运。

  这一变化直接影响到沈从文在北京的去留。这时,已分别出版过沈从文的《鸭子》和《蜜柑》的北新书店及新月书店,已先后迁往上海,有较多机会发表作品的《现代评论》也已离京南下;而原先在上海的《小说月报》,因叶圣陶负责编辑的缘故,沈从文的作品在上面获得了一席之地。生活对沈从文依然严峻。1927年,母亲和九妹从湘西来到北京,和沈从文住在一起,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沈从文的稿费收入。北京原有的基础既已失去,上海又依稀闪露出谋生存、求发展的虹彩幻影,于是,沈从文决定离京南行。去留取舍的结果,决定了沈从文随后几年的人生际遇。1928年1月,沈从文让母亲和九妹暂留北京,独自先行到了上海,住进法租界善钟里一个托上海的朋友预先租定的亭子间。随后,再由亭子间迁入正楼大房。

  3月的一天,胡也频和丁玲突然出现在沈从文面前。由于二人不准备在上海长住,故来这里寻一临时歇脚之处。房里除一桌一椅一木床,别无他物,于是,二人在地板上摊开被盖住了下来。

  他们一来,沈从文就发现,这两位朋友的言辞间就发生着不明所以的龃龉。第二天一早,两人便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对此,沈从文不再感到突兀。这呆子,以为这争吵不过是两人在北京时的旧戏重演,属于年轻情侣间常见的为一点小事的斗气任性。那时,每逢沈从文在场,总是极力从中转圈、劝解,让两人平静下来。从已有的经验中,他知道这是青年夫妻间容易发生的事,当双方稍稍冷静下来,又会重归于好。因此,他常常一边劝解,一边心里想:我若是懂事明理的人,我会看得出这是用不着救济的事,一分凝固生活有时使人厌倦了,一点点新的发现照例就常常使人眩目。然而这眩目决不是很久的事,一时的幻觉必不至于使人永远糊涂。同时,这过失若不过是由于过分热情而成的多疑与多嫉,则只需要一分稍长的时间,一切误会就弄明白了。①沈从文常常将主要责任归于胡也频,以为两人发生误会的原因,一定出于胡也频的偏执热情与不必要的疑嫉。然而这次争吵,似乎有点不同了。

  男的说:“我知道你不爱我,已爱了别人。”女的说:“你不爱我你才那么不信任我。”

  男的又说:“我就因为太信任你,你就去会他。”

  女的又说:“你那么多疑自私,还说在爱我!”

  男的又说:“我信任你,你就成天到他住处去……”

  女的又说:“我到他那儿去,你不是明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吗?”

  话说得再重点时,于是女的就把大衣脱去,把皮夹中所有的货币倒出,一面哭泣一面伤心地说:“频,频,你莫说了,你瞧,我一个钱不要,空着这两只手,我自己走了,你不必再找我!”

  男的也仿佛有理由十分生气,接着就说:“好,美美,你走你的,我知道你离开我就到什么人的身边。”

  女的气得脸色发青,一面开门答着:“是的,我就是去他那里。我爱他,我讨厌你。”“我早知道你是……”

  “那你为什么像疯子一样追我赶我?”

  男的见女的尽哭,尽把我送她那副美丽羊毛手套用牙齿咬得破碎不成样子,又见我守在门边,女的并不出门,就十分生气地说:“你要走,你走你的,我不留你!”

  女的自然就极力摧我,想攫取我衣袋中钥匙,见我不让她就说:“从文,你这是怎么?你让我走!我绝对不再留在这个房中!你不许我走,我就生你的气!”

  那男的于是也说:“休,休,你尽她走,她有她的去处!”

  我让她走我才真是傻子!因为我已经有过了很好的经验,这一个怄气走了,另外一个等会儿还是得坐了车辆各处去找寻,把熟人处、公园、影戏场,无处不找到。

  我还得奉陪来作这种可笑的事情。当天找不着时,我又得用一切话语来哄着这一个,且为那一个担着心。日光下头的事全是旧事,这一次自然还同上一次差不多。上海地方那么宽,要我放走了这个,又去陪那一个向各处做捉迷藏的玩意儿,一面还时时刻刻捏着一把汗,以为一个假若因为怄气跳水服毒,一个就会用小洋刀抹脖子自杀,简直是一种无理取闹小孩子的行径,这种行径也真够麻烦人!

  女的既不能走,男的后来便又想走了。这海军学生虽然体力比我好些,但到了这些时节,自然不会把我屈服得下,我决不能把手中钥匙尽他抢走。

  于是三人支持下来,两人皆如莎士比亚戏剧中名角的风度,用极深刻精粹的语言,互相争辩同诘难,我则静静地倚定在房门边,看这充满了悲剧与喜剧意味的事件自然发展。①

  沈从文终于从两人的辩难和陈述中,明白了这次争吵的起因和主题所在。

  原来还是住在北京汉园公寓时,沈从文、胡也频、丁玲的文章都有了出路,三人却打算依靠稿费的收入,将来到日本去读书。要去日本,需先学日语,而要学日语,又需教日语的人。起初,这只不过是挂在三人口头上的梦想。可是,在沈从文离开北京前后,丁玲已开始实行这个计划,已由王三辛介绍冯雪峰来教丁玲的日语。然而如此一来,在胡也频和丁玲原先表面平静的生活里,掀起了极为尴尬的情感波涛。

  自然的,这先生上课一礼拜后,两人之间便皆明白了这种学习有了错误,她并不适宜于跟这个人学日文,他却业已起始跟她学习爱情了。②沈从文显然被蒙在了鼓里,丁玲自己并不以为这是什么错误。她在后来回忆说:我认识雪峰是在1927年冬天,王三辛介绍他来教我日文。那时,留在北京的左倾知识分子较少,我们都因种种关系,限于条件,未能到火热的革命的南方去,既感到寂寞,又十分向往。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共的“四·一二”事变以后,经常听到一些使人沉痛的消息时,我们像飘零在孤岛上的人,四望多难的祖国,心情无比愤慨、惆怅。因此我们相遇,并没有学习日语,而是畅谈国事、文学和那时我们都容易感受到的一些寂寞情怀。不久,1928年春天,雪峰到南方去了,我和也频也随即到了南方,我们是各自奔忙。①当然不只是谈革命,也谈爱情。由于两人之间爱情的火焰愈燃愈炽,冯雪峰准备继续留在北京。丁玲不同意这么做。于是,冯雪峰先到了上海,并去杭州葛岭为丁玲、胡也频租了房子。随后,丁玲和胡也频也赶到上海。在胡也频与丁玲发生争吵的第二天,两人又一起去了杭州。而沈从文却以为他们去杭州,是“为了逃避这种感情纠纷”。——他又一次被蒙在鼓里。

  在他们去杭州后大约第六天晚上,胡也频又独自形色匆匆地跑到了沈从文的住处。沈从文问他为什么一个人返回上海时,胡也频脸上露出凄惨的微笑,只说自己不再回杭州。等两人在床上躺下后,沈从文详细地询问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胡也频怒气冲冲地申诉了因冯雪峰在杭州的介入所出现的难堪局面,以及自己和丁玲虽同居数年,却仍在某种“客气”情形中相处的种种情形。沈从文想起几天前两人发生争吵时,胡也频粗暴地用腕力挟持丁玲,并晃起拳头威胁她时,争着吵着的丁玲反倒安静下来的情景,以为一个女性固然需要男子的柔情,有时也需要一点“粗暴”——他觉得自己找到了问题的症结,遂将自己所知道的有关夫妻生活的科学知识,说给胡也频听,并劝他回到丁玲身边去。第二天,胡也频听从沈从文劝告,重返杭州去了。不久,发生在胡也频、丁玲、冯雪峰三人间的风波,终于以冯雪峰离开杭州平息了下去。得到消息,沈从文以为是自己的建议起了作用,还颇为自得。这个呆子,又一次以主观臆测代替了事实——他将胡也频与丁玲之间的冲突,单纯地归因于男女间生理上的不相谐和。

  事实上,在丁玲与冯雪峰之间发生的,是一种双方在灵与肉两方面都感到满足的爱情,丁玲所自称的“伟大的罗曼史”。而在当时,丁玲既不可能将自己的真实感情告诉胡也频,更不会向沈从文吐露,这是可以理解的。几年后,她向尼姆·韦尔斯谈及当时的情形时说:……随即我有了一个“伟大的罗曼史”。我从未和胡也频结过婚,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一天,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来到我们家里,他也是诗人。他生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要穷。他是一个乡下人的典型,但在我们许多朋友之中我认为这个人特别有文学天才,我们一同谈了许多话。在我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这人本来打算到上海去的,但他现在决定留在北京。我不同意这个,而要他离开,于是,他离开了。两星期后我追了去——胡也频也追了来。我们一同在上海只过了两天时,我们三个决定一同到杭州那美丽的西湖去,这在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虽然我是深深地爱着另外那个人,但我和胡也频同居了许多时候,我们彼此有一种坚固的感情的联系。如果我离开他,他会自杀的。我决定我不能和我可爱的人在一起,对他说:虽然我们不能共同生活,我们的心是分不开的;又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无论他会离开多么远,这个事实可永远不会改变。

  所以我们的爱只得是“柏拉图式”的了。这决定使他非常悲哀,所以我终于不得不拒绝和他见面,把关系完全切断。我仍然和以前一样爱他,但把这个连他都保守了秘密,退回了他全部的信。关于这个人我不再多说了,虽然这故事现在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①丁玲从冯雪峰那里,获得的是一种灵与肉相统一的真正爱情。他们三人之间风波的平息,是丁玲理智战胜情感的结果,同时也由于冯雪峰的退避与胡也频对丁玲的体谅。这理智,当然不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信守,而是出于丁玲不忍破坏自己与胡也频之间“坚固的感情联系”。既然丁玲对冯雪峰的爱具有不可他移的性质,那么她与胡也频之间的这种感情,似乎与爱情并非一回事。丁玲对尼姆·韦尔斯的谈话,是关于三人间关系的坦率的自白,应当是可信的。这在丁玲写于1931和1932年的两封《不算情书》里,已有过同样的表白。——《不算情书》也不算经过艺术虚构的小说,应当是丁玲当时感情的真实记录。

  我不否定,我是爱他的,不过我们开始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孩子般好像用爱情作游戏,我们造作出一切苦恼,我们非常高兴地就玩在一起了。我们什么也不怕,也不想,我们日里牵着手一块玩,夜里抱着一块睡,我们常常在笑里,我们另有一个天地。我们不想一切俗事,我们真像是神话中的孩子们一样过了一阵,到后来,大半年过去了,我们才慢慢落到实际上来,才看出我们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被一般人认为夫妻关系的。我们好笑这些,不过我们却更相爱了,一直到后来才见到了你。使我不能离开他的,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纯洁无疵的天真。

  在过去的历史中,我真正的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使我起过一些狂炽的欲念,我曾把许多大的生活的幻想放在这里过,我把极小的平凡的俗念放在这里过。我痛苦了好几年,我总是压制我。

  ……在和也频的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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