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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主干故事就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发生。吕家坪那位依权仗势、横行乡里的保安队长（国民党邪恶势力的化身）与葡萄溪滕长顺一家的矛盾，围绕着敲榨桔子与调戏夭夭事件展开并逐渐激化。面对外来邪恶势力的欺压，“乡下人”生命内部已经生长出抵抗忧患的力量。
夭夭呢，只觉得面前的一个唱的说的都不太高明，有点傻相，所以也从旁笑着。意思恰恰像事不干己，乐得看水鸭子打架。本乡人都怕这个保民官，她却不大怕他，人纵威风，老百姓不犯王法，管不着，没理由惧怕。
“沙脑壳，沙脑壳，我总有一天要用斧头砍一两个！”然而，这矛盾发生于中日矛盾激化、战争迫在眉睫之际，而国民党却忙着对内兼并，消灭异己。——“听人说兵向上面调，打什么鬼子？鬼子难道在我们湘西？”一方面，“乡下人”对此感到无从解释的困惑，一方面，一份爱国热情正在身上燃烧。
“……船上有个美国福音堂洋人对我说，……日本会派兵来，你们中国明年一定要和他们打仗。……要打鬼子大家去！”
“……我明天当兵去打仗，一定抬机关枪，对准鬼子光头，打个落花流水！”
（长河》揭示出湘西地方民族对外的爱国热情与他们自内遭遇压迫、欺侮的矛盾，后者又与湘西特殊的民族问题相联系。这一矛盾不仅影响到湘西地方的安定，也对中国抗战的命运构成威胁。它的发展走向，既关系到湘西地方民族的未来命运，也关系到中国抗战的前途。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实现，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已经形成的１９３８年，不少文学创作沉醉于盲目乐观氛围的时候，沈从文以他对中国社会实际的深切了解，发现着那个“无可克服的根本弱点”，显示出一种特有的清醒。
《长河》继续着《边城》对自为生命形式的探索。在老水手、夭夭、三黑子等人物身上，不仅依旧保留了翠翠、二佬、老船夫的善良、纯朴与天真，而且开始有了染指权力的欲望：“我当了主席，一定要枪毙好多好多人，做官的不好，也要枪毙！”以及对实现社会平等的渴求：“不许倚势压人，欺老百姓，要现钱买现货，公平交易，”他们已经摆脱对“天命”的依赖，生命主体生长出在社会变动中把握世界的信心。虽然《长河》仍不免对现实的沉痛感慨，却一扫《边城》里的伤感。——这一方面，是沈从文受到了湘西苗族迫使何键下台事件的鼓舞，一方面，又来自沈从文对战争或者会“完全净化了中国”的渴望。
《长河》只完成了第一卷。按预定计划，《长河》全篇共四卷规模，打算写到苗族起义军接受改编，蒋介石将其送上抗日前线，企图假日军之手消灭苗族生力为止，完成大时代变动中苗民族和湘西地方悲剧命运的描写。可是第一卷完成后，在香港发表，即被删去一部分；１９４１年重写分章发表，又有都分章节不准刊载。全书预备在桂林付印时，又被国民党检查机关认为“思想不妥”，被全部扣压。托朋友辗转交涉，再送重庆复审，被重加删节，过了一年才发还付印。到全书由开明书店出版时，已经是１９４８年了。
《长河》终于以一部未完成的长篇，留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沈从文传……寂寞之路
寂寞之路
１９３８年三、四月，沈从文搭乘汽车离开沅陵，西行经晃县，出湘境，取道贵州玉屏、贵阳，再入滇去昆明。
到达晃县转车时，人多车少，车票十分紧张，沈从文又是一筹莫展。亏得一位中学毕业的售票员，弄清楚他的身份后，热情地对他说“你就是沈从文？我知道你。别急，我给你弄一个好位子。”其时，由于正处战争时期，汽油匮乏，车辆都自带木炭应急，路况又极恶劣，路上常有翻车事故发生，沈从文乘坐的汽车却一路平安。
经过２０多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昆明。先期到达的汪和宗到车站将沈从文接到城里。
临时落脚处，是蔡锷发动反袁战争时在云南的旧居。这是一栋极平凡的小房子，斑驳陆离的瓷砖上，有“宣统二年造”字样。老式的一楼一梯，楼梯已霉朽不堪，走动时便轧轧作响，砖砌拱曲尺形长廊，因风雨剥蚀，早已倾斜。只有院子里两株合抱大的尤加利树枝劲叶茂，勃然有生气。对面是当年五省联帅唐赓萤公馆。那是一座美轮美色的建筑，以其花木亭园名贵一时。中日战争爆发不久，便成了美国驻昆明的领事馆。两座建筑隔路相对，形成奇异鲜明的对比。
站在院子里的尤加利树下，沈从文不由想起历史上默不言功的将军冯异。不求生前的虚荣，不计身后的寂寞，一切有益于民族、人类的事功，皆成于一种沉默的努力中。……自沈从文逃离北平后，夫人张兆和携带两个孩子，留在沦陷的北平，直到１９３８年初，母子三人同九妹岳萌，才途经香港，取道越南河内，沿滇缅线到达昆明。一家人长达一年多的离散奔波，相互间说不尽的思念、担心、痛苦，至此方告结束。
张兆和到达昆明后，沈从文随家眷住青云街六号，不久迁北门街蔡锷旧居，连同九妹岳萌、四妹张充和，与杨振声及其女儿杨蔚、儿子杨起，刘康甫父女、以及汪和宗，组成一个临时大家庭，外加金岳霖寄养的一只大公鸡杨振声俨然家长，吃饭时一大桌，杨面南而坐。刘左沈右，无人指定，却自然有序。我坐最下首，三姐在我左手边，汪和宗总管伙食饭帐。①这时，沈从文已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任副教授，第二年转北京上学（当时，西南联大所属各校上课不分开，编制分开）任教授，担任现代文学、习作课程。除教学和写作外，沈从文和杨振声一起，重新开始战前即已起首的教科书的编撰工作。这工作由杨振声领衔主管，却不常来；朱自清一周来一两次；沈从文、汪和宗、张充和则经常在青云街六号小楼上。沈从文任总编辑，分工选小说，朱自清选散文，张充和选、点散曲，兼作注解，汪和宗负责抄写。
不久，昆明就有日机空袭轰炸。每当空袭警报一响，大家携家带口，忙匆匆外出躲避空袭。人们都往城外跑，金岳霖却总要跑进城里，去抱他那只大公鸡。后来，由于日机轰炸频繁、躲不胜躲，沈从文一家搬到了昆明附近呈贡县的龙街，距城十余里的乡下。留住城里的九妹岳萌，在一次轰炸中城里起火时，忙着帮助别人救火抢东西，不料自己的全部值钱物品却被歹徒乘乱劫走。因受刺激太深，承受不住，神经有了毛病。不得已，由沈从文托人送往湘西沅陵，嫁给了乌宿地方一个乡下木匠。２０年后，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缺粮断炊而饿死。
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沈从文和许多热情爱国的学者、教授，成为大受学生欢迎的人物。同战前在北平一样，沈从文一边默默笔耕，一边热情关心、接近那些爱好文学的青年学生，冀望着为文学运动造就一批生力。后来，在文学上取得了出色成绩的汪曾祺、林蒲（美籍华人作家）等人，都是他在西南联大的学生。
记得由西南联大及其他大学爱好文艺的学生所组成的“高原文艺社”，有一次开会，请沈先生演讲。有人曾提到，英国人说，英国能不能保留印度，是次要问题，但英国绝不能没有莎士比亚。而中国呢？日本占领了中国大片土地，日本人错了，我们中国大后方，甚至沦陷区，始终有如沈从文先生一类明智人士，继续给我们指导。失土的收复，是迟早的事！话说得对，说出了人人心上的话了。在漫长的抗日时期，谁不愿拿着自己的血和肉，造成新的长城！主要是建立正确的路向。那时候，沈先生等接近年轻人，处处抗敌御侮，注射了新鲜的血液，教学之余，创办杂志刊物，评论时政得失。……结果，沈先生便受到了左的或右的打击。沈从文的路子是寂寞的！
他是默默地固执地走着他的寂寞的路子。至于接近年轻人，鼓励年轻人，除了为年轻人向国家社会讨回“公平”而不随意折磨之外，就以我个人为例吧，只要你愿意学习写作，无时无刻不可以和沈先生接近。我当时在国内发表的文章十之八九，都经沈先生润色过的，全篇发回来重写也是常有的事。①在沈从文离开沅陵去昆明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老舍被推选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沈从文到达昆明后不久，收到了老舍的一封来信，请他出任云南“文协”第一任主席。这时，沈从文正痛感文坛龙蛇不一，一些本身没有任何作品，却别有所图的人挤进“文协”来凑热闹，这个认死理的“乡下人”，眼前的现象与他要求于文学运动的“清洁”标准不符，现实总让他失望。世界上任一社会运动都不可能以纯粹的形式进行，合目的性与反目的性总是同并时存。因此，他在给老公的回信中问道：究竟是有了作品才是作家，还是进了“文协”就是作家？
对这样的问题，老舍自然无从作答，沈从文出任云南文协主席一事只好作罢。
然而，沈从文并没有置身于抗战文学运动之外，他始终关心着文坛的风云变化，并卷入了抗战时期两次影响极大的文举运动的论争。
１９３９年月，沈从文发表了题为《一般或特殊》的文章，针对一部分作家放弃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将其等同于一般的抗日宣传工作的现象提出批评。文章从社会技术进步导致社会分工的出现，知识学问趋向“专门化”、“特殊化”的历史规律入手，指出文学创作原是一门复杂的劳动，充满了试验，掌握文学性能很艰难，而现在不少人将文学看作一般的政治宣传品，这就导致人们常说的“抗战八股”的产生。因此，文学创作质量的提高，还得在一般的宣传小册子以外想办法。这些人好像很沉默，很冷静，远离了“宣传”空气，远离了“文化人”的身份，同时也远离了那种战争的浪漫情绪，或用一个平常人资格，从炮火下去实实在在讨生活，或作社会服务性质，到战区前方后方，学习人生。
或更担负一种雄心与大愿，向历史和科学追究分析这个民族的过去当前种种因果。这种人的行为，从表面上看来，却缺少对于战争的装点性，缺少英雄性，然而他们的工作却相同，真正贴近着战争。目的只有一个，对于中华民族的优劣，作更深的检讨，更亲切的体认，便于另一时用文学来说明它，保存它。他们不在当前的成功，因缘时会一变而为统治者或指导者，部长或参政员，只重在尽职，尽一个中国国民身当国家存亡忧患之际所能尽的义务。
在说及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时，文章指出：根据我个人看法，对于“文化人”知识一般化的种种努力，和战争的通俗宣传，觉得固然值得重视，不过社会真正的进步，也许还是一些在工作上具特殊性的专家，在态度上是无言者的作家，各尽所能来完成的。中华民族想要抬头做人，似乎先还得一些人肯埋头做事，这种沉默苦干的态度，在如今可说还是特殊的，希望它在未来是一般的。①
１９４２年，沈从文再写《文学运动的重造》②，进一步发挥了他的批评。文章回顾了战前出现的文学与商业和政治两方面结缘，结果随社会流行趣味盈虚消长的现象，指出这种现象在抗战爆发后有了进一步发展。一些“照例是无作品”和才具平庸、钻营有术的作家，到处附庸风雅，作一切热闹场面上的应酬点缀，导致“作品过度商品化”和“作家纯粹清客化”，文学与这些人的活动纠缠在一起，失去了原有的庄严性，与摆脱“流行趣味”，在创作中沉默努力的作家，如鲁迅、茅盾、丁玲、巴金、徐志摩、朱自清、丁西林、废名、李健吾、曹禺、施蛰存、芦焚、艾芜等人，形成鲜明对照。文章希望通过作家的共同努力，将文学从商界和官场解放出来，使文学作品的价值，从“普通宣传品”变成“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
沈从文在文章中，集中提出的是这样两个问题：一、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是满足于一般的抗战通俗宣传，还是深入把握抗战时期的民族精神现实，使其成为“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二、作家是满足于际会风云，以“文化人”身份猎取一官半职，还是甘耐寂寞，在沉默努力中为民族抗战切切实实尽自己义务？在这两个问题上，沈从文的取舍是明确的。
这两篇文章发表后，相继遭到来自左翼文学阵营的激烈批判。他的观点被概括为“反对作家从政论”，并与朱光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