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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好些教授住在中老胡同北大宿舍，我常常到中老胡同沈家小小的院宅中去。到沈家谈天、吃茶、吃饭的客人很多，有教授，有作家，更多的是年轻人、学生和一些别的人。虽然沈从文是个大忙人，写小说，在北大教课，款待来客，我去时他总找时间同我谈天。虽然他一口湘西土音我只能听懂一部分，我却很喜欢听他谈话。①
这一切，在沈从文的主观世界里，都是围绕着一个宏心大愿进行的。即为着复兴文学运动，“重造经典”，以改造民族的精神。为着这个目的，他将文学的社会功用放到极重要的地位，将其视为社会前进的杠杆：“文字犹如武器，必好好用它，方能见出它的力量。诚如康拉德所说，‘给我相当的字，正确的音，我可以移动世界，”。“凡希望重造一种新的经典，煽起人类对于进步的憧憬，增加求进步的勇气和热情，一定得承认这种经典的理想，是要用确当文字方能奏效的”。①——在他的全部活动中，都寄托了这一份书呆子的理想。
然而，沈从文的努力仍然结出了果实。他所主编的文学副刊，在平、津一带，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一如当年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沈从文十分注重青年作家的培养。单是诗歌创作方面，经常在这些文学副刊上发表作品的，就有穆旦、郑敏、陈敬容、袁可嘉、杜运燮、李瑛、柯原等人。在４０年代中国文坛上，穆旦、郑敏、陈敬容、袁可嘉、杜运燮等人形成的象征诗派，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李瑛、柯原等，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诗坛中坚。对这些文坛生力的出现与成长，沈从文感到由衷的喜悦。１９４７年，他著文评论说：
本刊由我发稿５０期中，载了不少新诗，各方面的作品都有，得到不少读者来信鼓励，也有一二读者来信责备我不懂诗，所以，净登载些和编者一样宜于入博物院的老腐败诗作！这些善意读者可想不到在刊物上露面的作者，最年轻的还只有十六、七岁！即对读者保有一崭新印象的两位作家，一个穆旦，年纪也还只２６岁，一个郑敏女士，还不到２５。作新诗论特有见地的袁可嘉，年纪且更轻。写穆旦及郑敏诗评文章极好的李瑛，还在大二读书，写书评文笔精美见解透辟的少若，现在大三读书。更有部分作者，年纪都在２０以内，作品和读者对面，并且是第一回！所以读者这种错误责备，对编者言反觉光荣。……这小刊物的明日理想，一定将依然是活泼青春的心和手，写出老腔老气的文章。①可是，这时的中国，一个青年作家的出现与成长，是背负了怎样一种社会重压！政治无民主，生活无出路，许多人都是在艰难的环境里挣扎。对他们遭遇的种种困难与不幸，沈从文都能感同身受，并尽自己所能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１９４７年９月，沈从文收到一位从未识面的青年诗人的来信，信中叙说了自己家中遭到的不幸。沈从文立即在报上登出一则“启事”：
有个未识面的青年作家，家中因丧事情形困难，我想作个“乞醯”之举，凡乐意从友谊上给这个有希望的青年作家解除一点困难，又有余力作这件事的，我可以为这位作家卖２０张条幅字，作为对于这种善意的答谢。这种字暂定最少为１０万元一张，我的办法是凡是要我字的，可以来信告我，我寄字时再告他如何直接寄款给那个穷作家。这个社会太不合理了，让我们各尽所能，打破惯例作点小事，尽尽人的义务，为国家留点生机吧。
你们若觉得我这个办法还合理，有人赞助，此后我还想为几个死去了的作家家属卖半年字。这些人的作品，可能是你们在作学生时代常常接触，影响到你们很大，他们的工作意义极有助于文学进步和社会重造，却死于工作辛勤或时代变乱中。我们值得从这个方式上表示对于人类的爱和文化知识的尊重。扩大我们的爱憎和尊重，注入于我们工作中，生活中，信仰中，社会明天就会不同得多！
沈从文启１９４７年９月这位未识面的青年作家，就是诗人柯原，时年１６，就读于河北高等工业学校，参加进步文学团体，经常在沈从文主编的《益世报》、《平明日报》的文学副刊上发表诗作。３０多年后，柯原回忆这段往事说：１９４７年秋，我的长期当小职员的父亲，因年老被裁失业，患了急性肺炎。当时医疗费十分昂贵，如今很普通的一小瓶盘尼西林（青霉素），当时就要１０几万法币，我家中只靠姐姐当小学教师的微薄工资，以及亲友的接济度日。父亲的治病及去世后办理丧事，使家中负了一笔债，母亲和姐姐都十分愁苦。这时，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沈老师写了一封信，打算预支些稿费，以偿还部分债务。沈老师对此十分关心，马上写了信来，提出为我义务卖字。接着，就在《益世报》文学周刊上登了启事，大意是：为一家庭遇到困难的青年作者义务卖字，愿购者可将要求写的规格、内容等，寄到沈从文处，由沈按要求书写后，通知购买者将价款寄到该青年家中。沈老是著名的作家，他的书法又是很受人喜爱的。在启事刊出后，就有不少人写信购买。当然，这些人大抵也不是什么阔佬，而是凭着同情心来援助一个青年诗人的。记得当时我收到的寄款就有２０多份，每收到一笔钱心中都是热乎乎的，有的人还写来了亲切的问候。这是在当时情况下，沈从文老师对一个无名诗人所能尽的最大限度的捐助了。由于这笔款，终于将家中的债务还清了。母亲得知此事后，一直在叨念和祝福这位没见过面的好心肠的教授。①
即便是困居云南期间，他也从未为自己卖过一张字幅。这大约也是在欲助乏术情形下，不得已打破惯例的。在沈从文的生活道路上，他自己也曾陷入困境，并得人之助。因此，他能推己及人，尽其所能慷慨助人，并始终信守着这一可贵的为人之道。为柯原卖字，只不过是许多同类事迹中的一例。这既与他的经历有关，也得之于他所具有的善良热情、慷慨好义的苗族血缘，同时又出自他对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与同情的渴求。
然而，这一件本身并无奇光异彩的普通人事，却作成了此后３０余年的一段人生传奇。１９４８年，柯原穿越国民党的封锁线，进入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入华北大学学习。１９４９年又随人民解放军南下，遂失去了与沈从文的通讯联系。在此后长达３０余年的漫长岁月里，因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一种无形的障碍梗阻在这新老两代作家之间。由于与沈从文曾有过的这段因缘，柯原还受到过政治上的牵连。直到１９８０年，柯原去北京出席“自卫还击作战征文”授奖大会时，才第一次与沈从文见面。
从４０年代末到７０年代末，长长的３０年啊，在同一块土地上，却形成了长长的生活的、感情的断层。直到８０年代，终于走到了断层的尽头……。①
沈从文传……徘徊于战争抽象与具象之间
徘徊于战争抽象与具象之间
１９４６年，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战争的飓风愈演愈烈。７月至８月，苏中战场上，连续发生了７次大规模战役；８月，美国特使马歇尔和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
１０月，国民党一面继续与共产党“和谈”，一面挥兵占领张家口。
在这种现实面前，沈从文感到十分痛苦。大规模的内战可能造成的空前民族灾难，增强着他的内心杞忧，一种强烈的反战情绪在他心里迅速生长。１１月，他在《大公报》上发表的长文《从现实学习》，①就是这种情绪的集中流露。这是一份沈从文从湘西进入都市２０余年来的自传纲要。在正文前面的小序里，沈从文写道：——近年来有人说我不懂“现实”，不懂现实，追求“抽象”，勇气虽然热烈，实无边际。在杨墨并进时代，不免近于无所归依，因之“落伍”。这个结论不错，平常而自然。极不幸即我所明白的“现实”，和从温室中培养长大的知识分子所明白的全不一样，和另一种出身小城市自以为是属于工农分子明白的也不一样，所以不免和其他方面脱节了。
在谈到抗战胜利后，国家陷入内战的形势时，他说：国家既若正被一群富有童心的伟大玩火情形中，大烧小烧都在人意料中。历史上玩火者的结果，虽常常是烧死他人时也同时焚毁了自己，可是目前，凡有武力武器的恐都不会那么用古鉴今。可是烧到后来，很可能什么都会变成一堆灰，剩下些寡妇孤儿，以及……但到那时，年轻的一代，要生存，要发展，总还会有一天觉得要另外寻出一条路的！这条路就必然是从“争夺”以外接受一种教育，用爱与合作来重新解释“政治”的含义。
文章认为，这种“争夺”与２０年前军阀政客间的“争夺”既相异又相同。与当前相比，军阀间的混战已为陈迹，近于一种“离奇神话”，但“历史上影响到人类那个贪得而无知的弱点”，“３０年来的现代政治，８年来的奴役统治”所培养的一切弱点，“却又像终无从消失”。
国家所遭遇的困难虽有多端，而追求现实、迷信现实、依赖现实所作的政治空气和倾向，却应该负较多责任，当前国家不祥的局势，亦即由此而形成，而延长，而扩大。谁都明白如此下去无以善后，却依然毫无真正转机可望，坐使国力作广泛消耗，作成民族自杀的悲剧。
因此，沈从文寄希望于“学术自由”，使青年一代能在“清新活泼自由独立空气中”去掉“依赖”的习惯，检讨现实，敢于怀疑与否定。“且批评凡用武力支持推销的一切抽象”。用“爱与合作”、“理性”和“知识”，“粘合”民族新的生机，“重造”民族未来的希望。
沈从文以悲悯的眼光，审视着这场战争。他超越这次战争的具体形骸，试图从民族、人类精神的发展上，提出对这场战争的价值估量。在这种抽象的层次上，这场战争在沈从文眼里，消失了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而裸现出民族与人类自身的悲剧性质。——战争是人类非理性的产物。在思考现代战争产生的根源时，他曾说：好斗与求生有密切关系。但好斗与愚蠢在情绪上好像又有种稀奇结合，换言之，就是古代斗的方式用于现代，常常不可免成为愚行，因此人固然产生了近代文明，然而近代文明也就大规模毁灭人的生命（战胜者同样毁灭），这成毁互见，可说是自然恶作剧事例之一。
好斗本能与愚行容易相混，大约是“工具”与“思想”发展不能同时并进。①他希望人类最终能以“理性”战胜“愚蠢”，使自身摆脱“自相残杀”的战争阴影。
你即或相信法国革命大流血，那种热闹的历史场面还会搬到中国来重演一次，也一定同时还明白排演这历史以前的酝酿，排演之时的环境了。使中国进步，使人类进步，必需这样排演吗？能够这样排演吗？你提历史，历史上一切民族的进步，皆得取大流血方式排演吗？阳燧取火自然是一件事实，然而人类到今日，取火的简便方法多得很了。人类光明从另外一个方式上就得不到吗？人类光明不是从理性更容易得到吗？②然而，在具象的层次上，沈从文又看到了依仗强力发动战争一方与不能不承担重负一方的是非区别。在长达八年的中日战争中，他充分意识到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战争的正义性和神圣性。无论战事如何酷烈，牺牲怎样惨重，都无从顾惜。因为这是争民族生存必须付出的代价。
不要因为一些在你眼前的人小小牺牲，就把胆气弄小了。去掉旧的，换上新的，要杀死许多人，饿死许多人，这个数目应当很大很大！综合成一篇血写成吓人的账目，才会稍有头绪！③在国民党首先发动的这场内战中，他也看到了国民党依仗美国援助，使用美式装备屠杀中国人的事实真象。他在１９４６年８月写的《北平的印象和感想》一文中，就叙述过重返北平后在街头所见到的“另外一种事实——用来屠杀中国人的美国坦克”。①但他终于无从摆脱战争可能毁灭民族生机这一可怕前景带来的内心痛苦，不能不陷入无从解释的精神困扰。
这种超越战争双方的立场和价值估量，又与他对“现代政治”的不信任紧密相关。他将自辛亥革命以后３０余年间的政治归结为“权力争夺”，一种“简化人头脑的催眠”。源于“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