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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亢奋与恐慌，期冀与幻灭，坚定与惶惑，一切人类情绪的两极，在北平城内作成一种稀有的交织。一方面，傅作义部正与解放军方面接洽，准备接受和平改编，另一方面，国民党党、政、特系统正纷纷逃离北平，并试图动员一些著名的作家、教授、学者飞往台湾。于是，在争取知识界知名人士方面，中共北平地下党与国民党北平当局之间的较量，也同时拉开了序幕。
中老胡同北京大学宿舍，表面上一如既往，然而在暗中，以一些著名教授为对象，围绕着去留问题，两方面的劝说工作正在积极进行，这些教授的寓所里，各种客人来往不断。这种情形也在沈从文家里发生。先是北京大学当局有关人士登门造访，劝说沈从文离开北平去台湾，并送来了直飞台湾的飞机票。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乐黛云、左翼进步学生李瑛、王一平等人也先后来到沈家，希望他不要去台湾，留下来迎接解放，为新时代的文化教育事业出力。其实，在沈从文自己，早就拿定了主意：不去台湾！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去台湾的打算。国民党统治的覆灭，早就是他预料中的事。他过去不曾依附过国民党政权，即便在抗战时期，湖南省选他为参议员，他也只是一笑置之。如今自然更不会对它心存任何幻想。
然而此时，正有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发生。就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大学一部分进步学生，发起了对沈从文的激烈批判。一幅幅大标语从教学楼上挂了下来，上面赫然触目地写着：“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沈从文心里起了疑惧，感到一种不平。随着１９４９年２月底，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和新的政权的建立，这种疑惧与不平逐渐变得强烈起来。
他想起一年来见于报刊的对自己不断升级的批判。“清客文丐！”
“地主阶级的弄臣！”
“他一直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严厉责备的声音，连续不断地在沈从文耳边轰鸣。
他无法接受这些判决。自己不是反动派！反省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似乎找不到支持这些判决的事实根据。沈从文自有他的理由。正是出于对滥用权力、残害无辜，使人民活得糊涂而悲惨的大小统治者的厌憎，他才走出湘西，寻求生命独立的意义与价值。为了改造现实，重造现实，他手中的一支笔，没有停止过对军阀政治及嗣后依靠杀人建立起来的国民党政权的批判，并为此担当过风险。２０多年来，一些身为共产党人的朋友，从来没有视他为异己。虽然基于对一切政治的不信任，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有过怀疑，但从来不曾与之为敌。即便在目前仍未结束的内战问题上，出于对民族和人类长远发展的思考，虽在抽象的层次上对这场战争作过笼统的否定，却从未将战争的责任归于共产党。相反，在具象的层次，他所追究的，恰恰是“倚仗外来武力”、“屠杀中国人”的国民党政权的责任。他有过对现代政党或集团政治“特殊包庇性”的认识，也有过对“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的担心，然而，即便这一切全属杞人忧天，到底只是一种思想认识。而且，这种担心恰恰是需要新政权以自身的实践加以澄清的。这自然需要时间，需要一个过程。何况，这种担忧决不为沈从文所独有，而是当时为数不少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现实。
沈从文自信自己从来不曾与人民为敌。可是，自信无从代替人信。其时，一些与沈从文具有相同思想倾向的人，正以民主党派人士的身份参与国家大事，而沈从文却被视为“反动派”；７月，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与会的代表名单上，沈从文也榜上无名。
这似乎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历史现象。对沈从文这样一个作家，做出恰如其份的政治判断，需要多少精微细致的研究分析！然而，一个新政权建立伊始，国事千头万绪，多少重大的问题急待处理，个人的生命哀乐与之相比，自然算不得什么。而且，社会的除旧布新，常常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进行，只能是一种粗线条的勾勒。一些具体问题的精辨细查，只能留待大局已成定势之后。历史便是在这种情形下，实施它的“四舍五入”法，一些历史的误解也就常常因此发生。
沈从文却解不开这个结，他也缺少解结的必要前提。他并不在意个人的名利得失，但他从中感到一种巨大的政治压力。追究这是为什么时，一个可怕的念头闯进他的大脑：这些不断升级的批判和人事处理，是不是出于上面的示意？是不是即将对自己作出极端政治处理的信号？一念及此，沈从文深心里生长起恐怖的阴影，而且无从驱散了。这也难怪。出于对这个新政权早已在另一片土地上铸形的政治管理形态的隔膜，沈从文自然无法理解舆论的批判与实际政治处理之间，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他忧心忡忡，神色不宁。
这种情态使他在亲友间也陷入孤立。他不理解新生政权对他的态度，家人与朋友也不理解他的这种不理解。一个旧的政权的结束，一个新政权的诞生，这一重大历史事变带给张兆和与两个孩子的，是一种新时代预期的欢欣。在这个家庭里，沈从文与妻、子的一喜一忧，两种情绪形成鲜明的对比。依照过去的习惯，张兆和知道他又陷入了一种内心里自我恐吓之中。但这次的自我恐吓不像来自抽象的人生思辨。但究竟是为了什么？张兆和感到了困惑。对这个共同生活了１５年的“乡下人”，她第一次觉得有点束手无策了。这颗生命的星体的运行轨道正处于严重的无序状态，她想将他拉入常轨，却不知从何着手。问他为什么老是这种样子，他不作声；想方设法让他高兴，也不见效果。张兆和有了一种沉重的负累感。她求助于多年来与沈从文具有挚友兼师长情谊的杨振声，杨振声对此也百思不得其解。在几次劝解仍然无效后，杨振声也感到力不从心，只得对张兆和说：“你们别管他，随他去！”
有些替张兆和着想的朋友，竟这样劝她：“看他这样子，丢开他算了！”
在这种内外交攻之中，沈从文完全退缩到自己的内心，感到刻骨铭心的孤独，他在一种悬想的情景中起着大恐怖。——２０多年来，自己在旁人不易想象的情形中，追究“文学运动”的意义，学习运用手中一支笔，实证生命的价值，这条路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个体生命的独立与自由也即将失去意义。原先那个对生命有理性有计划的自己，正在被那个宿命论的自己战胜。——沈从文有了从来没有过的软弱。“楚人的血液正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
“理想与事实对面，神经张力逾限，稳定不住自己，当然会发疯，会自杀！”
几年前留在纸上的这些墨迹，此时已变成一种谶语，一个正逼近沈从文眼前的命运的预言。
他开始足不出户，整天关在房屋里胡思乱想。偶尔拿起身边的旧作，重温自己生命走过的足迹时，故乡的山水便影影绰绰地扑到他的眼前。他沉缅于那个与自己最初的生命相连结的世界，从中获取一缕春温。然而，这种沉缅既不能持久，往事的慰藉转增痛楚。他拿起笔来，在一些旧作的篇后空白处写道：
当时我熟悉的本是这些事，一入学校，即失方向，从另一方式发展。越走越离本，终于迷途，陷入泥淖。待返本，只能是彼岸遥遥灯火，船已慢慢下沉了。无所停靠，在行途中逐渐下沉了。
灯熄了，罡风正吹着，出自本身内部的旋风也吹着，于是熄了，一切如自然亦如夙命。①生命内部起了强猛的旋风，出自生命深处的忧患与恐惧正在加重。灵魂陷入茫茫迷雾之中，前不见灯塔，后不见陆岸，理智开始迷乱，神经在高度紧张与自恐自吓下，承受不了这没完没了的强大张力，终于呈现出病态特征。迷乱中，他仿佛听见远处有人在向他呼喊：转来吧，你这个乡下人！你逃脱不了命运的安排，湘西才是许最后的归宿！“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他不断地念叨着，语调里透着悲哀。
回答他的，只有张兆和莫可奈何的叹息。
他感到极度烦躁。这天，他走进卧室，将们从里面锁起，他不愿再见任何人。突然，他瞥见窗前有人影晃过：“有人在监视我！”及至赶到窗前看时，却又人影全无。但他疑心反而加重，仿佛四面暗中都有窥伺的眼睛。全身的血在身体内飞窜奔突，似乎急欲冲破自身的规范。仿佛有一股强力要将他推出生命的躯壳之外，他感到无从自控的难受。
这种痛苦越来越变得不能忍受。他游目四瞩，急欲找到一种解脱痛苦的办法。突然，他看见了放在书桌上的一把小刀，那薄薄的锋刃正起着一种诱惑，沈从文对它有了一种亲近感，起了一种需要。
他情不自禁地拿起了那把小刀……。
这时，在沈家作客的张中和——张兆和的一个堂弟，正从沈从文所在的房间外走过。他听见房内传出一阵轻微呻吟的声音，心里起了疑问，感到有些紧张，赶紧上前推门。
门丝纹不动。张中和急了，返身用力将窗玻璃砸碎，随后从窗口跳入房间。
眼前的情景使张中和吃了一惊。沈从文已用小刀将血管划破，头上手上一片鲜血模糊，正处于半昏迷状态。张中和失声叫了起来。
沈从文被迅速送进了医院……从昏迷中醒来，沈从文以为自己置身于牢房，一见张兆和到来，他便急忙说：“我不在这里，我要回家。——他们要迫害我！”
见此情景，一缕莫可言喻的悲哀涌上张兆和心头。她黯然神伤，眼泪禁不住滚落了下来。”
沈从文传……生命的复苏
生命的复苏
沈从文终于度过了这场危机。
药物的治疗，愈合了肉体与神经两方面的损伤。悬想中降临到自己头上的灾难，在事实上也没有发生。随着神经正常功能的恢复，各种恐怖的阴影和幻象逐渐消失，生命渐次复归稳定。
病愈出院后，沈从文的工作编制仍留在北京大学，人已被安排到中央革命大学学习。
中央革命大学是北京解放后建立的一所培训各级各类干部的政治文化学校，地址在北京西郊，学员多达七千。沈从文所属，为中央革命大学研究班，成员多是高级知识分子中的民主人士。创办研究班的目的，是通过学习，帮助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适应社会和时代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在政治上向新生政权认同回归。
按规定，学员必须在学校住宿。因此，沈从文每周星期一上学，星期六回家，前后凡１０个月。
在这期间，听政治报告，学习各种政治文件，讨论，座谈，对照自己过去的思想认识，检查、反省、再认识，是学员们每天的课目。这些学习，将沈从文带进一个过去因隔膜而陌生的世界。恰如当年从湘西走入都市，两个世界构成的强烈反差，使精神不易取得平衡。他业已感到，自己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已经为变化了的社会观念和社会人事所不需要，而对新的观念和现实的接受认同，只能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课题。在这种学习竞争中，同那些成份不同、年龄不同的学员相比，落伍似乎是注定了的。其时，正有一个近身的例子。一个从小在家乡看牛拾粪的青年农民，小学未毕业便去作了一年银匠，后来辗转来到北京，得沈从文收留，在家里做做饭，并由沈从文帮助读点书。解放后，他进了中央革命大学第一班。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北乡村作基层工作，成长为一个新农民的典型——学习文化充满热情，用新的社会观点分析人事得心应手，远非在城市中长大、在学校读书的大学青年所能及。
面对新观念、新人事的茫然若失，大病初愈后人所共有的那种不可解的悲悯心境，加上长期形成的内向性格，综合成沈从文的忧郁。学习之余，学员们由苏联人乌兰诺娃牵头，经常举办舞会，活跃文娱生活。沈从文照例不参加——这个“乡下人”。进入都市将近３０年，除了对音乐具有一种出于天性的爱好，对一切场面人际间的交际应酬全没有学会。于是，便有人说沈从文“不高兴”。
“我有什么不高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