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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看，这像什么？怎么能这样浪费生命？你已经３０岁了。没有技巧，看不到工作的庄严！准备就这样下去？……好，我走了……”①有一年，黄永玉去一个林区考察写生，他将在森林里的生活和见闻写信告诉沈从文。收到来信，沈从文写了一封长信作复。在信中，沈从文谈了三点自己的经验：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着自己的工作不放。②
沈从文传……斩不断的情丝
斩不断的情丝
虽然在外部行为上，沈从文紧紧拥抱着自己所选择的新的工作不放，割断了与自己曾为之献身的文学创作的联系，一如当年选择文学创作，于沉默努力中求得进展。然而在他的心之一隅，仍保留着被主体抑制却并未断情的对文学创作的眷念。那是他的初恋，是他的结发之妻。它曾伴随他走过几十年艰难而漫长的人生之路，一旦割舍，说是放下了，倒恰恰像是不能放下的一种证言。当巴金、郑振铎、蹇先艾、端木蕻良、张天翼、李乔、何家槐等仍坚守文学本业的朋友、熟人相继来看望他时，心里无从抑制的那份伤感，也许正是这种眷念之情的下意识的流露？
这期间，在国务院工作的一位熟人曾写信给他，表示愿意为沈从文重返文坛做一些必要工作。
我从旁边观察，他为这封回信几乎考虑了三四年，事后恐怕始终没有写成。凡事他总是想得太过朴素，以致许多年的话不知从何说起。①针。一时间，文艺界开始活跃起来，出版界也出现了重新出版“五四”以来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的热潮。
一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选编的计２９万余字的《沈从文小说选集》的书稿，送到了沈从文手中。面对这部书稿，想起几年前开明书店的来信中所说作品已过时，代为焚毁的话，沈从文百感交集。
在为这本选集所写的《题记》中，沈从文回顾了自己文学创作的行程之后，不无伤感地写道：当更大的社会变动来临，全国人民解放时，我这个和现社会要求脱节了的工作，自然难以为继，于是终于停顿下来了。一搁就是八年。由于工作岗位的改变，终日长年在万千种丝绸、陶瓷、漆、玉、工艺美术图案中转，新的业务学习，居多属于物质文化史问题，和对人民生产服务的需要，越深入越感觉知识不足。在这种情形下，我过去写的东西，在读者友好间还未忘记以前，我自己却几乎快要完全忘掉了。
……记得２４年前，上海良友公司印行我习作选集时，在那本书题记中，曾向读者深致歉意，觉得费去万千读者的宝贵时间，心中极不安。希望在另外一时，还能够写出点较新较好的东西。现在过去了２０多年，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①。
然而，一种重新提笔创作的激情，同时在沈从文胸中滚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已显示出对文学艺术不同风格和形式的社会需求的确认。自己也许还没有完全过时？沈从文有点动了心。
希望过些日子，还能够重新拿起手中的笔，和大家一道来讴歌人民在觉醒中，在胜利中，为建设祖国、建设家乡、保卫世界和平所贡献的努力，和表现的坚固信心及充沛热情。我的生命和我手中的笔，也必然会因此重新回复活泼而年轻！②可是，接踵而来的发动党内外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大鸣大放、反击右派进攻……，一场极不寻常的政治风雨，送过了１９５７年的春夏秋冬，同时也熄灭了沈从文重新执笔创作的热情。——他那本解放后直到７０年代末所出版的唯一的一本选集，如果再迟一、两个月，使不能出版。
对此，沈从文心里已经没有了什么不平。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自己所从事的文物研究工作，正急待深入开展。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安定，正为此提供必不可少的条件。他从工作中，获得了心灵的稳定与平衡。
１９５７年夏天，当社会上大鸣大放正进行得十分热烈的时候，沈从文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来人是专程从上海来京的一位青年学生。见面后，他对沈从文说，上海《文汇报》正等着要消息。你是著名的老作家，解放后对你的待遇太不公平，你对共产党有什么意见，尽管说！我一定代你写出，在报上为你鸣不平。
沈从文心想：我有什么不平？不再从事文学创作，那是我自己的决定，不是谁不准我写，也不是谁规定我只能写什么，而是自己心里有个限制。
来人拿出一张介绍信，递给沈从文。沈从文接过一看，见介绍信上写着张恨水、小翠花和自己三个人的名字。
沈从文有了点疑心：自己与另外两位有什么相干？为什么将我的名字和他们的放在一起？是一种疏忽还是有意为之？他对来人说：“你们恐怕弄错了人。”
“不错，不错。”
“我和介绍信上另外两位都不相熟。”
“那是随便填上去的。”
沈从文默默无语。过了一会，他对来人说：“近年来我正在做丝绸研究工作，只担心工作进度慢，怕配不上社会的要求。如果有什么不平要写文章，我自己会写，也有刊物刊载，不必别人代劳，请不要记什么吧。”
来人随身带了照相机，原准备给沈从文拍照的。见沈从文如此一说，照相机也不便再打开。坐了一会，便告辞而去。
望着来人离去的背影，沈从文心想：这个青年人太过热情，以为我多年不弄创作，就一定受了委屈，一定有许多意见憋在吐子里待放，却料不到我目下搞的研究，过去是不可能有人搞的，因为简直无从下手，只有现在才有可能来从事这项工作。……他因失望而去，说不定还会说我“落后不中用”！——沈从文不免露出一丝苦笑。
１９５８年，文艺界庆祝反右斗争胜利，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西长安街邮局对面的一个饭馆里，设宴招待文艺界人士。全国文联、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作家协会、文化部共３０余人参加，沈从文也在被邀请者之列。席间，周扬当众宣布：老舍同志工作很忙，准备请他多管一点全国文联的工作，北京文联主席的工作，我们想请沈从文同志担任。沈从文一听急了。他立即站起来说：“这不行。我还是做我的文物研究工作。我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人……。”此事便就此搁浅。
倏忽间到了１９６１年。“浮夸风”和左倾教条主义，接连而来的严重自然灾害，中苏关系的恶化……天灾与人祸的交相袭击，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左”因其自身的罪孽遭到报应。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度过这一困难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文化学术界又被旧事重提。沈从文重新拿笔创作的热情又一次被点燃了。
１９６１年年底，在王震的安排下，沈从文一行九人从北京出发，去江西井冈山地区参观访问，一边体验生活，一边进行写作。
与沈从文同行的，有东北的蔡天心，北京的阮章竞，四川的戈壁舟、安琪，广东的周纲鸣和新华社的华山等。１２月１５日，汽车沿盘山公路飞旋而上，过毛坪，过当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抗击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黄洋界，抵达高达８００余米的茨坪。
其时，恰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山区建设四周年纪念日。沈从文等人的到来，受到了热烈欢迎，并立即被邀请出席２７日召开的纪念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全国各地来井冈山落户的知识青年代表５００余人，在这高远偏僻山区，自然是一次盛大的集会。在大会上，出于对年长者的尊重，沈从文被与会代表一致推选为大会主席，这对沈从文，真是有生以来破题儿第一遭。人们的热情很使沈从文感动，除了给大会致辞，他还即席朗诵了一首诗歌。
大会结束后，沈从文由井冈山歌舞团一群青年陪同，返回招待所。
天空飞起了鹅毛大雪，茨坪四周远近已经一片白茫茫。这个当年不到２０户人家的山村，如今已有３０多座楼房在群山中落成。新建的七层大厦，依山据胜，从远处望去，在云雾中青碧明灭，变幻不测，近接群峰，如相互揖让。沈从文怀了一丝希翼。他愿意了解眼前这个变化的事实，并在这新旧交替中追觅旧迹……。
沈从文一行七人被安排住在一间宽约２８步的大房间里。茨坪处高寒山区，又值冬天，便在房子中央放置了一个火盆。由于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山上生活十分艰苦，当时有所谓罗马尼亚“长生不老药”维生素Ｈ３，还要专程从山下用奶瓶装好送上山来。
本来，上山时各人都有自己的写作计划，现实的生活条件和环境，使得大家鼓不起创作的劲头。似乎各自心照不宣，无人开口提及创作一类的话题。于是，除井冈山管理局安排组织的参观外，成天只有打扑克、跳舞一类事可作。沈从文既不会跳舞，又不会打牌，并且还无书可看。他只能在一旁看热闹。
见沈从文无事可作，华山便对他说：“沈先生，你既不跳舞，又不打牌，那就写诗吧。”“好。”
“那就一言为定。”华山伸出手来。
沈从文也伸出手来，于是击掌为定。
终于找来一支毛笔，房内没有墨砚。沈从文找来一只破碗底，将其倒覆在桌上，将墨水倾入碗底，开始以五言古体作诗。——１９１９年，在芷江时，他曾用刚学会的旧诗体为那个白脸女孩子写情诗。９２２年到北京后，便没有再用旧体写诗，从那时至今，已有了４０年。
从这天起，在参观访问期间，每到一个地方，沈从文便践约作诗一首。
但这并非沈从文这次井冈山之行的预定目的。他是带着自己的创作计划而来的。按预定计划，他将要完成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其内容是一个共产党人在二三十年代的人生传奇。小说准备以张兆和的堂兄张鼎和即张璋及其事迹为创作原型，表现一个旧家弟子如何背叛家庭，走上反抗黑暗社会的道路，同时记录二三十年代动乱的中国社会面貌和各种不同人物的人生足迹。
为此，他需要置身于一种相应的生活氛围，从那些似变而未变的人生形态里，获取必要的艺术素材。然而，上山后的十多天里，一阵热闹兴奋过后，预期得到的全没有得到。世变时移，人生的旧迹似乎已难寻觅。茨坪虽然已成井冈山中心，有博物馆、招待所、文化礼堂、百货大楼、医院、敬老院等生活文化设施和相应机关单位结构而成的文化社区。人员既来自全国各地，居民成分与社会人事已全面刷新，人生已是一种新的合成形态。旧有的乡村文化与人生形态似乎已荡然无存。井冈山不再住有能唤起沈从艾对已逝岁月回忆同感受的旧军人、铁匠及各种行业的平民。井冈山属罗霄山脉，本为道家洞天福地之一，传说中卫叔卿乘白鹿驾云车事，向本地人问及时，已经茫然无所知。
而且，这种体验生活的方式也根本不能贴近人生。人们对上面下来的作家，接待虽然充满尊敬与热情，却同时也造成一道壁障，与实在人生相去一间。无论与何人交谈，听到的都灵通同共有的语言。究竟是社会人生所有方面都已经同步化，还是人们的心之一隅不愿意向陌生人敞开？——在那些普通人眼里，沈从文已不是当年的身小师爷，一个浪迹各地的士兵，一个无望无助的文学青年，而是一个“上面”下来的人，一个十足的“城里人”了。
沈从文想起五年前的一件往事。１９５７年春，他随政协代表团去湘西考察。路过沪溪县的张八寨时，他特意从一个小渡口过渡。这是一个老式渡口。一只老式渡船，一条竹缆横贯河面上空，由一个梳着双辫的小姑娘攀援缆绳，来回送人过渡。东边一列长长青苍崖壁，西边一大片石滩，石滩尽头一簇簇落叶老树，依然保留着几十年前旧有的风貌。可是不远处，新修的大渡口处，却终日不断地吼着叫着各式客货车，等候开上方舟过渡。客车上正坐着来自生国各地的新闻记者、电影摄影师、医生、美术、音乐、舞蹈、文物调查工作者……，洗尽了过去对湘西“匪区”的印象，充满了热情与兴趣。正准备向湘西各县走去。与老式渡口相映照，景物也就既熟悉又陌生。至于湘西本地的乡村人事，变化就更加不易把握。记得解放前不久，就在这个地方，有一辆中型专用客车等候过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