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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我作为介绍美国公立学校制度的体系及其精神的教育开拓者，受到日本的招聘。离开首都，来到越前国的福井，看到了眼前正在实行的纯粹的封建制度，的确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在这个地方，我看到的武士道，并非作为异国的事物，而是在其原产地看到的。茶道、柔道、切腹、在草席上俯伏和在街道上鞠躬行礼、佩刀和交往的礼法、一切恬静的致意和极其郑重的谈话方式、技艺动作的规矩以及为了保护妻子、仆婢、小儿的侠义行为等等，使我了解了武士道在这个城市和藩国中，形成了所有上流阶层日常生活中普遍的信条和实践。它作为一所思想和生活的活生生的学校，使少年男女受到了训练。我亲眼看到新渡户博士作为世袭事物接受下来，深深印入其脑海，并以其所把握、洞察以及广阔的视野，优雅而强劲的文笔表达出来的东西。日本的封建制度已在其最有力的解说者和最坚信的辩护者的“视野之外消逝了。”对他说来，这是飘逝的芬香，而对于我则是“闪闪发光的树和花”。
唯其如此，我可以作证，作为一个曾在武士道的母体——封建制度下生活过来，而且在它死亡的时候曾在现场的新渡户博士的记述，本质上是真实的，并且博士的分析和概括是忠实的。博士挥动他那流畅的笔，把长达千年的日本文学中辉煌灿烂地反映出来的画一般的色彩再现了出来。武士道是经过一千年的演变而成长起来的。而本书的作者则巧妙地记述了点缀在其同胞中几百万高尚人们所经历的道路上的精华。
有关批判的研究只是加强了我自己对日本国民身上武士道的力量和价值的感受。要想了解20世纪的日本人，必须知道它在过去的土壤中扎下的根。现在，不但外国人，就连现代日本人也看不见它了，但是，善于思索的研究者会在过去的时代所蓄积的精神之中看到今日的结果。日本从远古的阳光创造的地层中，发掘出它今日致力于战争与和平的动力。一切精神上的感受，都还在武士道所涵养的人们中坚强地活着。它的结晶体在杯子中溶化了，但其甘美的香气依然悦人心曲。用一句
话来概括，武士道正是它的解释者本身遵从信仰上帝者所宣称的最高法则所说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给出许多子粒来。”①
① 《圣经·新约》约翰福音12章24句
新渡户博士是否把武士道理想化了呢？其实我们倒要问，他怎能不把它理想化呢？博士自称是“被告”。在所有的教义、信条、体系上，随着理想的发展，例证会改变。经过逐渐的积累，慢慢达到和谐。这就是规律。武士道决没有到达它最后的顶点。它仍然是生机勃勃的。而当它最终死亡时，是死在美与力之中。当日本正处于“走向世界”（这是我们对佩里和哈里斯以来各种急剧的影响和事件所加上的称呼）与封建制度发生冲突的时候，武士道决不是一具涂上了防腐剂的木乃伊，它还有着活生生的魂灵。那是实实在在的人类活力的精神。此时，小国从大国那里受到祝福。日本遵循日本自己的高贵的先例，在不放弃本国的历史和文明中最美好的东西的同时，采纳了世界所提供的最美好的东西，并将它同化了。这样，日本赐福于亚洲和人类的机会是无与伦比的，而日本出色地抓住了这个机会——“随着范围的扩大，而日益增强了”。今天，不仅我们的庭园、艺术、家庭等，“即便是一时性的娱乐也好，抑或永久性的胜利也好”，都凭来自日本的花卉、绘画以及其他美丽的事物而丰富起来，并且在自然科学、公共卫生、和平与战争的教训方面，日本双手满捧着赠品来访问我们。
本书著者的论述，不光是作为被告的辩护人，而且作为预言者，以及作为掌握了大量的新、旧事物的贤明的家长，拥有教育我们的力量。在日本，再没有任何人比作者更善于把固有的武士道的教训及其实践同生活与活动、劳动与工作、手艺与脑力劳动、土壤的耕作与灵魂的教养相调和而结合起来的人了。作为大日本的过去的显现者的新渡户博士，就是新日本的真正的建设者。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以及在京都，博士既是学者同时又是实践者，既精通最新的科学又精通最古的学术。
记述武士道的这本小书，不仅是对盎格鲁·撒克逊国民的重要的信息，而且它对本世纪的最大问题，即解决东方与西方的和谐与一致的问题，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古代曾有过许多文明，但在未来的更加美好的世界里，文明可能是一个。所谓东方（Orient）和西方（Occident）这个词，正在和相互之间的非理智和侮辱的所有积澱一起成为过去。作为亚洲的智慧和集体主义同欧美的精力和个人主义之间的强有力的中间人，日本正以不屈不挠的毅力在工作着。
博古通今、具有世界文学素养的新渡户博士，在这一点上充分显示出他是人得其位，位得其人。博士是真正的执行人和调和人。长期以来忠实于主的博士，无需为自己的态度作辩解，也并没有作辩解。懂得人类的历史是由圣灵指引的途径以及作为人类之友的至高无上者指引的学者，他不得不对一切宗教的创始者及其基本经典的教义同民族的、合理的、教会的添加物之间加以区别，难道不是吗？著者在其序言中所暗示的、各国国民拥有各自的《旧约》教义，基督的教义并不是为了将它们破坏掉，而是为了把它完善起来。在日本，基督教将解脱它的外国的形式和装潢，不再是一种舶来品，而在武士道发展起来的那块土壤中，深深扎下根子。解开捆绑的绳索，脱去外国的制服，基督教会将同大气一样化为这个国家的国风。
威廉·伊利奥特·格里菲斯
1905年5月于伊萨卡
第一章 作为道德体系的武士道
武士道，如同它的象征樱花一样，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它并不是保存在我国历史的植物标本集里面的已干枯了古代美德的标本。它现在仍然是我们中间的力量与美的活生生的对象。它虽然没有采取任何能够用于触摸着的形态，但它却使道德的氛围发出芬芳，使我们自觉到今天仍然处于它的强有力的支配之下。诞生并抚育它的社会形态业已消失很久，但正如那些往昔存在而现在已经消失的遥远的星辰仍然在我们头上放射其光芒一样，作为封建制度之子的武士道的光辉，在其生母的制度业已死亡之后却还活着，现在还在照耀着我们的道德之路。在欧洲，当与它相伯仲的骑士道死亡而无人顾及之时，有一位伯克在它的棺木旁发表了众所周知的感人的颂辞，我现在能以这位伯克①的国语＇英语＇来阐述对这个问题的考察，衷心感到愉快。
① 伯克（1729…1797），英国政治家。——译者
由于可悲地缺乏有关远东的知识，以至博学如乔治·米勒博士这样的学者，竟毫不踌躇地断言，骑士道或类似它的制度，无论在古代的各国国民或现代的东方人中，都未曾存在过。②不过，这种无知是完全可以原谅的。因为这位善良博士的著作的第三版，正是在佩里舰队司令叩打日本锁国主义大门的同一年发行的。其后经过十余年，正当我国的封建制度处于奄奄一息的弥留之际，卡尔·马克思在其所著《资本论》中所说，关于研究封建制的社会的、政治的各种制度方面的特殊的方便，便是当时唯独在日本还可以看到的封建制的活的形态，唤起了读者注意。我也同样地愿对西方的历史和伦理研究者指出，可以从现代的日本来研究武士道。
② 米勒：《历史哲学》（1853年第3版），第2卷，第2页。——作者
对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制及骑士道的历史进行比较探讨，是件饶有兴味的事，但详细地深入研究这方面并非本书的目的。我的尝试毋宁是要阐明：第一、我国武士道的起源及渊源；第二、它的特性及训条；第三、它对民众的影响；第四、它的影响的持续性和永久性。在这几点中，对第一点仅限于作一些简单而粗略的阐述，否则我就将把读者引入我国历史的迂回曲折的小巷里去了。对第二点将作略为详细的探讨。因为它会使国际伦理学和比较性格学的研究者们对于我国国民的思想及其行动的方法，感到兴趣。其余各点将作为余论来处理。
我粗略地译作chivalry①的这个日本词，在原义上要比骑士道含蓄得多。武士道在字义上意味着武士在其职业上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之道。用一句话来说，即“武士的训条”，也就是随着武士阶层的身分而来的义务。既然明瞭了它的词义，以后便请允许我使用这个词的原词。使用原词，从其他的理由来说也很方便。这样截然不同的、产生出特殊的思考方法和性格型式，而且是地域性的训条，应当在其外表上带有其特异的徽记，因此，若干个极为明显地表现了民族特性的词，具有其国民的语言特征，即便是最干练的翻译家也很难以把它的真意表达出来，有时甚至很难保证不会积极地加上不妥当、不正确的含义。有谁能够通过翻译完美地表达出德语的“Gemüth”的意思？英语的“gentleman”和法语的“gentilhomme”，在语言上是极其接近的，但是有谁能不感到这两个词所具有的差异呢？
① 即骑士道。——译者
武士道，如上所说，乃是要求武士遵守的，或指示其遵守的道德原则的规章。它并不是成文法典。充其量它只是一些口传的、或通过若干著名的武士或学者之笔留传下来的格言。毋宁说，它大多是一部不说、不写的法典，是一部铭刻在内心深处的律法。唯其不言不文，通过实际行动，才能看到更加强有力的功效。它既不是某一个人的头脑（不论其如何多才多艺）创造出来的，更不是基于某一个人物的生平（不论其如何显赫有名）的产物，而是经过数十年、数百年的武士生活的有机发展。武士道在道德史上所占有的地位，恐怕和英国宪法在政治史上所占有的地位一样。然而，武士道没有能同大宪章（Magna Carta）或者人身保障法（Habeas Corpus Act）相比较的东西。17世纪初，的确制定过武家诸法度，但是武家＇诸＇法令十三条，大都是关于婚姻、城堡、党徒等的规定，只不过稍稍涉及到训导的规则而已。因此，我们不能指出一个明确的时间和地点来说“这里是其源泉”。不过，由于它是在封建时代而臻于自觉的，所以在时间方面，可以认为它的起源是与封建制一样的。不过，封建制本身是由许多线条交织而成的，所以武士道也承袭了错综复杂的性质。据说英国的封建制的政治诸制度发源于诺曼人征服时代，在日本也可以说，它兴起于12世纪末，和源赖朝①称霸是同一个时代。然而，正如在英国，封建制的社会诸要素可上溯到远在征服者威廉以②前的时代一样，在日本，封建制的萌芽也远在上述时代以前就存在了。
① 公元12世纪时，在日本，源赖朝打败木曾义仲和平氏，掌握中央政权，建立了镰仓幕府。——译者
② William I the Conqueror of England（约1028…1087）。——译者
也正如在欧洲一样，在日本，当封建制正式开始时，专职的武士阶层便自然而然地得势了。他们被称为“侍”（samurai）。其词义有如古英语的cniht（knecht；knight，骑士），意味着卫士或随从，其性质类似凯撒记述“《阿奎塔尼亚》”①中的勇士soldurii，或者是塔西佗说的跟随着日耳曼首领的卫士comitati，或者与更后世相比的话，类似在欧洲中古史上见到的斗士milites medii。一般还使用汉字的“武家”或“武士”这个词。他们是特权阶级，本来肯定是那些以战争为职业的禀性粗野的人。这个阶级在长期不断的反复战斗中，自然而然是从最勇敢、最富于冒险精神者中征募来的，随着淘汰过程的进展，那些怯懦柔弱之辈被抛弃了，借用爱默生②的话来说，就是只有“全然男性的、像野兽一样有力的、粗野的种族”才得以生存下来，他们便形成了侍的家族和阶级。等到具有崇高的荣誉和巨大的特权，以及伴之而来的重大的责任的时候，他们很快就感觉到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行为准则。尤其因为他们经常处于交战者的地位，而且隶属于不同的氏族，这就更加有其必要了。正如医生靠职业上的礼法抑制彼此之间的竞争，又如律师在破坏了礼节时必须要出席质询会一样，武士也必须有某些准则来使他们的不端行为受到最终的审判。
① Aquilania，凯撒记述的阿奎塔尼亚，其地域超过法国西南部历史上的阿奎塔地区，包括从比利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