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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第9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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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鬥爭。」'41'但前提是像十月革命那樣,這兩種革命都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即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無產階級專政」之下進行。青年托派則強眨敢婚_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托氏的回答,意在不要糾纏於一開始是甚麼性伲倪@種無聊的爭論。着眼於大原則——「無產階級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這兩種革命,排除資產階級參加或領導革命的任何可能性;而不糾纏枝節,這是托洛斯基當時眨庵袊信尚〗M織爭論的基本態度。在這裏,充分表現出陳獨秀與托洛斯基一樣,具有政治家的寬闊高遠的眼界。陳與當時其他托派人員相比,的確是鶴立雞群。

二、政權問睿和新逅够f:陳獨秀提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並不與『無產階級專政』口號相衝突,而只是補充這個口號,並使這個口號通俗化??這個口號與『工農民主專政』口號,絕無相同之點。」托氏的這個回答,使中國青年托派十分意外,因為托洛斯基主義的核心就是所謂「不斷革命論」,為了使民主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並不斷地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上去,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在民主革命時就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以保證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他與青年托派認為中國大革命失敗,就在於洠в屑皶r提出這個口號,而共產國際及中共六大提出的「工農民主專政」,還堅持這個錯铡瑢Y產階級參加民主革命抱有幻想。

他們一直猛烈抨擊「工農民主專政」這個口號,認為這個口號把「工農並列」,「含糊不清」,「即未曾確定在專政當中真正的領導地位是工人所有的,還是農民所有的」;還因為「它表明是『民主的』,而非『社會主義的』」,因此根據俄國「二月革命的經驗」,必然導致「資產階級專政」。'42'中國托派中反陳派也就抓住陳獨秀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口號不放,說它與「無產階級專政」口號根本對立,而與「民主專政」的口號「接近」,「妥協」。經過托洛斯基上述「裁判」,反陳派就「椋Э跓o言」了。

其實在這個問睿希惇毿闩c遙遠的托洛斯基的確是心聲相通的。因為「工農民主專政」中的「農」,在俄國革命中主要是指「富農」,即農村資產階級。他們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政權的鬥爭很激烈。而在中國主要是指「貧下中農」,特別是貧農,那是無產階級的可靠同盟軍。這是中共提出這個口號的本意,在中國富農的力量很小,政治上的影響也極其微弱。托洛斯基和中國托派包括陳獨秀在內,都對這個口號有铡猓裕惇毿戕D向托派後,一面批判這個口號,一面根據中國的特點(尤其是大革命中農民邉拥慕涷灒┨岢觥笩o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口號,的確如托洛斯基所評價的那樣,是使「無產階級專政」口號「通俗化」,即「中國化」。青年托派批判這個口號是毫無道理的。

三、國民會議問睿宏惇毿闼栽陂_始時不把「國民會議」當成目前政治的總口號,是因為托洛斯基在1929年12月22日的信中才提出「國民會議」作為「中心政治口號」的指示,而此前,陳獨秀看到的文件,都是把這口號與「八小時工作制」等其他口號並提的。所以在1929年12月10日《告全黨同志書》中,陳獨秀還認為黨中央批判他把國民會議作為「總的政治口號」是冤枉的。隨後不久,陳獨秀終於接受了這個提法,成為他與中共的主要分歧之一。但他與青年托派長期爭論的卻在另一方面:這個口號能否實現?陳獨秀認為可以實現,應該為此而奮鬥;青年托派則認為它不過是反革命時期「團聚群眾」、對抗資產階級的一個策略,也與中共的「蘇維埃」口號相對立。這說明陳獨秀在接受這個口號後,走到了另一極端。對在國民黨獨裁統治下實現國民會議決定國是,抱有幻想,顯然是天真的。在這一點上,陳獨秀對托洛斯基主義有教條主義的色彩。

其實,托洛斯基本人從未把這個問睿f死,他說這是個「猜謎式的問睿梗钢荒茏龇N種假定」。所以,他說過「立憲會議不一定能召集成功」的話,也說過「這絕不是說:資產階級民主政制在兩個革命的過渡期,是洠в锌赡艿摹埂#43'在1月8日這封信中,托洛斯基重眩松鲜鲇^點,仍然強眨笡'有任何可能,來預先猜測事變在實際上究竟怎樣進行」。就這樣,托洛斯基出了一個謎,讓中國托派來猜,於是造成了中國托派內部、主要是陳獨秀與青年托派之間長期的無休止的爭論。

四、紅軍問睿哼@是陳獨秀被青年托派抓住的一個最要害的問睿栴}的引起是陳獨秀發表的一篇長文《關於所謂「紅軍」問睿贰N恼聫乃^西歐和俄國革命的經驗出發,認為紅軍的成分「大部分是撸駸o產階級(土匪和潰兵)」,「其前途不外是(一)統治階級的內戰一時停止,『紅軍』便要被擊潰,或為所收買;(二)因自己的內哄而潰散;(三)逐步與農村資產階級(商人與富農)妥協,變成他們的『白軍』,或為他們的經濟手段所壓迫而潰散。」'44'

陳獨秀這個論述,顯示出以下幾個特點:

一、針對當時中共被迫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後來終於走上「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以農村根據地為中心,以農民為主力軍,進行革命,陳獨秀堅守馬克思主義在歐洲革命的模式——無產階級政黨必須以城市為中心,以工人階級為主力軍,不能離開城市和工人去農村搞農民邉樱绕洳荒苋ジ恪杠娛旅半U」。否則,黨就會蛻變成為「農民黨」、「小資產階級的黨」,甚至是「土匪黨」。這裏,陳獨秀再次暴露出教條主義的色彩。而這是整個托派與中共在革命模式(道路)上的根本分歧。

二、把紅軍說成「大部分是撸駸o產階級(土匪和潰兵)」反映了部分事實,特別是紅軍的先鋒隊和領導人。大革命中毛澤枺凇逗限r民邉涌疾靾蟾妗分蟹从车那闆r,證明了這個觀點。但是,後來紅軍擴大,中共最後奪取大陸政權依靠的軍隊主力,主要是廣大貧下中農。這一點,陳獨秀洠в蓄A料到。

三、對「紅軍」前途(即中共的前途)必然失敗的預測,主要是根據歷史上農民起義的經驗和大革命時期農民邉拥慕涷灒醽肀蛔C明是錯铡模瑳'想到它有可能推翻國民黨政權,並且新建立的政權能維持相當長的時間。這表明陳獨秀的這個論斷又戴上了經驗主義的眼鏡。不過話又說回來,根據中共勝利60年後,黨內特別是領導層腐敗空前嚴重而難以清理,這個黨很可能將亡於腐敗。從這一點上來看,陳獨秀的話又可能成為英明的預見。

四、由於紅軍的先鋒隊和領導人主要是「撸駸o產階級」,所以,他們在1949年勝利後建立的政權,必然走上報復性的、無法無天的、專制獨裁的道路,缺乏人道主義的精神。這就必然與他們所宣稱的馬克思主義的目標相背離,其結果很可能被當年的陳獨秀所言中。從這個長遠意義上看,陳獨秀的這個論斷又有深刻的預見性。

由此看到,陳獨秀的這個論斷,實際上是托派理論的邏輯發展。文章的基本觀點也來自托洛斯基。托氏說過:「賀龍、葉挺的起事(指中共的「八一」南昌暴動——引者),即令他們放棄了機會主義政策,也不能不是一次孤立的冒險及假共產主義的、馬黑諾'45'式的行動;除了因孤立而被打散以外,別的洠в衅渌缆贰!顾踔列Q中共在大革命失敗後發動的農民起義是一種「罪惡」,「缺乏集中指導的農民,這裏一堆那裏一堆的颍齽悠饋恚珱'有勝利的真實機摺埂#46'

直到1930年9月,托洛斯基起草、托派臨時國際通過的綱領性文件——《國際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告中國及全世界共產黨員書——關於中國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務》中,還宣稱:「必須等到無產階級統治了國內諸重要的工業和政治中心,然後才有必要的前提以組織紅軍以及建立蘇維埃制度於鄉村裏面。誰不明白這點,誰就是不懂得革命。」(這個觀點,與1927年大革命失敗時史太林的觀點是一致的。)

鄭超麟《回憶錄》中說,當時對陳獨秀的這篇文章,無產者社是「全體同意的」。因此,在《無產者》第3期以整期篇幅發表的一個長達二萬多字的文件《中央委員會轉全黨同志》中,對這個問睿髁烁妗⒏鞔_的闡述。陳和無產者社的觀點,來自蘇聯十月革命的經驗和托洛斯基親手創造蘇聯紅軍的情況,以教條主義為特徵的青年托派理應也是應該擁護的。但是,當時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鬥爭畢竟是生死搏鬥的大前提,托派與中共之間的理論矛盾是小前提。陳的文章,明顯地有利於國民黨,再加上中共對此文進行批判和紅軍勝利發展,蔣介石則將陳文「大量印出來,在江西散發」的事實。'47'青年托派就抓住這一點,打擊陳獨秀派。托洛斯基在1月8日回信中,也不得不表示:「??將『紅軍』同土匪混為一談,如果真有這件事,那是應該糾正的。」接着,他修正了自己過去完全排斥紅軍的觀點,說:「革命的農民武裝,自然有撸駸o產階級分子和職業的土匪加入,但整個邉觿t有深厚的根基在中國農村條件裏頭,將來無產階級專政也是應當依靠在這個根基上面的。」

實際上,陳獨秀(包括托洛斯基)後來一直攻擊中共在農村「武裝割據」的路線,洠в袡C會自己在農村組織軍隊,所以,看不出他的觀點有改變的跡象。陳獨秀在1932年被捕後的審訊中,還宣稱共產黨在掌握政權之前不應組織紅軍。

五、中枺肥录宏惇毿愕牧鰺o疑是正確的。他的民族感情更應得到尊重。托洛斯基作為蘇聯人和有頭腦的政治家,即使不同意陳的觀點,也不好意思讓陳放棄原來的立場,來保衛他的祖國——蘇聯。所以,在這個問睿弦呀洶l表過多篇文章、充分表明了自己觀點、對中國托派有問必答的托洛斯基,這次明智地保住沉默。

托洛斯基的以上「一?八」來信,再次斷定:「現在進行統一的諸派別間果然是完全洠в性瓌t分歧的。」最後,他懇切地呼籲:「親愛的朋友,你們的組織和報紙,今天就確定地合併起來吧!」很清楚,托洛斯基的態度依然是支持同情陳獨秀而批評其他各派的。於是,各派代表又重新坐到談判桌上來,協定統一。



整頓「無產者社」,促使托派統一



人們洠в邢氲降氖牵@樣一來,「無產者社」卻翹尾巴了。主要是二把手彭述之,因有感於那些青年托派對他洠в泻酶校略谖磥淼慕y一組織中不會奉他為領袖,於是出來作梗。彭是個矮個子,操一口濃重的湖南口音,戴一付深度的近視眼鏡,道貌岸然,青年托派稱他為「孔夫子」。長期以來,他洠в猩觞N業績,又一直在陳獨秀身邊,自然相形見絀,給人的印象是低能又高傲自大。在莫斯科看了一本布哈林寫的《共產主義ABC》,就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自居,認為「搞革命還得靠我們這些老幹部,這些小孩子只有讓他們自生自滅」。'48'這種觀點與陳獨秀完全相反。

大革命時期,彭被黨內同志視為陳獨秀指摚碌摹傅谝话研√崆佟梗覍崍绦嘘惇毿懵肪(實為史太林路線),並處處挾陳自重。「老先生的意見同我一致」,是他的口頭禪。而且在中央常委會議上,幾乎每次陳獨秀發表意見後,他都要替陳做裕Ы猓L篇大論地為陳找根據,話說得既長,又空洞,使與會者十分不耐煩,而他卻還洋洋自得,很不自覺。有時還狂妄地認為,中國共產黨領袖除了陳獨秀以外就是他,宣稱中央常務委員會四人(本為五人,蔡和森在1925年10月去莫斯科當中共駐國際代表)中,「瞿秋白是高等技術人才,張國燾是高等事務人才」。言下之意,惟有他是「高等政治人才」。

大革命失敗後,彭參加了洠в嘘惇毿愕摹戈惇毿闩伞够顒樱瑸榛謴完惇毿阍邳h內的地位以恢復自己昔日的地位而奮鬥,結果失敗。與陳一起轉向托派並另成立組織以後,又重燃起他的領袖慾之火。他一面愈加抓緊陳獨秀,利用當時白色恐怖下地下工作的紀律,藉口保護陳,控制陳的行蹤和住址。當時國民政府「懸賞萬金緝拿」陳獨秀,陳與共產黨決裂後,從原址老靶子路搬到提籃橋居住,但不把新地址告訴除彭之外任何人。別人要與陳獨秀聯繫,包括給陳閱讀托洛斯基文件,都要通過彭。所以,大家又都把他視為陳的「總理」。他依然認為,必須依靠陳才能恢復自己的領袖地位。另一方面,又竭力利用往日在黨內的地位和關係,把一些支部和黨員拉入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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