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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是经常看到此地农民与四川农民一样，有保守、自私、狡猾、贪图实利种种弱点。一个衰竭得也许明天就要死掉的老太婆，还能用一双锐利的眼睛监视他选买桃仁；老百姓不相信台上表演的战士会是女人；房东女主人明明有碗，却支使他们去向她的兄弟借；五十几岁的人，很“明白世事”地问他，四川是不是还由吴佩孚当督军？一个村民，分明房屋后摆着大筐枣子，但抵死说他没有，……他在行军日记里详细记下了所见北方三省的农民，愚昧与诚实同在。由此联想到封闭环境下人的落后品格，如果没有历史带来转机是很难改变、重塑的。而在民族解放战争中，陕北、晋西北、冀中，已经出现这样一支农民，一批贺龙式的农民领袖；在川西北，却仍然活动着联保主任一样的人物。
队伍从山西兴县的黑峪口过黄河，经府谷、神木，兜着圈子，于7月1日抵延安。黄玉颀记下了这一天：要到来的幸福终于到来了！——青同何已于1日上午十时归来——我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我怀疑我在作梦，我和青走在一块也好，说话也好，总疑心是在梦中。
啊！幸福终于没有拒绝我，终于到来了！现在是放了大半条心，所挂念的就只有孩子和母亲。①沙汀在玉颀的爱恋中感到微醺。不过，一涉及创作，他就变得很固执，坚持一定要在延安乘着印象鲜明，把贺龙的书写完。只有写完了，才能考虑回川的问题。
延安城内已被炸平。一个个单位挂个牌子在那里，组成象征性的街市，实际已经迁出了。“鲁艺”还在北门外。沙可夫、吕骥7月5日带着一批学员去晋东南太行山区建立分院，在乱坟堆边的空场上开欢送会，同时欢迎沙汀等返校。上前方的人拿起一本书喊：“我超重了，谁要给谁！”书是珍贵的东西，马上便有人伸手接过去。
沙汀想起记忆犹新的前方日子，他还沉浸在兴奋中。在没盖好的礼堂，由他报告赴前线经过，大讲了一番贺龙、白求恩。
8月初，“鲁艺”搬到桥儿沟去，何其芳有了长期留下来的打算。他和沙汀的工作对调，由他在萧三之后担任文学系系主任。沙汀一面教“名著研究”课，一面全力写贺龙。
桥儿沟在东门外。过延河，走飞机场，便进沟了。原本是党校校址，后来被工人学校、短训班使用，现在与“鲁艺”对调。废弃的天主教堂早做了礼堂。“鲁艺”周末跳舞，“鲁艺”歪戴帽，这两件在延安都颇享盛名。这里包含搞艺术的人讲究美，也搞自由主义的意思。
东山是“鲁艺”自己开的，文学系、音乐系、美术系的教员都住在这里。一共三排窑洞，沙汀夫妇、何其芳、苏灵扬（周扬住在教育厅所在的安塞）、严文并、蔡若虹夫妇、冼星海夫妇都住在第二排，相依为邻。冼星海表面木讷，不善谈，一指挥唱歌就完全换了个人，热情奔放，能变出各种花样。他把“鲁艺”师生鼓动起来，在运动场上教《青年进行曲》。等沙汀回到延安，他的《黄河大合唱》已经完成，“鲁艺”组成了跨系的大合唱团，来表演这部作品！冼星海曾一连三次邀沙汀去听。
广东人和四川人都出名的讲究吃，陕北人不吃“下水”，冼星海便买来大嚼，沙汀吃过他好几次猪肚儿炖肉。冼夫人钱韵玲还在窑洞前收拾块空地养鸡。据说除了吃，还为听雄鸡啼唱。冼星海操着广东官话常说：“要吃好点才有精神工作啊。”他工作起来几乎是拼命，除了上课，整日伏案作曲。一部大作品，一写七八天不歇气。这时在写《民族交响乐》，告沙汀说到延安以后，已写坏几支派克笔。钱韵玲生他们唯一的女孩妮娜时，东山上的“太太”们，玉颀、灵扬都赶去帮忙。冼星海也在场。钱痛得最厉害的时候，钳子一样抓着丈夫的手臂，冼直喊“吃不消，吃不消”，产妇挂着眼泪都逗笑了。①
沙汀觉得冼星海也是他所认识的一个“天真”的朋友。他从他忘我的工作热情中得到激发，日夜赶写《贺龙将军在前线》。
这部作品的工作方法，对于他也是新鲜的。过去写四川故事，他是凭回忆搜寻、提炼细节。现在有了一本厚厚的贺龙文学卷宗，这里的贺是“活”的，他再编不出比贺龙自我表现来得更好的语言、动作。那些随军记录已经过他的一次选择，现在，他只是按照报告文学表现人物的需要，再加一次精选：对贺龙的言行进行整理和加工，删除不少重复的材料，把他的性格、气质、风度的各个方面，按照一条练子加以组织编排。这条“练”，便是他自己随贺龙去晋西北、冀中两地，从出发到离别的认知过程。这种有作者自己参与的表达方式，对于他来说，是少有的。但在这里很适用：不断地认识一个人就不断地展示一个人，不断地展示一个人便加深认识一个人。这样，“我”便无处躲藏。
我应该极力避免自己以及别人置身其间，但却又得使它不致呆板单调。①他虽然尽量节制，《贺龙将军在前线》的前三章 在《文艺战战》以《到华北前线去》的题目发表，从一开始便逃不掉那个“我”——全书的总视角和叙述者。整个作品也由此洋溢起热情，“我”的热情和贺龙的热情，成为在沙汀作品中少有的感情外溢的作品。
（你说得对，早期的小说与后来的散文，你都不是客观冷静的风格。这时的“我”是比较放开的。五十年代我按照文学要反映“本质”的观念，实际是“为尊者讳”的传统观念，删去许多无顾虑的语言，使贺龙变得“干净”。到了“文化大革命”，又成了为贺龙“树碑立传”）
到10月25日，这部用小说家雕镂人物的深沉笔力写成的长篇散文，终于完工。因为政治上的缘故它有许多名字。在香港《星岛日报》发表时，题目变成《H将军在前线》。1940年出单行本时名为《随军散记》，有个长长的副题：《我所见之一个民族战士的素描——他在前线的生活，他的经历和他的故事》。1958年修改后，易名为《记贺龙》。
这本小书的写作还未结束，玉颀就“病”了。主要是妊娠反应强烈，思乡、思母、思子。苏灵扬也怀了孕，两人都想吃奇里古怪的东西。可是延安没有，便在窑洞前放个小板凳唠，玉颀想吃的是四川榨菜，她变得更娇了，沙汀一不在窑洞，她便四处找、喊。戏剧系的学员很调皮，他们学她找沙汀的样子，表演得维妙维肖，引起大家善意的哄笑。玉颀不断提出回川的要求，沙汀陷入长久的思想斗争：离开延安似乎是一种思想退却，但玉颀的样子实在令他心疼。像她这样非职业妇女跟着丈夫来延安的，当时并不多见。一年的时间已经很难为她了。自己的创作念头多半萦绕在故乡，这很难明说，即使是多年的好友如周扬，也不能全部理解他，这在内心是很苦的。
在文艺思想上，他也觉得与延安的某些主流理论不合。回来不久，中宣部召集一部分去过前线的文艺家谈收获。有人大谈“旧瓶装新酒”，用卖梨膏糖的小调演唱，群众如何如何欢迎。沙汀很不以为然。轮到他发言，他有点故意煞风景地说：“一二○师经常打胜仗，我到前线去只打‘败仗’。为前线写作并不容易。”
“鲁艺”文学系在陈伯达来讲演不久，专门讨论了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张庚、萧三强调几千年的文化遗产的精华和民间创作的重要，沙汀、何其芳起而反驳，认为仅仅强调大众艺术，会“降低艺术水准”。结果被扣上“将艺术脱离抗战，脱离政治”，“新的艺术至上主义”的帽子。沙汀的四川脾气上来了，吵得不亦乐乎。
以后，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扩大会和“文协”座谈会上，这个争论一直持续不断。何其芳坚持认为“民族形式要以采取进步的欧洲文学形式为主”。沙汀事后整理了历次的发言，以《民族形式问题》为题，在《文艺战线》发表文章。他反复阐发的见解是：不同意把旧形式利用在文艺上的价值抬得过高。……（鲁迅的“写实手腕”）大半是从世界文学来的……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文艺传统上都非常薄弱，写实的技巧更是简陋的。……
（发展现实主义要学习外国）目前民众的现实生活，已经和旧形式当中所表现的有着相当的距离了。
他对传统的评价，正是对有人认为他的小说“欧化”的一种明确答复。用现代的形式来表现乡土，是他的文学理想。为了这，他显得很固执，以至连周扬也批评他那种激烈的情绪和激烈的情绪表达方式。
贺龙的书一写完，他感觉宽松。这部作品就充分地运用了现代的人物刻画手段，追求人物、环境在客观上的真实性质，叙述简洁明快，坚决摒弃一切飘浮不实的花饰。创作使他得到相当的满足。
不久，他终于正式提出返回四川的请求。周扬和洛甫（张闻天）先后找他谈话，想尽量挽留。洛甫还建议他把小孩交《新华日报》的人带来延安，岳母也可一块来。他时时动摇，推说回去与妻子商量，商量的结果自然还是不成。
随后周扬便同意了，并取得组织批准，安排了他回川的两项任务：第一，让《文艺战线》（他们在冀中时在延安创刊，周扬主编，他也是编委）改在重庆出版发行。第二，帮助延揽文化人去延安，主要是为“鲁艺”和一个剧团增加专业人员。
这个决定使玉颀一扫愁云，却没有解除沙汀的不安。意识到的不能走的道理和自己内心要求返回故土的呼声，是那样不谐调。个人以后被历史证明并无错误的回乡举动，在当时是以一种卑微不足道的形式，畏畏缩缩表达的。他们开始准备行装。临出发前，国统区的北路慰劳团11月抵达陕北，他应邀出席了座谈会和宴会。慰劳团团长张继讲话，他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元老，讨好地讲到毛泽东流泪谈延安轰炸中人民受苦之事。会上陈伯达递条子给沙汀，请他发言提出取消国统区书报检查制度。沙汀在条子背后写，他马上要回大后方，不便讲。陈伯达于是自己讲起来。慰劳团的副团长老舍中间把话打断，建议好生地保护文化古迹清凉山、宝塔山，故意把尖锐的话题在这个礼仪性场合插开。
宴会上他与老舍、斯诺同席。毛泽东走来敬酒。老舍小声地对他说，你的小说中学生都在读。谈到团结，老舍说得有趣：都像我们这样，合作就没问题了。这是沙汀第一次与老舍见面，感觉不错。过去他认为老舍是个脱离政治的非严肃作家，从此扭转了印象。后来在重庆接触多了，对这位正直诚恳的人平添了尊敬。
老舍对他创作所说的片言只语，还是叫人振作的。一年的解放区之行，加深了他对中国可能达到怎样的光明的认识，反激起他表现中国的黑暗，表现中国朽坏的农村社会的自信。他成熟、透彻多了。他好像是跟随妻子回头走去。他意识到他将迎来一生中绝大的创作黄金时代了吗？
对于你，重要的是需终止创作观念上的摇晃。一旦思想“照亮”你的乡土积蓄，接下来便是不可抑止的喷发。
在是不是全力采纳“乡土讽刺叙事”方面，我滞留得太久了。所幸的是我尚能觉悟。
沙汀传……第九章 孕蓄于山城
第九章 孕蓄于山城
坡路高高下下
他沿着去上清寺的坡路，慢慢上行。这是都市的山路，人恍惚回到家乡，而且，不能像爬“鲁艺”的窑洞那样随意，要时刻留心两旁茶馆和小店铺里一双双可疑的眼睛。因为他要去的地方是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
从解放区的圣城延安和冀中平原抗战的最前线，一步跨回到当时的陪都重庆，沙汀经历了巨大的心理落差。1939年的11月中旬，和玉颀乘一辆敞篷货车离开延安，他就坐在车上自己的行李和从一二○师带回的笔记本上面。又一次看到路上步行的青年男女，手持雨具，背着各种包包，露出兴奋的神色。不过一年前他与他们是同行，现在是逆行，使他不无感慨。
汽车颠簸中，他无意中听同行者谈话，突然听到白求恩大夫在晋察冀因手术中毒逝世的噩耗，他简直不敢相信。几个月前他在东湾里村的一个小院，还访问过这个不知疲倦的外国老头，两人说了一阵贺龙。难道他那把解救过千百个生命的手术刀救不了自己？悼亡的情绪使他不知道车子何时已经到达当夜宿营地三原兵站。
吃饭的时候，认识了南汉宸夫妇。这个前杨虎城将军的秘书长，西安事变中的著名人物，坐的是驾驶室。他去西安是为延安的文化机构募捐，包括为“鲁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