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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澜迭起。他爱好修改。几次毛毛糙糙地把作品交出去使他十分反诲，所以，现在每一章 写完都要修改，几章联成一个段落，他又要拉通看一遍。
改东西成了癖，和他思索的质地、习惯有关。他总觉得脑中浮现的第一次语言，不一定是他的最佳成品。而第二思考、第三思考，才会使妙语连珠。比较起来，《淘金记》反复修改的次数还不算多，但文字的精当和精采，可以想象他在推敲上为了寻求那个“最佳”，如何绞尽脑汁，一个人在供神的堂屋里度过多少个日日夜夜了。
（《淘金记》是你的高峰，你的创作观念，文体的成就，都可以由此作一总结。也包括我的局限。我的笔太实，虚笔太少，严谨不免单调。你说呢？读多了或许觉得你定型了，但深厚、结结实实。读你的作品要细细咀嚼，它经得起读）
改完了《淘金记》最后一章 的最后一个字，是1942年秋天的一个早晨。他放下稿子，像卸下一副重担，迈出后门爬上了玉洞山。睢水关静静躺卧在脚下，展开它的肢体，在一山与一水之间。能看到自家的高门楼院落升起的清烟。玉颀和孩子们是不是起来了呢？街上的茶馆该坐上喝早茶的市民了吧。这里也有它的涌泉居和畅和轩，茶馆内外充满机趣的方言俚语，带着自足、自信的铿锵高音，雕刻刀一般犀利和能使被表现的事物骤然凸起。但是这个他最亲近的社会是如何恶浊啊！
他走入山上的小树林，好像更珍惜这里的新鲜空气，深深地吸了几口，返身再望着下面的乡场。这也是一个小社会，和北斗镇一样的社会。这里每日每时发生的采金，贩烟，转运乌药、碱巴，买卖壮丁，乱派公债，囤积居奇的内幕，他都知晓，都写进了书里。《淘金记》集中暴露国统区到处存在的黑暗。它最后引出吴监和政府的法令，穿插孔祥熙老婆周身扎金条走私的笑话，政治的抨击性不能说不强。但是，它又是沙汀乡土小说的最高成果。
作为一本乡土小说，《淘金记》出色地描述了中国的内地文化。经由一种“根”的文化探索途径，与千年的传统社会对接，挖掘出中国的封闭、专制、愚昧、惰力。就像可以从残存的原始部落研究人类的“过去”一样，从川西北乡土这个更多属于“过去”、又纠缠于“今天”的文化区域，能窥探到中国老是背负着“历史”的重载，被拖向落后的触目惊心的现实。中国人的智慧，不是用在使利益更加扩大上面，而是大部分消耗在争夺那一点点可怜利益的殊死内斗上面。《淘金记》唇枪舌战的对话是他倾注心力写出的，但这多么可悲。他想，人们“把他们互相间的仇恨悄悄地暗藏在那些原来无关大体的话语中间，就如猎夫们的设置刀弩一样”①。这是智慧的浪费，智慧的虚假的过剩。“中华民国的事情，哪一件过得硬啊”②。开发后方，抗战建国，开矿，戒烟，一切好办法最后只能使弱者遭灾，在强者手里演变为阴谋。这就是利用权势占据私欲的社会，只能走向没落、腐朽的道理。不根本改变人与人之间这种依赖实力的联结，任何现代化的先进的东西进入中国，“白酱丹”这味药一弹，你的事就算烂了！
沙汀想到自己精心刻画的这个人物，和他的绰号所包藏的意味，深沉地笑了。安县十三个半场，每日每时还在产生丑恶，他从小见惯不惊。这场丑戏的主角都在他身边，很多是他的亲友，有的现在还在“保护”他的生命安全，虽然他们“保护”他的动机大半还是为了私欲。这是一个矛盾。他能怎样对待他们呢？他用不着感情冲动地呵斥他们。他看见过根据地人和人之间的新型关系，他当时真诚相信，这是最美好的前景。心的空间被拓展，有了余裕。他也想起上海初期潜心读过的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以及赫尔岑对这本名著说过的出色的话，意思是：反对农奴制度，可以像屠氏那样不过甚其辞，也不必驱遣着力过猛的语句，只需优美的文体，平心静气的叙述。这也是沙汀不懈的美学追求。此时，他面对山下的睢水场，站在玉洞山上，觉得充实。远眺苍青肃穆的巨大山岭，他的心颤抖起来，真切感到家乡的山将同他的生命合成一体。
返照自身：苦竹庵——刘家沟的《困兽记》
写完了《淘金记》，他公开在睢水露面，过了一段通常镇民的生活。农村从来有朴素的重师的风气，这个家里居然有两位，而且都是女性。为了相区别，黄敬之被称为“老老师”。“老老师”能写善画，学生的母亲和街上的妇女不断来求她画帐帘、枕套、鞋面。做为回报，凡有外乡人经过睢水，她们都急忙向这个家庭通声气，让他们有个防备。沙汀现在经常到大拱桥、河对岸的荒原去散步、钓鱼，也去坐茶馆，与各种小贩、商人、烟帮和袍哥交往。这是保证安全所必需的。大家清楚他是郑慕周的外甥，袁寿山的显客，来“抹豪避相”的，除了官府，与当地人没有任何利害冲突。所以，无论是清水、浑水的袍哥，或者有头有脸的士绅，都对他以礼相待。他也到旅店、烟馆这些三教九流混杂的地方去应酬，亲眼看这些人的嫖赌嚼摇。有时还要躺在烟榻上靠靠盘子，或凑热闹似地去看新来的“货儿子”（妓女）。他后来有一篇出名的小说写流娼，部分得之于这时期的经验。他从睢水街上走过，两边厢会向他投来五花八门的称呼，叫杨先生、杨老师的，叫杨哥、杨二哥的，甚至有叫杨大爷的。他都一律漫应之。后来传到重庆文艺界，有人说他操了袍哥了。
但仅仅逛市街，而不深入认识袁寿山，还不能算懂得睢水社会。
袁寿山是这里的一霸。他搜刮每一分能到手的钱，然后攒起来买田、做生意。平时家里的吃食花费，全靠别人无偿供应。吃肉，只消喊人去招呼一声，要多少，就割多少。打酱油、醋就到刘家酱园，只说声记帐。刘煦之对沙汀诉苦说：“算了，可惜我的纸了，懒得记！”袁规定场上卖菜的要一律摆在他公馆门口，他好抽头。各样的菜尽挑好的拿，一家人吃的全有了。最有趣的是他连媳妇的油都要揩。过端午节有人送了白糖，他却要吃媳妇坐月子的黄糖。媳妇不肯，他在堂屋，媳妇在厢房，他就喊：“我向你借一点，二天买来还你，好不好？”可是谁相信他会拿钱买糖？他坐滑竿不掏钱，办法很“损”，从不把滑竿停在家门口，一进场看哪个茶馆的茶客面前放一墩铜元，下来抓一把就把轿夫打发了。这叫“搬墩子”。
他把沙汀的岳母、妻子都请来教书，马上张罗扩建中心校，以公事的名义，上山随便捞木料，然后就叫一个脖子上长包的“刘包包”去转卖。盖校舍的经费筹集得不少，工匠的工钱一文不付。来要钱的人把他包围紧了，就带着上赌场，看他摇“红宝”。赢了，每人还一点。输了，当场就骂：“狗日的，你们没有看见？老子输个精光，还有个钱！”（像袁寿山这种流氓式地积累财富的方式，简直是无法无天了！这有什么奇怪？他背后是无法无天的权势。依我看，只要叫封建专制性的掠夺，都是这个样子，袁不过做得格外粗鲁、狰狞些罢了！）这样一个混世魔王统治的家庭内部，充满了冷酷无情。大老婆烧烟，从袁那里要不到钱，就家里屋外地偷。沙汀刚安家没几天，大老婆提了一对水桶，从她家后门拎过来，对沙汀说：“你们刚来，我卖挑桶给你。”后来知道这是从家里偷出来的。袁寿山末了拿脚镣把她整日锁在屋里，情景很惨。
袁唯一的女儿也染上鸦片烟瘾。嫁到沸水乡，婆家管得严，她就溜到烟馆陪人抽。后来跟一个人跑了。袁寿山闻讯，认为败坏了他的家风，派人到广兴场弄回来，半路上活活打死。事后袁竟得意地对沙汀说：“我干掉她，是先跟祖宗请了香的！”
沙汀听得毛骨悚然。
袁寿山的丑事做得太多，心里不能不发虚。《淘金记》发表以后，袁听说沙汀把桑枣的龙佐卿写成龙哥，担心自己有一天也被写进书里，曾把这个意思经女婿向他透露过。他当然是笑着否认的。他要靠袁掩护他，当时正在写《淘金记》系列的短篇《模范县长》、《和合乡的第一场电影》、《三斗小麦》。袁的所作所为帮助他认识社会，这就尽够了。《模范县长》写粮政。国民党政府禁止私人随意贩运粮食出境，原为了对付粮食囤积。却演变为县长公开买卖运粮证渔利。这是《淘金记》主题的延长。邻县有这么一个县长陈金声，安县花荄乡出身，就是这样干的。《和合乡的第一场电影》写文化投机，一个《淘金记》的变体。沙汀青年时代的一个朋友刘巨川，其伯父在郑慕周手下当过团长。刘在成都读完华西大学协和中学，抗战回家做生意，操袍哥。刘巨川完全变了，借口捐给国家做武器，把附近庙宇的钟磬统统收走，偷卖给造币厂。还有本县的钟表匠梁温如搞实业，真的弄来过一部破电影机在黄土乡放映，结果不成功。小说把两个人、两件事合起来，构成畸型可笑的发国难财的故事。
这些小说中表演的都是袁寿山的同类，实际上袁的形象已经间接地进入他的小说王国。解放后，他多次产生替他直接画像的欲望，连题目都拟好了，叫《流氓皇帝》，但终未写成。经过一个很长的曲折过程，才让他在《红石滩》粉墨登场。袁寿山注定逃不掉被沙汀讽刺的命运。
沙汀的世界分成了几重。袁寿山世界的外面包围着贺龙、白求恩的世界，最深的是自身的内心世界。也奇怪，匆匆见过几面的白求恩老头会让他如此怀念。国际主义者的稀有性格，化成了新世界的耀目光芒。1942年的夏日，他常到袁寿山一爿纸厂附近的草场上散步。这使他禁不住缅想起广阔的河北平原，以及在平原上策马驰聘的岁月。慢慢的，一个描写敌后的题材在心中升起，那是关于根据地的人和外面去的人的故事，较多地融进自己的心境（不能描写自己，也是他的一个局限）。故事呢，就采用两次过平汉路的那一段经历。
正待动笔，中秋节前，郑慕周派人送来消息，任翱突然拘捕了萧崇素，让他马上往山里转移。萧的被拘，是任翱对上面一再加压故作的一个姿态。当夜萧崇素的妹夫彭丰根医生就施展法力，说动了拘留室的看守，与萧逃往萧的老家永安乡。警丁保护犯人一同逃跑之后并未引起什么纠纷，因为彭的作法先已得了任翱、警察局长的默认，他们三人原是邻水县的老乡。但是当时不知底里，沙汀得到“情报”，用籐包装了几本小学生用的土纸作文簿，一个瓦墨盘，几支毛笔和漱口用具，一个人提了躲到苦竹阉去。
苦竹庵位于睢水关以南五里，并不远，却更为荒僻。从睢水小学后面的场口走上一段叫做牛市河坝的高坎，拐入小路，沿着丘陵的边沿绕进去，便到了本地地主兼保长的萧业贵的四合院。这座院子在牯牛背山脚下，后面是一片柏树林莽，很易躲藏。萧业贵是睢水乡长萧文虎的堂兄，有四五十亩地，雇一名叫邱驼子的长工，自种一小部分，还有几户佃农。
比起睢水那一对统治者来，萧业贵是个老实的主儿，为人较厚道。他对外面人说“杨先生”是他请来教儿子萧鸿发书的。沙汀为了谢主人的照拂，也真的抽些时间，教这个八九岁的孩子认字，背九九表。这个家只一妻、一子、一母，还有个未结婚的兄弟和母亲同住同吃。主人殷勤地要他住进宽大的堂屋，使用吃饭的方桌，都被他婉辞了。他要的是安静，选择了正屋边上存放粮食农具的横屋，在拌捅上搭块木板做书桌，坐在矮凳上，几天就沉入创作境界，写起了《过关》。仿佛是找了一个写作的“别墅”。
杨先生选择我家一间能从窗子探看龙门，又通后门的屋子。屋里只一架木床，一张简易书桌，每晚在油灯下看书、写作，很少说话。他穿深灰色长衫，戴棕黄色毡窝子帽，圆口布鞋，便是当时教书先生模样。开始买了砂锅用柴熬稀饭吃，以后为节省时间，便在我家搭伙。他饭后在院里边抽烟边散步，十多分钟后再回屋读书、写作，很少到院子外面去。有时晚饭后戴顶破旧草帽，到院边田坝与农民摆谈。尤其爱跟逃难的人摆，问人家从哪儿来，为什么逃难。对他的究根问底，感到奇怪。消息紧张，便从后门跑到牯牛背山脚树林里。平静时傍晚摸回睢水街自己家里过夜，第二天早晨头戴草帽，拄根竹棍又赶回。①
9月和10月，连续写《过关》，一支迂回通过封锁线的队伍的故事。左嘉这个人物显示他对战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