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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彭梅秀这样的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忠诚骨干，是核心力量，中国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化，就是靠这样一些人推动的。
“风源人物”和大批跟风者又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联系起来，使“五风”的蔓延有了组织依托。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核心人物，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每次运动，都是通过这种层层核心力量，通过种种会议，实行全民动员，大搞“群众运动”。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群众运动，把它作为推动一切工作的手段。不仅在政治工作中用群众运动，就是在科学性很强的工业建设中，也大搞群众运动。作为工业指导思想的“鞍钢宪法”中，就有“大搞群众运动”这一条。其实，在极权制度下，群众运动实质就是运动群众。群众运动背后总是以最高权力的意志为背景的。最高权力人物“运动”群众打击自己的反对力量，推行自己的意志。群众运动是依靠权力系统层层发动的，在运作过程中有权力的操纵。被“运动”的群众常常失去理智，失掉分析和判断能力，处于一种盲目的亢奋状态，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就出现了“过火”行为。只要这种“过火”只要限定在一定程度之内，最高当权者是乐观其成的。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往”思想的指引下，这种被“运动”起来的无知者，对一切反对力量和反对意见形成摧枯拉朽之势。
有了风源，又有了跟风者，如果没有舆工具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还不足以刮起持久的影响全国的“五风”。上面介绍的种种跟风人物，都是在舆论工具的鼓动下行动的。甚至风源人物也受到舆论工具的影响。这里说的舆论工具，不仅是报纸、电台，还包括文艺工、教育、社会科学。舆论工具的动员作用是“五风”大面积成灾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的新闻、文艺、教育、社会科学研究，都是中国共产党严格控制下动员群众的工具。在全体人民中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批判一切非共产主义思想，是这些机构的任务。教育工作从很小的年龄就开始灌输，在一张白纸上印上最初的印记；文艺工作者则编织动人的故事，改变人们的感情；社会科学研究，则用共产主义理论“武装”群众，从深层次改变人们的认识；而新闻则无时无地的用“事实”教育群众，开成强大的攻势。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都是知识分子。建国以来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大多是针对知识分子的，一些独立思考的人士几乎被扫荡以尽，能留在工作岗位上的，不是顺从者就是没有良知的文人，或者是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培养的只知道共产主义不知道其它的年轻人。这些在舆论岗位上的知识分子在宣传共产主义以及“三面红旗”时，不仅干劲十足，还富有创造性。
舆论工具说假话不脸红，因为也是有理论根据的。 当时新闻界常用的理论是：
“现象和本质”。你看到的虽然是真实的，但只是表面现象，不是事物的本质。记者明明看到了真实情况，却常以“不是事物的本质”的理由被编辑部否定。明明是与现实相悖的报道，却因为它说出了事物的“本质”，而得到肯定。当然，什么是本质，只有权力最大、地位最高的人才能把握。
“局部和全体”。不能只看一个局部，要从全局上看问题。你虽然看到了真实情况，如饿死了人，但这只是一个局部，不能代表整体情况。缺点只是“一个指头”，而“九个指头”是好的。你如果过份强调了局部，就有可能犯“否定整体”的错误。当然，普通百姓、一般记者，是不可能看到全局的，领导地位越高，全局眼光越好。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做事，说话，写文章，要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虽然你看到了眼前一些人的利益受到了侵害，但这“有利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虽然多数农民的现实利益受到了侵害，但这有利于他们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谁能了解什么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呢？普通百姓，小知识分子，当然没有这个能力。只有最高当权者才有这个认识水平。
“事实选择的阶级性”。世间事物是十分复杂的，同一个问题包含着很多不同的事实。说话、写文章就要选择事实。选择过程就体现了一个人的立场，体现了他代表谁的利益。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人，对“三面红旗”怀有强烈阶级感情的人，在写文章、说话时，决不会选择不利于无产阶级的事实。而选择“黑暗面”的事实，批评“三面红旗”的人，他的立场、感情一定有问题。
这些“本质”、“整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理论，把判断是非的权力完全集中到最高领导人手里，下面的人只能听命从事。“事实选择的阶级性”既是方法，也是一把刀子，人们思考问题、写文章时，只能选择反映“光明”的事实，不能选择反映“黑暗”的事实。所以，报纸上只能一片叫好，没有一丝批评的声音。
舆论一律，理论一律，文艺、教育也是一律。全国上下只有一个声音，没有“噪音”，没有“杂音”。“五风”也就一致地刮了起来。
在思想舆论控制和信息封锁的条件下，开动所有的舆论机器，长期宣传一种价值，批判其它价值，这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和爱憎，形成了实现崇高理想的强烈渴望。这时，如果有反对这种理想或与这种理不一致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的攻击。
六、“五风”屡禁不止
对以“共产风”为主的“五风”，毛泽东在1958年底就有所察觉，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就指出“共产风”“引起了农民的极大恐慌”。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始清理“共产风”，“五风”有所收敛，但不久又刮了起来，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刮得更厉害。
1960年11月3日，湖北省沔阳县委报告，从1958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对“共产风”年年处理，但始终没有停止，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刮，而且越刮越严重。开始，只有县、公社、生产队刮，到后来，省、专两级也刮，社员和社员之间也刮。开始刮大的，如土地、房屋、资金、粮食等，到后来，就像群众说的，“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上至树梢，下至浮土”什么东西都刮到了。生产队变成了“一口破锅”、“一个烂摊子”。 9月18日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给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的信中说，在沔阳县通海口公社，“共产风”、乱指挥生产、粮食、自留地等问题最为严重。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至省级，下至小队；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至土地、粮食、房屋，小至镰刀、筷子。许多生产队粗算了一下，“共产风”的各项损失，人均达50元左右，多的达一百多元，相当于社员一年到两年的分配收入。生产瞎指挥的问题，严重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这个公社的干部，采取了靠电话统一指挥生产的办法，公社统一安排农活，全社一齐行动，群众称为“一刀切”的领导方法。粮食方面较普遍的问题是征过头粮。有的生产队还几次压缩社员的自留地。社员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粮食连年减产。
毛泽东大概不仅看到来自湖北省沔阳县的报告，中共中央再一次下定了刹住“五风”的决心。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招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对“五风”一刮再刮的问题，毛泽东有过反思，他认为是中央自己思想混乱，而造成下面思想混乱。他说：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 ，十四句话， 也搞了六条指示 ，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1958年厉害，1958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1957年是2400万，1958年是4400万，1959年和1960年又增加了600万，合计比1957年增加2600万。
毛泽东从中央领导思想上找“五风”一刮再刮的原因，而且他明确提出“人祸”问题，这是对的。但是，有一点他没有说到，1960年“五风”比1958年持续时间更长的主要原因，是庐山会议反右倾。“五风”难以纠正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有了政治上的限制：只能反“一个指头”，不能伤及“九个指头”。
中共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纠正“五风”，各级干部也听命行事。在1960年底到1961年，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精神，开展了整风整社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整风整社中，纠正“五风”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各地大搞清算、退赔，让社员揭发批斗干部的“五风”行为。退赔、清算是不彻底的，只是表面文章，但是，在这些运动中，农村基层干部真正受到了打击。有人估计，在整风整社中，受批判斗争的干部5％左右，受到党纪处分的大约占15％左右。这种政治运动的办法虽然对共“五风”进行了有限的纠正，但同时，由于非程序化和非法制化的运动形式，使行政权力进一步神化，强化了极权制度的的危害。
“五风” 屡禁不止，最后不得不靠强权用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手段来解决，这是因为“五风”有深刻的制度基础。30多年以后，薄一波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共产风”其所以连绵不断，清理了又刮，边清理边刮，固然同清算、退赔不彻底，特别是同1959年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有密切关系，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在于人民公社本身存在的弊病和超阶段空想论的影响。” 薄一波列出了人民公社制度本身的弊病：一是“一大二公”的所有制；二是供给制和工资制度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三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四是政社合一的体制。薄一波这一点说得对，“五风”其所以产生，正是人民公社制度本身和不切实际的理想。而且这种理想已经或正在制度化。但是不仅如此，产生“五风”的制度，不仅仅在人民公社这一层级上。整个国家制度，即极权制度，才是产生“五风”的真正根源。不解决制度问题，只在原有制度的框架里反“五风”，是不可能彻底的。以后的历史证明，在大饥荒以后的岁月里，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21世纪初，除了“共产风”不再刮以外，其它四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