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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用巨字写在全国各地的墙壁上，“为钢铁元帅升帐” “为钢铁元帅让路”的宣传品遍及各地。全国上下，不分工农商学兵，不分男女，都为“1070”而奋斗。工厂，农村，学校，机关，都搭起了炉子，找来矿石，不分昼夜地大炼钢铁。9月4日的电话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传达说：“主席提出，明年粮食再翻一番，今年1100万吨钢也不能少，少了就是失败。”彭真说：“主席要求在9月15日钢铁有一个大跃进，因为9月是要命的一个月。”9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到9月30日，要达到日产钢6万吨，铁10万吨。 9月，全国参加大炼钢铁的人数由8月份的几百万人增加到5000万人，建立了大小土高炉60多万座。10月，达6000多万人，最高达9000万人。加上其它战线直接或间接支援的，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人数超过了一亿。
为了配合大办钢铁，还大办地质，全国上千万人上山找矿；大办煤炭，到处设法挖煤，仅小煤窑就开挖了10万多个；大办运输，组成了数以千万计的运输大军，各行各业，男女老少，既有现代化的运输车辆，又有牛车马车和肩挑背驮。
这上亿人的大办钢铁的大军中，绝大多数人不仅从来没有炼过钢铁，连高炉也没有见过。对他们能不能炼出钢来，是有人怀疑的。怀疑是要受到批评的。1958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在介绍湖南邵阳专区的经验中说：“他们组织全民大辩论，驳倒‘农民炼不出铁来’的’‘怀疑论’、‘条件论’等右倾保守思想，在全区组织了万余名干部、93万群众投入炼铁运动。没有矿，他们说，把地球挖穿，也要挖出矿来。”
“全民大办钢铁”，的确到了全民的程度。中南海也架起了炼钢炉，建立了小型钢铁厂，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叶子龙被任命为厂长。叶子龙对钢铁生产一窍不通。毛泽东还到这个“钢铁厂”视察，听取叶子龙汇报。 在中南海的带动下，中央机关和各省委机关也都架起了炼铁炉：
在国家计委在三里河的办公楼的院子里炼钢炉火冲天，把铁丝网剪成一段一段去炼铁，炼出几块铁疙瘩，还绑上红布报喜，把有用的铁炼成无用的铁。
文化部也成立了炼钢指挥部，副部长、著名戏剧家夏衍担任炼钢总指挥，倒是颇有戏剧性。
外交部也在院里筑起了小土炉，燃起了熊熊烈火。
连手无缚鸡之力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在她家的院子里也搭起了炼铁炉，秘书、司机、炊事员一齐上阵，孙夫人也亲自动手，也在努力为“1070”作贡献。
中央命令一下，到地方就变成了荒唐的行动。河南省遂平县提出了口号：“建百厂，设万炉，日产千吨”。后来以发展到：“社社建炉，乡乡建厂，三天准备三天建，五天投入生产，日产万吨钢”。为了找矿报矿，他们提出：“向深山进军，向高山要宝，白天山河一片人，黑夜山河一片明，撒下天罗地网，围剿山中宝藏，不漏一个山头，为找到6000万吨铁矿石而奋斗！”矿石还没有找到，遂平县嵖岈山公社就接受到县里分配的钢铁生产指标，10月14日，公社就把钢铁生产指标到各大队。经过千辛万苦，人们终于在歪尖山下红石崖发现了铁矿，品位很低。但人们已经顾不得品位高低了，疯了一样到红石崖挖矿石。几天时间，红石崖、柴王台的山野里，就建起了一座座炼铁炉子，8万钢铁大军聚集在这里，全县建立了三个战区、42个营，174个连队，开始了大炼钢铁的战斗。原来这里满山遍野是树林，林子里有老虎、豹子、野猪，这一大炼钢铁，树全砍光了。县委还嫌进度太慢，高炉太少，要求村村建高炉，几户建小炉。建炉的砖从哪里来？扒房子。先扒没人住的，夫妻双双上占战区去了，房子空了，拆了再说。据统计，在大炼钢铁期间， 嵖岈山公社共扒房屋1653间。煤烧完了，树砍光了，可钢铁指标还是上不去，急坏了公社书记陈炳寅。后来公社党委决定“六找、七查”：床下找，墙上找，墙内找，大人小孩一起找，找光，找净，不放过一根铁钉。查古老山寨，挖古炮；查古庙古寺，找大钟香炉；查武举人后代，挖古代兵器；查地富分子，挖埋藏铁器；查光，查净，家家不能有铁锅。一夜间，千家万户没有锅，古庙寺院再没有钟声，石磨石碾挖去了铁轴，门没有铁鼻。这一夜，嵖岈山公社共缴“废铁”71786斤，全部投进了炼铁炉里。
全国各地都像嵖岈山公社一样，机关、学校、公社、商店，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钢铁生产指标，搜集各种铁件，化成铁锭，向上级交差。老百姓真正成了“手无寸铁”。
当时，我所在湖北省浠水一中也为“1070”而奋斗。在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运动中，青年学生们是很真诚的。浠水县，既没有铁矿，也不产煤。我们这些中学生到四十里外的兰溪港去挑从外地运来矿石和煤炭。那时我们热情很高，虽然体重只有七八十斤，却挑了上百斤的担子。学校请人在校园后面的空地上搭了一个很大的土炉子，请木匠做了一个很大的风箱。拉风箱是四个人，他们以同一节奏，以跑步的速度前进，后退，前进，后退，不到几分钟就满身大汗。因此组织了几个小组，十几分钟就轮换一次。物理老师，化学老师也在炉子边忙碌着。忙了几天，没见出铁。有人说，必须用铁做“引子”，新炼的铁水才会出来。于是，毕业班陈武安、范炳文、雷伯轩、侯耀等同学把学校上下课报时的大铁钟砸了，投进炉子里。不久，红红的铁水果然出来了，大家欢呼“总路线万岁！三面红旗万岁！”铁水流进模型里铸出了几块“钢锭”，还不等完全冷却，就给它扎上红绸，敲锣打鼓地抬到县委会去报喜。大家心情非常激动，认为在“1070”中也有我们的一份贡献。当时只有50多万人口的浠水县，组织了13万多人的“大兵团”砍树烧炭，建炼钢炉168个，炼铁炉2846个，在城关、兰溪两地各建钢铁厂一个，职工上千人。据当时上报共炼钢9。34吨，铁3078吨，实际多为废渣。 这13万砍树烧炭的“大兵团”使全县所有的山林都变成一片光秃。
像农业上大放高产卫星一样，各地也大放钢铁的高产卫星。《人民日报》在鼓吹钢铁生产“放卫星”中，又一次大显身手，除了发表大量的新闻报道以外，还在一版显蓍位置不停地发表社论：
9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紧紧地抓，狠狠地抓》中介绍，9月14日，贵州省首放卫星，宣布生产生铁14000吨，提前完成了9月份的9000吨生产计划。
9月17日，《祝河南大捷》的社论中说，仅在9月15日这一天，全省就产铁18939。2吨，日产千吨以上的县出现了8个，其中禹县日产生铁高达4396吨。
10月1日，《卫星齐上天，跃进再跃进》的社论中说，9月29日，是中央确定放卫星的日子。这一天，各种卫星一齐上天，全国钢的日产量近6万吨，铁的日产量近30万吨，出现了9个日产生铁超过万吨的省，73个日产生铁超过千吨的县，出现了两个日产5千吨钢、一个日产4千吨钢的省。
10月18日，《祝广西大捷》的社论中介绍，毫无钢铁生产基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反而后来居上，接连放了几颗特大的卫星。其中，环江县日产生铁6300多吨。
10月26日，《“钢铁生产周”胜利以后》的社论中说，10月15日到21日，中央确定的“钢铁生产高产周”，在这一周内，钢铁平均日产量比以前14天的平均日产量增加了85％，生铁的平均日产量比以前增加了303％。其中钢的最高日产量曾达到10万多吨，生铁最高日产量达到37万多吨。
12月23日，《人民日报》以套红通栏标题报道：《一0七0吨钢――党的伟大号召实现》。消息说，据治金工业部12月19日统计，全国已生产钢1073万吨。以后的报道说，到12月31日，全年累计产钢1108万吨。
《人民日报》提供的这些钢铁产量的数字，和它提供的粮食产量的数字一样，完全是天方夜谈。但是，对这些谎言不容怀疑，谁怀疑，谁就要倒霉。时任中央工业部副部长的高扬到河南了解大炼钢铁的情况，他发现“小、土、群”炼铁炉炼出的根本不是铁，只是一些熏得乌黑的石头。高扬当即对禹县委书记刁文指出，这里有严重的弄虚作假现象，上报的数字90％与实际不符。高扬还向中央工业部和中央监委写了报告。但是，他一回到北京就受到批评，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人民日报》的这些假话比赛的恶果不仅是数字的浮夸，而是成天以中共中央的权威使荒唐更加扩大，逼迫人们在错误的路上走得更远。1958年同时兼任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家权威新闻单位第一把手的吴冷西，在37年以后的1995年，出版了《忆毛主席》的小册子，其中反省道：
我主持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随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6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对人民公社，开始还只限于典型报道，后来从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产风。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
吴冷西在1958年的行为是制度的必然，他像所有的人一样，逃不过制度的约束。所以，人们不能过多地追究他的责任。但是，他对于造成他犯错误的制度是恋恋不舍的，以致于在1978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公然出面强烈反对。在《忆毛主席》这本小册子中，虽然讲了一些真话，但还处处还流露出对那种制度的留恋，流露出他当年能伴随毛泽东左右的得意之情。
不讲科学的蛮干，必然受到科学的惩罚。1958年四季度和1959年一季度，各钢厂调入的生铁，合格率不到一半。有的小高炉处产的生铁含硫量超过2％、3％，有的高达6％。生铁质量太低，用这种生铁作原料的大钢厂产品质量也下降。鞍钢1958年四季度一级钢在全部钢产量中的比重，由原来的93％下降到50％以下，1959年初的几个月，鞍钢每天有3000多吨铁水不能炼成钢，只能铸成铁块。不仅质量差，成本也上升。原来生铁的调拨价每吨150元，小高炉生铁的成本多数为250－300元，为了鼓励群众炼铁的积极性，从1958年9月起，小高炉生铁的调拨价提高到200元，亏损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仅这项补贴就占当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大炼钢铁只折腾了几个月时间，但给中国人留下的创伤是多少年也无法医治的。大量农业劳动力成了钢铁大军，使粮食烂在田里没人收获。在大炼钢铁第一线，一度“放开肚皮吃饭，甩开膀子大干”，吃掉了很多粮食，是造成1959年春天饥荒的原因之一。大炼钢铁还挤掉了轻工业，造成了日用品市场供应紧张。矿产资源遭到破坏，茂密的森林破砍光，古城墙的千年砖块拆下来砌了炼铁炉，价值连城的金属文物都化成了铁水。
但是，“以钢为纲”的方针并没有就此结束，1958年10月，在第七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1959年“为生产300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后来到武昌会议上定为2000万吨，对外公布1800百万吨。以后看到不行，1959年三四月，在上海会议上降到1650万吨。年末实际完成1387万吨。1960年钢产量的指标又定为1800万吨。国家经委年初就提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七月份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为了反击“苏修”，咬着牙要“争气钢”，要给毛主席争气，给我们国家争气。你赫鲁晓夫欺侮我们，我们要干个样子给你看。钢产量不是搞1800万吨，而是要搞2000万吨。就这样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谁为这场灾难负责？现在几乎所有的著作中都把责任推给了毛泽东。当然，作为国家第一把手，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是“始作俑者”。但是，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是肤浅的。在当时那个制度，没有民主决策机制，没有制度性的纠错机制，没有畅通的信息传送渠道，如果把别人放在毛泽东的位置，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三、工业跃进 盲目建厂
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在5年到10年内，各省的地方工业产值都要超过当地农业产值。3月成都会议，又进一步提出发展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4月7日，中央正式批发这一文件，再一次要求各省、自治区尽快使本地区的地方工业总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并把达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