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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团调查，环江县大量饿死人的事实被认定。1960年6月，县委书记洪华被撤职，改任地委财贸部长。1960年冬，在整风整社（有的地方称民主革命补课）中，被揪回环江县批斗。1960年3月2日，在环江县干部群众大会上，宣布开除洪华的党籍，并逮捕法办。后被判有期徒刑5年。1980年，洪华被平反。
4，中宁事件
宁夏中宁县是个小县，1958年人口只有11万，当时属甘肃省银川专员公署。1959年冬到1960年春，在全县范围内发生了因饥饿而死亡、浮肿和外逃的惨痛事件。据官方公开披露的资料，全县死亡1801人，浮肿2605人，外逃8518人。和其它地方的饥荒相比，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为什么死亡人口这么少却成为向中共中央和全国通报的“中宁事件”？我们只能对这个数字存疑。
问题还是发生在粮食方面。1957年，银川专员公署下达粮食产量计划为8553万斤，12月，在批判甘肃省副省长孙殿才的“右派反党罪行”时，中宁县委书记齐丕文称1957年粮食产量达9000万斤。县长贺锦绣提出异议，被当成右倾受到批判。实际上，1957年粮食产量只有6948万斤，完成征购任务2144万斤，占实际产量的30。8％。
1958年原定粮食计划指标为1。1亿斤，传达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的大会上，改为1。6亿斤。会上再一次批判了县长贺锦绣，并被调离，由齐丕文一人兼县委书记和县长。接着，中宁又放了两个“高产卫星”，秋收还没有结束，就上报粮食总产量达1。68亿斤。中宁县成为全国农业先进县，齐丕文进京出席了全国农业先进代表会。实际上，1958年粮食产量只有7736万斤，完成征购任务3126万斤，占总产量的40。4％。
1959年1月，全县三届二次党代会的报告中说，1958年粮食总产已达1。8亿斤，1959年要达到3。8亿－4亿斤。最后确定粮食产量计划为2。896亿斤，征购任务为7130万斤。由于偏离实际太远，7月，将两个指标下调为1。1526亿斤和4300万斤。11月中旬，自治区召开六级干部会，齐丕文率队参加。会上借反右倾运动的政治压力，强行落实粮食征购任务。渠口公社渠口大队总支书记汪金山反映粮食估产过高，征购任务难以完成。还说不少社已外出逃荒。汪受到批判，上级还给中宁县增加了105亿斤的征购任务。 12月2日到29日，县里召开五级干部会，采取追、压、斗等手段，让参加会议的社队干部交待“瞒产私分”的粮食数字。在五级干部会上。逼迫全县社队干部承认瞒产私分粮食2800万斤，让他们保证1960年春耕期间不缺口粮，不缺种子，不缺饲料。齐丕文在会上说：“种子、口粮不要考虑，先完成征购任务再说。将来没有吃的最多发生两个问题，一是造反，二是逃荒。不要怕造反，我们有的是解放军。”还威胁说：“谁完不成任务，是党员的先开除党籍再逮捕。” 12月12日，渠口公社党委副书记陈钰被逼自杀身亡。陈钰死后，全家老小成了“反革命家属”，逃到内蒙古以乞讨为生。
1960年3月，县委干部苏忠深随县长巫克强到黄河北岸两个公社检查春播。但没有看到一个社员在地里劳动，到处都是冷冷清清。当时口粮不分给个人，社员家庭不设锅灶。1960年1月，绝大多数食堂断粮。但食堂还是社员的流动中心。苏忠深随巫克强到食堂。只见20多个社员饿得皮包骨头。看到县委干部走到他们面前时，他们全都跪下，有气无力地喊：“救命，救命！”
1960年1月9日，自治区党委批转了中宁县召开五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在按语中说：“从中宁的情况来看，隐瞒私分粮食的现象是严重的，斗争是尖锐复杂的，各地应注意这一问题，把粮食工作做好。”实际上，1959年粮食总产量只有6566万斤，却完成了征购任务4973万斤，占实际产量的75。73％。
1960年3月，自治区党委在查处“中宁事件”的报告中认为，事件是由于中宁县委“拒不执行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生产、粮食、统购统销、安排社员生活、整风整社等许多指示、决定，长期隐瞒真实情况，抗拒上级检查，以整风整社为名，打击党员、干部，压制和威逼社员群众”而造成的。认为“中宁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县委领导班子被坏人把持，是坏人做坏事”。
中宁县委彻底改组，县委书记齐丕文判处死刑，执行枪决。齐丕文被枪决的真正原因是，他有外遇，离婚不成，1959年12月23日将妻子杀死。除齐丕文以外，县委其他成员，有2人被定为坏分子，开除党籍，在处理时死去；逮捕4人，受其它处分3人。另有20多名科级干部受到处理。
5，福建省的灾难
相比较而言，福建的饥荒是比较轻的。我没有到这个省作专门考察。林强先生发表的《天灾乎？人祸乎？－－福建“大跃进”运动再认识》一文，称福建省遭受空前的灾难。下面是摘录林强先生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大跃进”的年代，福建省的“共产风”是年年刮，季季刮，边处理边刮。几乎每搞一个运动都刮“共产风”，大兴水利，大修公路，大炼钢铁，大开“万宝山”，大造林，大养猪，大办工业，大办食堂，大办学校，大搞技术革新等等，都要无偿地调劳力，占土地，拆房屋，调家禽家畜、各种生产资料及各种农具。“共产风”是从省到生产小队层层刮，从农业到工交、财贸、文教卫生、部队，各个部门都在刮。乱用义务工，平调劳动力的情况也相当严重。连江县鳌江公社仅1960年1月至10月，县、社就调用义务工394332工（不包括已付工资的），每个劳动力平均月31。8工；宁德县六都大队1960年负担义务工6。6万工，占全队全年总工日的40％，平均每个劳力负担38工。
“大跃进”期间，福建省瞎指挥、乱指挥生产主要表现三个问题：（l）劳力使用“一边倒”，生产顾此失彼；（2）生产季节“齐步走”，不分地区、气候条件，要求进度一致；（3）生产措施“统一化”，缺乏实事求是。如闽侯县城门公社1960年入春以来全社性的统一行动就搞了4次。生产队干部说：“我们行动要随大队旗走，指东走东，指西走西。”杜国大队社员说：“现在领导生产是大队听电话，小队听指挥，社员听广播。”
由于瞎指挥、乱指挥，有的连种子也收不回来。霞浦县盐田公社公社春花生下种556担，只收回224。58担。
1958年“大跃进”时“放卫星”，浮夸离奇，1960年上半年继续“大跃进”时，浮夸之风再度盛行。从上到下，都是如此。如宁德县七都公社六都大队种麦700亩，上报1200亩；闽清县东桥公社洋头大队支部书记汇报一个小队 12个劳力一天积肥2000担，种麦20亩，深翻土30亩，切地瓜25担。社员说：“就是神仙也没有办法，干部吃饱饭没事干，在家作假报告。”又说：“大跃进”是“成绩骗上级，粮食骗农民，浮夸得奖励，实事求是挨批评。”
“大跃进”期间，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也相当严重。龙岩适中公社在“大跃进”时，施用捆绑、吊、打、关、跪、停膳和批斗等手段，摧残群众1938人次，其中被摧残后自杀的有14人，伤病交加致死60人。
在大跃进期间，福建省县以上机关的官僚主义严重。突出表现为：
（l）会议多。据统计，省级机关1960年1月至3月份就召开有下边同志参加的会议266次，累计1519天、28359人；现场会议145次，累计819天、 16015人；电话会议107次，广播大会25次。
（2）临时机构多，表报、汇报多。省、地临时办公室与日俱增，且都要上下对口，都有定期的汇报制度，致使下面无暇应付。福清县干部反映：上面要材料是“一多、二急、三细、四全面”，下面的应付是“一看、二估、三推、四吹牛”，表报不仅数量多，而且项目繁杂，包罗万象，无奇不有。例如下发的表格中有“妇女怀孕数’、“子宫下垂数”、“尚未消灭鼠雀数”，还有“母鸡下蛋情况”等等。
（3）文件多。据南靖县统计，仅1960年第一季度就收到省级各单位下发的文件2492件，地级各单位下发的文件3134件，省地各部门下发的电报847件，县里发出文件784件。这些文件很大一部分文字冗长，质量不高，或者照抄照转，可有可无。
“大跃进”运动使福建省的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群众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折，造成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滑坡，陷入了极度的困难境地。
1960年全省农业总产值只完成9。21亿元，比1957年下降了18。7％；粮食生产从1959年开始，连续3年减产。1960年全省粮食产量37。95亿公斤，比1957年下降了14。5％，降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产量66亿公斤，比1957年下降了29。3％，甚至比1949年还低；甘蔗产量下降得更利害，1960年仅6。633亿公斤，比1957年减少近一半。
1957年全省粮食产量43。5亿公斤，1960年降到35亿公斤，3年减产8。5亿公斤，“等于4个福州没有饭吃，等于300万人没有饭吃”。对此问题，作为省委书记的叶飞，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福建省大组讨论时，作了如下检查认识：“1958年粮食估产，报得最高时达170亿斤，1959年上半年还在省人代会上作了报告。1958年11月龙岩会议是头脑最热的时候，曾提过搞万斤县、万斤省，造成的许多错误我是要负责任的。后来主席和中央发
觉有浮夸风，估产过高，几次提出要我们不要相信高指标。高估产，头脑不要发热，要压缩空气，而我们总是改不过来。对1958年粮食产量，第一次由170亿斤降为130亿斤，第二次又从130亿斤降到105亿斤，还提出‘三八线’，不能再缩了，到后来究竟多少也搞不清。”“有了高估产，才有高征购，高征购最严重的1959年，一年征购30亿斤，这是历史上最高的一次。当时决定任务的时候，有些同志不同意，我还采取了举手表决的方法，这是不对的，这个责任我要负。后来问题清楚了，那样不切实际的高征购，必然发生不良的后果。”
由于浮夸风盛行，根据虚报的高估产来确定农村粮食征购任务。福建省1959年全省粮食总产比1957年下降12。2％，而从农村净征购（征购扣减返销）的粮食却比上年增长40。9％，1960年比1957年粮食总产量减少11。45亿公斤，而粮食净征购量却比1957年增加1。4亿公斤。粮食净征购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比例，1957年为16。8％，1959年、1960年分别上升到31。9％、27。2％。全省人均口粮水平从1957年的294公斤，下降到1959年的240公斤，1960年只215公斤，再加上当时限制甚至不准农村公社社员个人经营农副业生产，使全省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城乡人民生活面临严重困难。人们跑步进入的并不是共产主义社会，而是饥饿。城市基本口粮供应严重不足，农民的口粮被一挖再挖，职工月粮食定量一降再降，饥饿难忍的群众只能到山里去挖野芭蕉根，采集“野猪肝”等各种野菜。野果，在池塘泥潭中捞浮藻充饥。
大饥荒使得福建省非正常死亡率上升。最严重的是龙岩地区，1960年l11月，全区9个县185万人口中，扣除正常死亡率1％以后，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8644人，占全区总人口2。08％，其中最严重的武平县，非正常死亡占全县总人口的5。96％。闽东的宁德县也相当严重，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死亡率高达3。95％。根据省公安厅与省统计局资料统计，三年“大跃进”前后几年，全省平均每年正常死亡人数为11万人，而这三年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约为22万人，正常年景全省每年出生54万人，而那三年比正常年景少生了65万人。两项相加，1959年到1961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达到87万人。经济损失约80亿元，耽误时间七八年，这就是福建三年“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和所付出的代价。
本书下篇第23章根据《中国人口。福建》中的数据计算，在大饥荒期间，福建省非正常死亡18万人，应当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口为64万人。与林强先生的计算结果相近。可见，福建饿死20万人左右，少出生65万人左右是比较接近实际的。
当然，在“大跃进”中，由于广大群众的艰苦劳动，也留下了一些积极后果。在“大跃进”期间，为福建地方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随着钢铁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机械、电力、化工、燃料、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直到20世纪末，福建省许多还在发挥作用的重点基础设施就是在那时建设起来的。如古田溪水电站、鹰厦铁路、福州第二化工厂和第一化工厂、福州抗菌素厂等。三明工业城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