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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曲折、痛苦，一切代价都不会白费。他从十三岁接近地下党组织，十五岁入党，十七岁担任支部书记，十八岁离开学校做党的工作，他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道路，他为之而斗争的信念是崇高的信念，为了这信念，为了他参加的第一次全市党员大会，他宁愿付出一生被委屈、一生坎坷、一生被误解的代价，即使他戴着各种丑恶的帽子死去，即使他被十六岁的可爱的革命小将用皮带和链条抽死，即使他死在自己的同志以党的名义射出来的子弹下，他的内心里仍然充满了光明，他不懊悔，不伤感，也毫无个人的怨恨，更不会看破红尘。他将仍然为了自己哪怕是一度成为这个伟大的、任重道远的党的一员而自豪，而光荣。党内的阴暗面，各种人的弱点他看得再多，也无法遮掩他对党、对生活、对人类的信心。哪怕只是回忆一下这次党员大会，也已经补偿了一切。他不是悲剧中的角色，他是强者，他幸福！
四
一九五○年二月。
钟亦成听老魏讲党课。头一天，钟亦成年满十八岁了，支部通过了他转为正式党员。
老魏在党课中讲道：
“一个共产党员，要做到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要获得完全的、纯洁的党性，就必须忘我地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还必须在党的组织的帮助下面，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改造思想，克服自己身上的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虚荣心、嫉妒心……等等小资产阶级的以及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
“……以个人主义为例。无产阶级是没有个人主义的，因为他自身一无所有，失去的是锁链而得到的是全世界，为了解放自己必须首先解放全人类，他的个人利益完全溶合在阶级的利益、全人类的利益之中，他大公无私，最有远见……而个人主义，是小私有者、剥削者的世界观，它的产生来自私有财产和阶级的分化……个人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性质是完全不相容的……一个个人主义严重而又不肯改造的人，最终要走到蒋介石、杜鲁门或者托洛茨基、布哈林那里去……”
“太好了！太好了！”钟亦成几乎喊出声来。个人主义是多么肮脏，多么可耻，个人主义就像烂疮、像鼻涕，个人主义者就像蟑螂、像蝇蛆……
区委书记者老魏继续讲道：
“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是摆脱了一切卑污的个人打算和低级趣味的人。他有最大的勇敢，因为他把为了党的事业而献身看做人生最大的幸福。他有最大的智慧，因为他心如明镜，没有任何私利物欲的尘埃。他有最大的前途，因为他的聪明才智将在千百万人民的斗争事业中得到锻炼和成长。他有最大的理想——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他有最大的气度，为了党的利益他甘愿忍辱负重。他有最大的尊严，横眉冷对千夫指。他有最大的谦虚，俯首甘为孺子牛。他有最大的快乐，党的事业的每一点每一滴的进展都是他的欢乐的源泉。他有最大的毅力，为了党的事业他不怕上刀山、下火海……”
党课结束以后，钟亦成和凌雪一起走出了礼堂。钟亦成迫不及待地告诉凌雪说：
“支部已经通过了，我转成正式党员”。在这个时候听老魏讲课，是多么有意义啊。给我提提意见吧，我应该怎样努力？我已经订好了克服我的——个人英雄主义的计划，我要用十年的时间完全克服我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做到布尔什维克化，做一个像老魏讲的那样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帮助我吧，凌雪，给我提提意见吧！”
“你说什么，小钟？”凌雪眨了眨眼，好像没怎么听懂他的话，“我想，做一个真正的合格的共产党员，这是需要我们努一辈子力的，十年……行吗？”
“当然要努力学习，努力改造终身，但总要有一个哪怕是初步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目标，十年不行，就十五年、十六年……”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
七年以后，钟亦成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经过了三个多月的大量的工作，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其结果却是早已注定了的政治的、思想的、心理的过程，其中包括宋明同志的耐心的、有时候是苦口婆心的推理与分析；钟亦成的一次比一次详尽、一次比一次上纲上得高、一次比一次更难于自拔的检讨；群众的最初并无恶意、但在号召之下所作的揭发批判，当然其中也有人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而加大了嗓门和挑选了最刺人的词句；到后来，由于宋明的深文周纳的分析和钟亦成的连自己听了也会吓一跳的检讨，更由于周围政治气温的极度升高，这种揭发批判变成了无情的毁灭性的打击、斗争，最后，做出了上述结论。
定右派的过程，极其像一次外科手术。钟亦成和党，本来是血管连着血管，神经连着神经，骨连着骨，肉连着肉的，钟亦成和革命同志，和青年，和人民群众，本来也是这样血肉相连的。钟亦成本来就是党身上的一块肉。现在，这块肉经过像文艺评论的新星和宋明同志这样的外科医生用随着气候而胀胀缩缩的仪表所进行的检验，被鉴定为发生了癌化恶变。于是，人们拿起外科手术刀，细心地、精致地、认真地把它割除、抛掉。而一经割除和抛掉，不论原来的诊断是否准确，人们看到这块被抛到垃圾桶里的带血的肉的时候，用不着别人，就是钟亦成本人也不能不感到厌恶、恶心，再不愿意用正眼多看它一眼。
对于钟亦成本人，这则是一次“胸外科”手术，因为，党、革命、共产主义，这便是他的鲜红的心。现在，人们正在用党的名义来剜掉他的这颗心。而出于对党的热爱、拥护、信任、尊敬和服从，他也要亲手拿起手术刀来一道挖，至少，他要自己指划着：“从这儿下刀，从这儿……”
当这个手术完成以后，当钟亦成从镜子里看到一个失去了心的人的苍白的面孔的时候，他……
天昏昏，地黄黄！我是“分子”！我是敌人！我是叛徒！我是罪犯！我是丑类！我是豺狼！我是恶鬼！我是黄世仁的兄弟、穆仁智的老表，我是杜鲁门、杜勒斯、蒋介石和陈立夫的别动队。不，我实际上起着美蒋特务所起不了的恶劣作用。我就是中国的小纳吉。我应该枪毙，应该乱棍打死，死了也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成了一口粘痰，一撮结核菌……
坐上无轨电车，我不敢正眼看售票员和每一个乘客，因为我理应受到售票员和每一个乘客的憎恶和鄙夷。走进邮局，当拿起一张印有天安门的图案的邮票往信封上贴的时候，我眼前发黑而手发抖，因为，我是一个企图推翻社会主义、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推倒五星红旗和光芒四射的天安门的“敌人”！走过早点铺，我不敢去买一碗豆浆，我怎么敢、怎么配去喝由广大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农民种植出黄豆，由广大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工人用这黄豆磨成，而又由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店员把它煮熟、加糖、盛到碗里、售出的白白的香甜的豆浆呢？我看到了报纸上刊出了我国人民银行发行硬币的消息，看到了人们怎样快乐而又好奇地急于去搜罗、保存、欣赏和传看一分、两分和五分的镍市，人们欢呼国民经济的繁荣，社会主义的优越，物价的稳定，货币值的有保障和硬币的美观、喜人、耐用。我也得到了一枚五分钱的硬币，我也喜欢，观赏着硬币上的国徽、五星红旗、天安门、麦穗、年号，爱不释手……但是，突然，在反光的硬币上，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的癞皮狗的形象……我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成就而欢欣鼓舞呢？我不是共和国的敌人、社会主义的蛀虫吗？我和祖国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吗？不是说不把我揪出来，斗倒斗臭，就会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灭亡吗？我不是只能和汉奸、特务、卖国贼为伍吗？汉奸、特务和卖国贼难道也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行硬币吗？
毛主席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是怎么了？这都是真的吗？真的？
钟亦成整夜整夜地不睡，他吃得很少，喝得也很少，但他不断地小便，不断地出汗。每二十分钟，他小便一次。五天以后，他的体重由一百二十四斤降到八十九斤，他脱了形，变了样。宋明同志见他这个样子，鼓励他说：“脱胎换骨，脱胎换骨，你现在不过刚刚开始！”
一九六七年三月。
群众组织举行对老魏的批斗大会，老魏撅在中间，右边是钟亦成，左边是宋明陪斗，钟亦成被按倒，“跪”在台上，以示与老魏和宋明有别，体现了区别对待的“政策”。
革命造反派说：“魏××，借讲党课为名，大肆放毒，为刘少奇的黑修养摇旗呐喊，宣传驯服工具论、公私溶化论、吃小亏占大便宜论……他，走资派，一贯包庇和重用假党员、真右派钟亦成，一贯包庇和重用反革命修正主义理论家宋明……”
“坚决打倒魏××！打倒宋明！钟亦成永世不得翻身！”
“砸烂魏××的狗头！宋明不老实就严厉镇压！”
“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钟亦成想翻案就让他尝一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
钟亦成痛苦、不安，因为他知道，抄家的时候抄走了他一九五一年听老魏讲党课时详细记录的笔记。为了抢这本笔记，革命造反派与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得头破血流，重伤一个，轻伤七名。最后，召开了这次批斗会，作为“反面教材”的就是这本他始终珍爱的笔记。由于痛苦和不安，他不由得扭动了身躯，这使抓着他的头发的手，更加狠狠地把他的头抓紧，下按、再提起、再下按。
这天晚上，宋明同志自杀了。他长期患有神经衰弱症，手头有许多安眠药片。这件事，给钟亦成留下了十分痛苦的印象。他坚信宋明不是坏人。宋明每天读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读中央文件和党报党刊直到深夜，他热衷于用推理、演绎的方法分析每个人的思想，把每粒芝麻分析成西瓜，却自以为在“帮助”别人。一九五七年，他津津乐道地、言之成理地、一套一套地、高妙惊人地分析钟亦成所说的每一句话或者试写过的每一句诗，证明了钟亦成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右派。“不管你自觉不自觉，不管你主观上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你的阶级本能的流露，你的言行举措的实质，其客观的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性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说。他举例：“譬如你很喜欢问别人：‘今天会不会下雨？’你的一首诗里有一句：‘不知明天天气是晴还是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典型的没落阶级的不安心理……”宋明的分析使钟亦成瞠目结舌、毛骨悚然而又五体投地。然而，就在进行这种分析的同时，宋明从生活上仍然关心和帮助着钟亦成，下雨的时候借给钟亦成雨衣，在食堂吃饺子的时候给钟亦成倒醋，“处理”完了以后真诚地、紧紧地握住钟亦成的手：“你是有前途的，但要换一个灵魂。祝你在改造自己的道路上前进到底，把屁股彻底地移过来。”“彻底地忘掉小我，投身到革命的洪炉里去吧！”他说了许多热情而真挚的，而且，以钟亦成当时的处境，他觉得是很友好的话。但宋明自己却原来是那样软弱，他选择了一条根本用不着那样的道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只是轻而又微地触动了一下他，他就受不了了——愿他安息。
一九七九年。
一个灰影子钻到了钟亦成的卧室。灰影子穿着特利灵短袖衬衫、快巴的确良喇叭裤，头发留得很长，斜叼着过滤嘴香烟，怀抱着夏威夷电吉他。他是一个青年，口袋里还装有袖珍录音机，磁带上录制了许多“珍贵的”香港歌曲。不，他不年轻，快五十岁了，眼泡浮肿，嘴有点歪，牙齿、舌头和手指被劣质烟草熏得褐黄，嘴里满是酒气，脸上却总是和善的笑容。也许他只有四十多吧，大眼睛，双眼皮，浑身上下，一尘不染，笔挺笔挺，讲究吃穿，讲究交际，脸上一副目空一切的神气，眼神里却是一无所长的空虚。或者，她只是一个早衰的女性，过早地白了头发，絮絮叨叨，唉声叹气。或者，他又是另一副样子。总之，他们是一个灰影，在七十年代末期，这个灰影常常光临我们的房舍。
灰影扭动舌头，撇着嘴说：“全他妈的胡扯淡，不论是共产党员的修养还是革命造反精神，不论是三年超英，十年超美还是五十年也赶不上超不了，不论是致以布礼还是致以红卫兵的敬礼，也不论是衷心热爱还是万岁万岁，也不论是真正的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