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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成了我们最大的病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钱是我们社会能够运转的润滑剂。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钱的流向以及是否健康，总是应该关心的。
说起最大头儿的钱，莫过于政府的钱。每年一次的审计总是能出各种怪事。曾公布的审计结果当中，有中央部门近亿投资按1元钱入账，有靠企业出资买车建房数千万，有举办论坛收取赞助费3千多万，有列支千余万用作装修和买礼品。想必不是各个单位里的会计业务不过关，而是就打算这么挣钱、花钱而已。比之居然还查出数千张假发票、金额1。4亿元来说，巧立名目这件事都显得多少还有些人性化了。说起来北欧还有个地方练红灯区的从业者都知道中国的“发票”，在发票声名远扬之余，这些民脂民膏的走向总会让人有观看人间奇迹的感觉。
而其他方面的钱怎么流走的，很多时候我们也能知道不正常。山西蒲县曾经的煤炭局长被查，其一直是辖下一家煤矿的实际控制人，拥有北京三环内房产33套，被开出了3。2亿元罚单，而2009年蒲县财政收入为9。7亿元。古人云“富可敌国”，现代国家疆域广阔是敌不得的，但一个小小的科级干部就能利用手里的权限做到本县无敌，也不能不说是我们这里的胜景之一。
除了政府花钱花得不够明白、利用手里的权力使得自己先富起来的事情之外，老百姓手里的钱也没那么安全。北京街头出现假ATM机令市民恐慌无比，只有插卡口，没有出钞口，信息盗取后钱也被盗走，混乱的监管令人担忧。
一个社会的病灶，有时候会通过金钱的流动而体现出来。海南海口数千套海滨景区的限价房专供干部，平均面积每套123平方米，定价远远低于周边的普通商品房价格，算是另外一种金钱的流向。这种流向虽然并非是把大把的票子揣进腰包，但结果也相差不远。明目张胆地拿走现金与这种转换的形式，已经构成了我们这里最大的病。
与之同时，贵州某地对100多名涉嫌贩毒的人员举办了盛大的公开逮捕和宣布劳动教养，“游街”之事再现江湖。有意思的是，我们对于社会财富的流向始终不能一窥全豹而只能看到冰山一角，倒是这种荒唐的闹剧一再地发生。在该透明而不透明的社会里，透明地侵犯人权就成为了某种图腾。
谁都希望荣耀体面的生活
有件事儿广大蚁族听了肯定不会高兴。近日住建部、国家发改委、人社部联合出台了《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其中，对中介的赚取差价、分割出租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处以没收违法所得、罚款以至停业整顿等行政处罚。这个要翻译一下：所谓分割出租就是那种把一套房子由中介整租之后，然后打上隔断、分成小部分出租，赚取其中的差价之行为。住在其中的人被称为“蚁族”，这种方式叫做“群租”。
这种群租当然挺不好的，这个不好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对蚁族来说，虽然住房的成本是降下来了，但生活环境还是挺差的，似乎隐私、尊严什么的是不太谈得到；其次是对邻里关系不好，毕竟一套房子住好多人，对于其他正常生活的邻居是个打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于政府不好，因为这个现象导致管理难度增加、治安问题显现，而且从政府形象上来说不好看。蚁族的组成以新毕业的大学生为主，扩招这么多年了，学历上去了，可这尊重知识的口号倒是催生了蚁族，而且城市的房价高到不好意思的程度，导致这些原本应该是社会精英的人士都变成蚂蚁了，情何以堪嘛。
但这事儿又是那种无可奈何的情况，因为工资就在那里，不多不少，当个蚁族或许还能在城市里生活下去，而且将来说不定还能看到某些希望，要是把大部分的收入都弄成租房的费用，估计也就没法儿活了。可这个事儿政府解决不了，虽然廉租房、经适房什么的也不能说没有，一个是一般只针对本地户口，一个是那东西根本就供不应求，什么时候也轮不到蚁族们享受这种待遇。
于是，某些解决方式就这么悍然出炉了。有个笑话是这么说的：什么叫做让一部分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很简单，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消灭那些穷人，最终就共同富裕了。要是没房住只能群租当个蚁族怎么办呢？那就惩罚中介机构，消灭群租的中间环节，使得蚁族花更多的钱去租房或者回家，然后达到“居者有其屋”的目的。
这招儿确实挺损的。记得在前段时间，北京还有个政策是地下室不能出租了，住在地下室而在城市当中打拼的人，从此也就失去了很多生活的空间。北京有政协委员说要设置门槛禁止低素质、低收入的人进入北京生活，这种言论总是被人驳斥，而且基本大家都会觉得这帮人说的不对。但最狠的不是发表这些言论的人，而是那种直接用这种“共同富裕”的方式让有些人无路可走的政策。
作为一个人来说，谁都希望有个有尊严且体面的生活，看着某些国家里那些有花园、有车库、在我们这里被称为豪宅的平民住宅，谁都想这辈子住进去爽一下。但很遗憾的是，这个愿望需要时间与机遇，而城市当中才有这样的机遇。这也是蚁族们坚持在那种条件下生活在什么都贵的城市当中的原因。他们也需要幸福的生活，但也知道这要靠自己打拼、现在吃苦才能换来。这样的政策就等于是断了他们的希望，在表面上为他们着想的幌子之下，让他们永远不能拥有自己的梦想。
而如果他们真的走了，这个城市还能维持运转么？很不幸，答案是不能。这些城市的底层居民才是一个城市当中的肌肉，如果说光鲜亮丽的白领、金领以及那些政府官员以及老板们是一个城市的骨骼，这些人就是一个城市的肌肉，没有了肌肉的牵引，骨骼本身就会散架。他们承受着一个城市所有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最底层的工作，没有了他们或者说让他们的生活成本提高的话，城市就会瘫痪。我们只要想象一下没有清洁工的城市就足够说明问题了。而与此同时，哪怕有原本的城市居民接手这样的工作，人力成本的提高也会调高其他城市居住者的生活成本。
所以，被强迫的体面从来不是真正的体面，而只能是官方的体面。这种管理的思路之贻害无穷，并不会随着蚁族消失而取得其正面意义，往后的一段时间当中，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管理所带来的后果。其实也无非两个，一个是社会埋单的生活成本提高，一个是将会引发剧烈的社会阶层冲突与分化。哪个都不是国家之福。
用财富衡量让人心里踏实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回到母校参加其119周年校庆，并捐赠10万元奖励学子，同时亦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在采访中袁先生谈到自己身价千亿的传言时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除了证明此传闻不实之外，还说了一个观点：“用财富衡量科学家价值太低级、太庸俗。”
对于袁老先生，相信任何还吃饭的人都应该心存感激，要是没有他这些年的努力，今天我们的粮食安全就完全不可能有这样的保证，当然也就不能养活这么多的人口。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饥馑是造成社会动乱的主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用什么方式回报袁老先生都是不过分的，更何况人家不但没有传说中的千亿身价，而只是每年收入三十多万的、近似高级白领的老人。
在尊敬袁老先生的同时，也不妨对于他的这句话发表一点小小的不同看法。在传统意义上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有某种“不言利”的倾向，固然其中有某些人是伪君子、躲在被窝里悄悄数钱，但很多真正的知识分子确实是耻于言利的。虽然我们这里原来并不生产科学家，但有了这个行当之后，也就自然把他们定位为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自己也对自己有了类似于传统士人的要求。
这种自我以及社会潜意识的要求是否合理？用财富来衡量科学家的价值是否过于低级庸俗？这就要看怎么看待科学以及社会的进步了。
无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社会之所以能够进步，很大的原因就是追求这种低级与庸俗的财富所带来的副产品。几乎每个人在寻求财富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的财富总量，而财富的积累会改变社会的面貌。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上世纪60年代，全球的生产终于超过了消耗，自从有人类以来，我们终于开始进入一个正循环的时代。而如果我们观察当时全球的社会思潮就会发现，从那时候起，多元化、和解共存开始真正发轫，最终成为世界思潮中的主流。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不敢妄言，但要是说这只是巧合，则未免小看了经济对于社会的影响。
从知识的积累来看，也正是在科学家们能够以自己的发明创造换来更多财富之后，才出现了知识的大爆发。这里固然有知识本身积累到了一定程度的缘故，但追求知识所创造的价值也未必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记得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个说法，叫做“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如果我们的国家里永远是卖茶叶蛋的占了上风，知识与创造本身的价值不能得到体现的话，袁老先生作为境界远超常人自然可以这么要求自己，但我们不能指望所有人都有袁老先生的境界吧。而且这个世界总是要有一个衡量标准，最简单也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财富的数值。
袁老先生这样受到广泛尊敬的公众人物还依然抱有这样的思想，可见我们对于财富的态度还颇有暧昧之处，这个暧昧之处从袁老先生嘴里说出来，往往更加剧了社会上对于财富本身意义认知的偏颇。就在下看来，我们还是不要把财富妖魔化吧，即使面对着人类最伟大的智力与情操，财富本身也并不逊色，不仅因为那是我们自己的创造物，而且是保证我们前进的动力之一——即使不是最重要条件的话。
当然，我们这里的财富故事往往背后暗影重重，这也直接导致了公众对于财富本身的道德偏见，但那毕竟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不生孩子源于没钱
说起来人也算是动物的一种，传宗接代虽然被弄得像个道德责任，但实际上怎么看也算是某种动物性的升华。但人类之所以是人类，是因为能够超越某种低层的动物性，从而在高一些的层面上作出自己的选择。《济南日报》就报道说，某位女士决定不要孩子，原因是自己与丈夫的收入都比较低，不能给孩子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有了孩子将来也是“穷三代”，于己于人都没什么好处。这个说法当然遭到很多人的质疑，根据调查显示有七成的人不赞成这种做法，理由当然各异。
一位社会学教授说的很有代表性：“幸福是什么？难道就是有足够的钱，有名车豪宅？当然了，幸福与物质关系很大，但物质不是幸福的全部内容。不管穷富，养育孩子都会给我们带来难以替代的幸福。”——这话当然是看上去挺正确的，甚至可以说代表了所有能够想到的正确表述之大成。学者嘛，应该有这个本事才行。
国外有个经济学家写过一本叫做《魔鬼经济学》的书，道德层面没有这位专家那么高，他分析美国原本高涨的犯罪率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忽然下降的原因时，认为60年代堕胎合法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很多不具备教育、养育孩子的女士与家庭可以自由地堕胎，使得好多不稳定因素被消灭在了萌芽状态之下。说这个没有别的意思，而是想要说明，道德判断的高度——比如物质生活不是全部、难以替代的幸福——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贫穷以及贫穷所带来的后果。
现在对于什么“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的讨论不少，其实所谓的“二代”基本都已经开始处于制造“三代”的时期。富与官的二代就不说了，这个“穷二代”倒是可以通过蚁族之类的生存状态了解一二。
了解了这种生存状态之后，也就不会责怪为什么有些极端一些的“穷二代”不想要孩子了。在他们看来，生活是件可以过下去、但活得相当痛苦的事儿。物价一直在涨，工资收入则一直怎么也跑不赢飞涨的物价；他们与父母两代人都被房地产绑架了，不但付出了全部的积蓄，而且还要背上多年的债务才能有个属于自己的栖身之所；未来并不确定，每个月的收入要精打细算才能支付，一旦没有了这份工作，连缓冲的积蓄都可能没有。在这种状态下，何忍用所谓高尚的、非物质的生活境界去要求之？站着说话真是不腰疼。
但问题的重点并不在这里。一般来说，我们这个物种现在所发展出的社会其实是挺变态的，正当育龄的时候，往往也是人的一生中最需要奋斗、也是经济基础最不稳固的时候，而到了一切都稳定的时候，往往就成了大龄某某，生育的风险加大。在现代社会里，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