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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在搬行李的过程中，这俩孩子比我们在国内看到的年轻人懒多了，一人提一个箱子，随手再抓一个小包，慢慢吞吞搬一趟。我们一边催着他们，一边自己也搬，等我们搬第二趟都回来了，他们第一趟还没过去呢！可是看那两个孩子，似乎是在不情愿地免费帮别人搬家的样子。当时我们赶火车，顾不上那么多，自己都尽可能多地尽快把行李搬到站台上，最后，他们总共也就搬了我们全部行李的三分之一，而且尽捡轻的小件拿。刘爱民看这样子，就很生气地说：“你们这是干吗呢？来挣钱的还是骗钱的？我们付给你们酬金做事，你们起码应该积极一点吧。”想想，100欧元相当于近1000元人民币，在北京火车站帮别人扛个行李是什么价钱？
当然，最后刘爱民还是憋着气付了他们钱，两个留学生连声谢都没说，堂而皇之地就离开了。看得出，那两个留学生也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相信他们家里也是寄予厚望，凑钱把他们送到国外来学习。当然，抓紧机会打打工，磨炼一下，这没什么错，但是，在国外竞争激烈的生存环境下，想要挣钱，首先一定要努力工作，不管做什么，你跟别人开了很高的价钱，如果人家同意了，你的工作一定要对得起人家所付的每一分钱，不能有一种“捞一把是一把”的心态。也许在他们看来，国内这帮央视的“傻帽”，有钱，宰吧！但我相信，如此的态度，将来一定会让他们自己吃苦头。
还有一次，我去爱尔兰采访，回程的时候在机场办完手续，还有一些时间，就找了一家喝咖啡的地方，吃点简单的餐点。不一会儿，一个挺精神的中国小伙子过来，在那儿擦桌子扫地，一看见我就问：“您是中央电视台的水均益吗？”我说是啊。原来是个小粉丝。
小伙子自我介绍说，他是沈阳来的。我看他仪表堂堂的一大小伙子，纳闷他怎么在机场快餐厅当保洁员，他告诉我说，去年家里凑钱把他送到爱尔兰留学，学了没半年，就学不下去了，钱也不够了，学校里也出了些状况，感觉在这儿学下去太累了，给家里也增加了很多负担，后来几个同学约着一起，就跑出来打黑工了。
我很为他惋惜，千里迢迢跑到异国他乡求学，居然就这么轻易放弃了。我问他：“你家里应该也是好不容易把你送出来的吧，花了多少钱啊？”他坦白说，花了20万。
我说：“那是不少的一笔钱啊，他们花这么多钱把你送到国外，是为了让你上大学学习，不是把你送来给人家餐厅扫地的，你父母知道这事儿吗？”
他摇摇头说：“没敢跟他们说，先混着吧，机场这里收入还不错，攒了点钱的话，能上学再上学，实在不行，我们好多东北老乡在这里，也有开饭馆，做买卖的，就在这儿黑着干活也行。”
临走的时候，我记下了那个同学的名字，但可惜我没记他家里的电话，否则我特别想跟他们家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赶紧叫孩子回来吧。
我们在戛纳采访G20期间，旅行社安排了一位40多岁的毛女士给我们做翻译，也帮我们联系采访。据她自我介绍，她在法国待了十几年，在法国的大学学过语言，还学了工商管理一类的专业。
采访的最后几天，我们每天要通过直播和北京演播室连线报道，毛女士就负责帮我收集一些当地报纸上的资讯。其实就是简单浏览一下，帮我们从每份报纸的头版，以及与G20、中国相关的版面中，提纲挈领地整理一些要点。每天早上，她会到我们住的酒店，利用早饭时间，跟我说说今日要闻。
本来这是个很好的方法。但是，让我哭笑不得的是，这位翻译同志经常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我大学时第二外语选的是德语，法语不行，但是我们宿舍那时有同学学法语，偶尔瞎吹牛的时候，跟着他们也会学几句。后来，我跟刘欢在一起“神侃”时，还学过几句法语，但是也只停留在那些常用语而已。法语跟英语虽然在发音上略有不同，但很多单词的拼写是很相近的，所以我光从字面上看法语报纸，也能猜出个大概。于是，我就发现，我们这位女翻译的翻译时常匪夷所思。
比如说，有一天报纸头条有一篇评论，讲的是大家都在谈中国是不是要救欧洲，中国国家主席这次参加G20峰会，能够有什么样的承诺等等。她一上来就跟我翻译说：“这篇文章说中国的总经理胡锦涛说……”
我一听不对，就打断她说：“等等等等，中国的什么？”
她说：“总经理，嗯，就是相当于CEO啊。”
“那就是首席执行官啰？”我问道。
她点头说：“对对对，是中国的首席执行官胡锦涛。”
我实在超乎诧异了：“胡锦涛是谁你不知道吗？那是我们的国家主席啊！”
诸如此类，让我开始对她的翻译将信将疑。有时候，我让她简单地把某些评论和报道的大意告诉我，我在报道中引用一下，她都会出现一些常识上的翻译错误。
从她的翻译可以看出，她似乎对时事和新闻，完全没有概念。我实在好奇，就问她：“你在这里这么多年，平常都不看新闻吗？”
她笑笑说：“我们旅行社一天到晚忙得不行，根本没有时间看新闻，有一些重大的事情，跟我们利益有关系时，可能才关注一下，平时基本就不关注。”
我很难想象这种状态，于是就很不客气地跟她说：“毛女士，这些新闻和报纸上的东西，虽说我不懂法语，但是按常识来说，你起码一大半都没看懂，或是理解得不对，那你平时生活跟人交流就没有困难吗？”
她很自信地回答我：“没什么困难，我买菜逛超市都没什么问题。再说，我们更多的是和中国人打交道，了解个大概，有什么事不懂的问一下就行了。”
其实，不仅是我接触到的这些人，很多在国外的中国人，包括我的一些朋友，他们日常上街、买菜、讨价还价、邻里聊天之类都没有问题，但是对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时事新闻、政治、国计民生，都漠不关心。他们只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把自己封闭起来。他们对于世界和国家动态的关注，还不如在国内的时候积极。在中国的时候，他或许还有条件有氛围可以纵论天下，南海怎么了，伊拉克怎么了，日本怎么了，俄罗斯又怎么了。但他一旦出国，就蜷缩于一个相对封闭的角落，反倒对外界的一切失去了兴趣，一心只是为了自己身边那一亩三分地。
我有个很好的朋友，是位民营企业家，积攒了一些财富，为了孩子能够到国外学习，就移民加拿大。移民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在当地投资买房，他的房子买在了一个很偏僻的岛上，叫爱德华王子岛。据他说，那里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我后来慕名在网上查了一下，还真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岛，人烟稀少，整个镇子上大概只有几十户人，每年大概有那么几个月，会迎来游客热潮，其他时间都很安静。我这个朋友每年要去加拿大若干次，每次要待够若干天，才能履行整个移民的手续。虽然他国内有很多业务要忙，但是也万般无奈，为了小孩只有身先士卒，每年都老老实实上那儿待一段时间。
有一次，他在那儿待了大概有一个月，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我问他：“你在哪儿呢？”
他情绪有些低落地说：“我正在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上，坐在这个岛上唯一能吃到麻婆豆腐和馄饨的餐厅里。”
我笑着说：“那多好啊，多惬意啊。”
他有点苦涩地说：“好什么好？我往左看，没人，往右看，也没人，我在这儿连个毛都见不着，太无聊了。”
我说：“那你还不赶紧回来？”
他有些无奈：“我回来，人家移民局会说我时间不够的。”
接着，他就问我都有些什么新闻，我告诉他利比亚打起来，他又往细了问，我就往细了给他说说，就那么点事，他也聊得津津有味。
很多海外的华人都会这样，见着国内来的人，感觉特别亲切，像是家里来人的感觉。当然也有例外，我也会碰到另一类的“绿卡一族”，他们接受了国外的教育和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也耳濡目染貌似高举西方的价值观，对待国人和自己的国家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中国的一切都不入他们那高端的法眼。其实，这种自命清高、不可一世的样子多半是做出来给人看的，是表面文章。
在我看来，他们中的不少人不仅活得不轻松，关键是在他们内心深处会有种隐隐的孤独感。那不仅是感情上的孤独，而是一种文化的孤独，民族归属感的孤独。因为，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我们中国人有本质的不同，西方人喜欢清静，喜欢独处。他们祟尚自我的独立，待人接物大都注重表面文章。而我们中国人则不同。我们生来偏好从众，喜欢热闹，也爱凑热闹。
这和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并不良好的生存状况，有直接的关系，“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就是写照。在国内，经常会有这种饭局：一群朋友聚在一起吃火锅，这个突然想起一个人，那个又招呼来了另一个。于是，一顿三五个人的饭到后来越吃人越多，变成了一场大聚会。而在国外，这种情况是不可想象的。
与夏威夷州长尼尔·艾伯克伦比合影。艾伯克伦比谈起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时，他说从历史上的孙中山开始，夏威夷就与中国有了美好的渊源，“这里是东方与东方交汇的地方”。他还强调夏威夷人与中国人有相似的传统与价值观，他说：“中国人尊重祖先，夏威夷人也是，我们的语言里也有‘长辈’这个词；我们的基本价值观都是和谐、团结、家庭。”
生活在国外的人，多少怀有一种寄人篱下的心理，没有心思也没有底气去关心更多的事情。不避讳地说，在国内，怎么说我们也是主人，我们可以让所有神经的触觉，都吸附于我们所在的社会，我们还可大摇大摆，甚至肆无忌惮地过习惯的生活。当然，我们更可以纵论天下，就像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一样。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好坏都是。而海外的同胞们却无法这样。
后来，我们到了夏威夷之后，又遇到一个风格迥异的中国人。他是广东人，在那边也待了近十年，对当地的各种制度了然于心。在机场接到我们那天，一上车，他就很严肃地向我们提出要求：你们可能有人来过美国，有人没来过，这里法律很严格，有许多规定，你们一定要遵守所有的制度，严格听从安排。
他的语气像是一个幼儿园老师，带着一群不懂事的小孩，左一个不放心，右一个不放心。之后，我们所到之处，这位老兄总是非常紧张。比如说像我这样的老烟民，时不时都想来一口，有时候烟刚拿出来，他马上就玩命拦着我，不行不行，离屋檐起码要八尺，在墙根下抽烟要被罚款的。我说八尺都到马路中间了，他就一句话：“不行，只要我带你就不行。”特别死板一哥们儿，感觉像是被太多良莠不齐的国内旅行团伤害过一样。
其实，我们出门也是第一次找旅行社接待，他也不了解新闻媒体的性质，我们可能随时就会停下来拍摄，他就会感到很愤怒，觉得我们不守规矩。他的态度不太像来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中国老乡，而是比美国人还美国人，在美国他说了算的感觉。
如是几次，我实在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跟他理论了一番。我说：“先生，我告诉你，你要是接着这么干，这次你肯定收不到钱了，我们一定会跟旅行社投诉。我们是新闻采访的团，有一些特性，希望你能配合一下。还有你这态度，能不能稍微缓和一点，你看人家美国人，还不是照样站在马路上抽烟，我抽不抽烟，美国人抓的是我，你怕什么？”他一看我变脸了，像是突然有个开关被触动了，反而开始跟我聊起来。聊着聊着，倒是不打不相识，成了朋友。
跟他深聊之后我发现，这老兄就是因为长时间在美国生活，压力太大，经常被那儿各种各样的规矩所制约，屡受其害，有点被弄怕了。而且，他带的团里面，也真有中国人不听招呼的，在旅馆里抽烟，触动了报警器，人家过来要罚款，他就要负责出面解决。久而久之，他就有些草木皆兵。
他说：“水先生，我不是针对你们，我也觉得有时候太紧张，好像有点不厚道。你看，在国内我们干什么都像是自己家里，很随心所欲，到了美国，这个社会不是我们的社会，这不是我家，我在这属于客居他乡，首先得看人家脸色，我得把我这份活干好。”
和他聊多了，我发现，他的生活很单调，不忙的时候，就凑几个人打麻将，此外就是接团工作。有时候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