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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咽瞧呤嗨甑母吡淞耍绻肓危敲挥腥魏挝侍獾摹？銮遥桓鋈朔芏妨艘槐沧樱刮俗私�30年的牢，好不容易看到他斗争的一切成为现实，而他在南非国内外的声誉又如日中天，万民爱戴，他却选择了停止。这是怎样一种心胸和境界？权力到底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难道他是个“神”？！
曼德拉去世后，世界各地都在悼念他。在北京的南非大使馆外，人们也摆上了鲜花蜡烛缅怀他。在微信上看到我的一位同事发了照片，我略带诧异地问他：“亲自去悼念了？”他回复道：“家离得近，带儿子去看看，对他是个教育。儿子到了需要独立思考的年纪，我们带他去看那些摆放在使馆前面的花束，就是想让他去思考，一个万里之外的异国老人，为什么能够赢得超国界、肤色、种族的尊敬与爱戴。让他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应当如何面对可能遭遇的不公、纷争、歧见与隔离。”
同事的话，回答了这些年我一直试图探寻的关于曼德拉的答案。人们祟敬曼德拉，是因为他代表了人性的一种辉煌，他身上有一种让人励志的精神——坚韧、忍耐、宽容。这种精神，恰恰是生活在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最缺乏也最渴望拥有的。作为政治家，曼德拉其实是一个特例。
严格来讲，作为一国总统，曼德拉的功绩乏善可陈。在他治下的南非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迅速崛起，民族团结，欣欣向荣，却相反出现了很多问题，甚至出现了黑人反过来欺压白人的新的种族歧视现象。有专家点评，曼德拉作为政治家的辉煌，在1994年他宣誓就职新南非总统之后就画上了句号。但这并不影响曼德拉的伟大。
曼德拉代表的，是由甘地所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精神。这种精神是对权威的蔑视，对公正、平等、民主与自由的追求。而这种精神的具体实施手段——宽容、理性与博爱则是一种超越了报复、仇恨的祟高境界。它不但考验着一个人以及一种政治运动的品质、决心，还有他们的信仰与智慧。
不同的时代，会催生出带有那个时代色彩的政治家和领袖人物。曼德拉其实是属于上一个时代的。当然，那个时代更多的并不是非暴力，那是一个自由、民主、权利并不普遍的时代，而要获取这些，更多的时候需要付出血的代价。那个时代的政治人物，还包括毛泽东、马丁·路德·金、卡斯特罗、阿拉法特、基辛格，甚至还可以包括在年龄比他们小许多的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
那是一个如火如荼、血雨腥风的时代。那是一个通过斗争，争取独立、公平和自由的，火红的、略带浪漫主义的年代。那是一个乱世出英豪的年代。这些英豪们用他们个人的奋斗和强烈的个性，也曾主导过历史的进程，主宰过国家的走向和人民的苦与乐。他们中的有些人会被历史记住，也有一些会被遗忘。
当我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和卡斯特罗共唱《美丽的哈瓦那》时；当我坐在查韦斯对面，听他朗诵他写给子女、类似遗言的诗歌时；当我在加沙，看着阿拉法特用颤抖的手指，比画着他对建立自己国家的坚定信念时；当我看着坐在对面的基辛格，时而纵论他对中美关系的高见，时而又会忽然在采访中睡着时……我知道，我是在面对一个时代，一个已经渐渐远去的时代。
相比之下，当下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家们已经旧貌换新颜，是全新的一代人了。他们年轻，他们时尚，他们由于时代的变革拥有新的理念，有时候他们还会显得很可爱。但本质上，他们和他们的前辈一样，是可怕的，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他们那个圈子的利益，他们玩的是政治，是决定人的命运的游戏。所以，尽管他们嘴上也常喊着多极化、地球村、普世价值，时常跑跑步、骑骑自行车，身体力行倡导低碳生活，来到中国更是嘴上抹蜜、引经据典，背上两句孔子的话，再把中国和中国人民狠狠地夸上一番，但骨子里，他们是地地道道的政治家，一到关键时刻就会原形毕露。
我们中国人特别爱和别人套近乎，总喜欢把某个外国人冠之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哪个外国领导人会说两句中文，就会认为那人肯定是“亲华、知华”派的，要是有个跟我们长得一样的华裔，那就更了不得了，那感觉就好像人家是咱们潜伏到别人国家的“余则成”。
事实上呢？我们的“老朋友们”除了来中国次数比较多，时常说两句中国人爱听的好话，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人家还不是该骂你就骂你，该投你的反对票照投？指不定暗地里还会为自己国家的决策者们就如何围堵中国出谋划策呢。
这些年，来中国的外国领导人像是中了邪一样，都会临时抱佛脚学两句中国的古语，来到中国给中国的公众（往往是大学生们）显摆一番，我们的媒体也像被人家点了穴一样大肆报道。而说不定过不了多久，就会传来他（或者她）见了达赖、给台湾卖武器、支持“西藏独立”，或者宣布对中国的某个产品实施制裁这样的消息。至于说那些个华裔们，还能说什么呢？人家自己就有个形象的形容——“黄香蕉”，意思是说，虽然看上去和我们一样是黄皮肤黑眼睛，但里面的心是白的。
小布什当政期间，有一位华裔女性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了美国政府内阁，当了美国的劳工部长，她的中文名字叫赵小兰。几年前我专访她时就闹得不太愉快。
采访地点安排在北京一家五星级酒店内进行，我们的摄制组早早来到现场，开始布置采访场景，架设灯光和摄像机的机位。我的《高端访问》摄制组是一支非常专业的团队，每次采访我们都会提前一两个小时到现场，精心设计场面，安排景别，布设灯光。为了追求高品质的画面效果，我们还花大价钱专门购置了一套德国的灯光设备，大大小小加起来有六七盏专业的灯。为了让被采访者满意，我们每次还会专门带一个小监视器，让对方负责的人亲自检查摄像效果。
那一次，在赵小兰出现之前，她的助手也专门跑过来，仔细审核了我们的镜头效果，认为很好。我们也特别跟她的助理强调，按照我们每次人物专访的惯例，当赵小兰出现的时候，我们会拍摄一组她走进来，我上前迎接她，请她落座的镜头，她的助手当时明确表示没有问题。然而，一切在赵小兰入场后就变了。
当她看见摄像机在拍摄她走进来的镜头时，脸色骤变，停下来大声呵斥道：No Picture（不许拍）！然后转身就往回走。我们莫名其妙，之前不是说好的吗？在经过了一番交涉和解释后，赵小兰终于回来了。
坐下来后，我堆着满脸笑向她解释，刚才拍摄是事先征得她助理的同意的。赵小兰一脸的不高兴，未置可否地“哼”了一声。然后她开始前后左右打量起来，很快便又一次爆发了。她用英文对她助手和我抱怨说，拍摄的镜头不好看，灯光刺眼，不够柔和。
在她喋喋不休了近五分钟后，我冲她的助手无奈地摊开双手：你们之前是看过的，现在怎么办？要不你们说怎么拍？现场的气氛异常凝重、紧张。最后，为了保证采访进行下去，我们只能按照赵小兰的意思，重新调整机位和灯光。虽然当时我就知道，赵小兰曾经在一家华语电视台客串过主持人，对电视应该不算是外行，但老实说，从专业角度来讲，她那样的调整只能用一个词形容：“业余”。
一切平静下来后，采访开始。由于她的华裔背景，自然在我的问题中也会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比如，她如何开始从政的，华裔在美国社会如何突破“玻璃天花板”，华人在美国的地位，对中美关系的期待等等。
而很快，我就注意到，每当我在问题中提到“Chinese American（华裔）”这个词的时候，赵小兰在她的回答中，一定会很强调地把这个词改称为“Asian American（亚裔）”，而且每次都是这样。感觉她似乎特别怕人知道她祖上是中国人，有意避开华裔这个字眼。
当然，在美国，人们在种族、肤色等问题上特别小心，生怕被人误读你有歧视倾向。在美国，祖籍是非洲的黑人都会被统称为“African American（非洲裔）”，祖籍是拉丁美洲的被统称为“Latino American（拉丁裔）”，自然，来自亚洲各国的移民也被称作是“Asian American”。惟一的例外是欧洲来的白人，人家不说自己是“European American（欧洲裔）”，而是直接自豪地说自己是爱尔兰裔、意大利裔、德国裔等等。可能越被歧视的人反而对歧视越敏感吧。但让我不解的是，赵小兰是在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你将面对的是你父辈们的骨肉同胞，对着他们，说自己是个华人，不算什么大逆不道吧？
赵小兰当美国劳工部长的时候经常访问中国，也在各地演讲，大谈中美合作，但她毕竟代表的是美国政府的立场，维护的是美国人的利益。有一年，美国国内的政客和媒体开始炮轰中国，认为中国廉价的劳动力，造成了美国工人失业大幅增加，赵小兰毅然率领一支“高级”代表团来华“兴师问罪”。她在出发前的公报中说，为了美国工人的利益，她将同中国方面进行磋商，“以确保中国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工作条件与其经济发展速度保持步调一致”。
我在采访时任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女士时，她强调自己“亚裔”，回避“华裔”这个词。而后来很受国内媒体热捧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则自称为有中国血统而自豪，但他也强调，会忠实地为美国利益“服务”。
这几年，她不当部长了，调门倒是降低了不少，到处演讲，接受采访，也乐于将自己的华人背景挂在嘴边，人好像也变得随和多了，国内大小媒体很买她的账，时常拿赵小兰的故事来激励奋斗中的年轻人。只不过，每当我看到她，耳边就会响起那个词——“Asian American”。
另一位最近很受国人热捧的“Asian American”，就是美国驻华大使、前商务部长骆家辉。说实话，当他坐经济舱、自己背包、拿优惠券换咖啡喝等“事迹”被广为传颂的时候，我并没有太以为然。中国的大使在外国如此勤俭节约的也大有人在，况且外交官在外享受什么待遇，各国是有不同标准的，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的标准绝对比中国的标准高。一种可能是，美国的财务制度比中国的灵活，可以包干，也就是说，你省下的可以归你自己腰包。
然而，当后来美国大使馆率先公布北京市的P。M 2。5空气质量数据，和之后的“陈光诚事件”后，让我对这位几年前曾经采访过的美国政客另眼看待了。虽然和赵小兰不同，骆家辉自称为有中国血统而“自豪”，但他也强调，他更为是个美国人自豪，会忠实地为美国利益而“服务”。
和他在中国接受采访时的调门不同，回到美国，骆家辉更会实话实说。2012年他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的专访时，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说，中国是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中国的发展意图让全世界担心。中国的行为方式令人担忧，包括南海领土争端以及经济政策，中国应当遵守国际规则及国际贸易体系等等。
其实，当今世界的政客和政治家们，特别是西方政治家，个个都是各自国家的顶尖好手，他们推祟利益，信奉务实哲学。为了达到目的，有时候他们很善于放下身段，投你所好。在我看来，赵本山最大的贡献是让全中国人知道了一个词——忽悠。而将“忽悠”在中国人身上玩得最出色的，却是这些外国的政客们。
2013年底，英国首相卡梅伦来中国访问。两年多前，卡梅伦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在伦敦以“私人形式”会见了达赖，招致了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两国关系因此受到影响，中方还推迟了卡梅伦原来访华的计划。时过境迁，两年后，卡梅伦率领了“史上最庞大的”英国工商代表团来到中国，攒足了精神要和中国“照常营业”。
事前，英国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为了讨好中国网民，让卡梅伦在中国一家网站开了自己的微博，还放出话要坐一坐中国在世界领先的高铁，吃一顿四川火锅。当然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是必不可少的。英国人挑选了两家媒体一前一后对卡梅伦专访，一家是杨澜，另一家就是我。杨澜在前，卡梅伦访问前，杨澜去伦敦采访了卡梅伦，而我的专访被安排在卡梅伦访问上海时进行。
卡梅伦是典型的当今新生代政治家，他出生于1966年（比我还小三岁，瞧瞧人家），2010年当选英国首相，是英国近200年来最年轻的首相。他的家族出身显赫，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