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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传-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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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事。特别是在一次父子争吵之后,德尊把家修的腿打得骨折了,一度家修离开家里,父子二人结下了更深的仇恨。这样,德尊就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家宝身上了。他希望他不要像自己那样,从官场的腐败和尔虞吾诈的角逐里讨活计,那是太冒险了。他为家宝想好了,让他去学医,考医科大学,将来去当医生。这就是德尊为儿子设计好的前程。

曹禺毕竟年轻,年轻人总是充满着色彩斑斓的人生幻想。他从小就想当演员,想做发明家。他现在演剧演得这么好,受到老师同学的称赞。但是,当演员,特别是话剧演员,是没有职业剧团可去的。何况,怎么能一辈子当演员呢!如果把演员当作终生职业,别说像他这种官僚家庭,即使一般家庭都是很难通过的。演员的职业是被人看不起的,在学校演新戏同当职业演员不是一码事。这时,曹禺自己心中有个古怪的想法,他爱演戏,入了迷,但是他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很好的演员,这倒不是他故意谦虚,而是在经过舞台实践后产生的自我评价。所以,他觉得他不能走当演员的道路。但是,他究意要走哪条路呢?

在他演戏的过程中,也曾产生过写戏的念头。他也正在酝酿剧本创作,如果真能写出好的剧本来,那该多好!他写过小说,写过诗,搞过翻译,产生写剧本、当剧作家的想法也是自然的。但是,那时又怎么能指望写一辈子剧本呢。这种想法,似乎也并不实际。但是,事到临头必须做出选择了。看来,还是父亲更有定见。他怕家宝不愿意报考医科,便写信给他的朋友李梦庚,请李梦庚去说服家宝。在大城市当一名医生,那是极受人尊重的,医生是铁饭碗,谁都会生病,谁都会找人治病,哪朝哪代都需要医生,是万人求的职业。何况,又可避免政治风浪的袭击!也许家宝觉得父亲的意见是对的,便下决心去考协和医学院。那时,能考上协和医学院很不容易,它是全国最高的医学学府。竞争的人多,录取者寥寥。尽管他作了认真的准备,也终因物理化学成绩稍差而名落孙山。后来,曹禺又考过一次协和,依然没有考取。看来,他和医学是没有缘分的。

人生常见的事,是往往追求的东西反而得不到它;并非锐意追求的,反而得来毋须费功夫。当然,他不是那种功课很差的学生,但是,他就是不善于应付考试。其实,这并不奇怪,考试有它的学问。曹禺两次考协和不中,后来,他又曾两次考留学生,也未考上。他读书从来不是为了应付考试,他是书呆子,但又不会背书考试,所以,往往榜上无名。他就是这么一个人。1928年6月,曹禺作为南开中学第21届毕业生结束了中学时代的生活。9月,他被保送进入南开大学政治系。不知道他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专业,但后来证明他是不喜欢这个专业的。

曹禺进入南开大学的时候,南开大学已经是一个有着十年历史的新兴的高等学府了。

从南开中学到南开大学的路程不算远,走到南门外大街,经过海光寺、万德庄、六里台,就到了荒芜冷清的郊区八里台了。这里,既看不到高高的院墙,连一个遮拦的铁丝网也见不着,更看不到密集的建筑群。墙子河沿着校园流过,河上架起一座新式的拱桥,这就是南开大学的标志了。跨过桥去,就是校园,南开人把这座桥称作大桥,其实,它并不大。

进入校园,映入眼帘的是另一幅景色。一只圆形的时钟,来往的行人都能看到它,它是南开人运行的指示计。大中路的左侧有一座庞大的古钟,和时钟相映成趣,这古钟上还刻着《金刚经》。人们都喜欢在古钟前面拍照,留下珍贵的纪念。

曹禺入学时的心情不能说是兴高采烈的,他毕竟没有考取他想要上的大学。但这里对他还是有吸引力的。校园还正在修建之中,仍然保留着郊野田园的朴素美。校园的中心是一个十字形的湖塘,湖中荷叶荡漾,岸边垂柳依依,秋风吹过,倒也清静爽人。十字湖的南侧是理工学院的思源堂,右侧是文商学院的秀山堂,距秀山堂不远的一片桃林丛中是女生宿舍芝琴楼。还有一座木斋图书馆。这些精巧剔透的楼舍散落在湖的四周,形成一个幽雅而恬静的读书环境,这倒是曹禺所赏识的。

大学的新生活给他带来新的希望和追求。自然,他仍然刻苦地攻读,更加奋发地吸取新的知识,探索新的领域。正是青春燃烧着旺盛生命火焰的岁月,他用心地体验着人生,锻炼着自我。也许,从表面看来,他生活的圈子十分狭窄,从家到学校,但他的自我感受却是相当锐敏而丰富的。

不知是一种什么力量在驱使他,突然对体育发生了兴趣。不是体操,不是球类,也不是跳高跳远,而是迷上了马拉松。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文质彬彬的小伙子,对马拉松那么热衷。曹禺这个人就是这样,只要发生兴趣的,就拼命去追求。跑马拉松谈何容易,得要经过持久而艰苦的锻炼才能适应起来。每天清晨起来,出校门朝着海河的方向跑,先是跑到法国桥,再逐渐地延长距离。他似乎是在探索身体的秘密,也在锻炼自己的意志。他身体并不好,跑到一定距离,就支持不住了,好像就要倒在马路旁边。但是熬过去一阵儿,似乎又觉得可以坚持下来,反而产生一种轻松感。有一次,他加大了运动量,接近终点时,他实在觉得自己不行了,心脏负担已经承受不了,满眼冒金星,差点就摔倒在地了,他咬着牙,默默地鼓励自己:“坚持就是胜利!”“忍耐,再忍耐!”硬是这样熬过来了,跑到了终点。他是这样回忆的:

我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有这样一个阶段,大概是春天,我练习马拉松跑,从南大出发,经过法国桥,朝着塘沽方向跑,到一个俄国公园再折回来,约摸有几十里路。开始跑不到三分之一的路程就坚持不下去了,就没有力量了,眼看就要瘫在马路上了,这就是所说的“极限”吧!但是咬着牙坚持过去,就又跑得轻松起来。这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一种人生的体验,就是坚持这么一阵子,难关就度过去了。①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疲倦极限”,人在锻炼中一跨过这个限度,反而迎来一个新的阶段,带来一种新的适应力,跑得反而更加轻松自如。曹禺亲自体验到它,就带来一种人生的启示和领悟。他总是把一些事情同人生哲学联系起来。

在南开大学的日子,他对音乐也着了迷。他对音乐的节奏和韵律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他从小就喜欢听法国教堂的钟声,有时,他特意跑到平台上去听那远远传来的沉实的钟声,那声音在他心中荡漾开来,产生一种美妙的心境。在宣化,傍晚在城垛上听那凄凉的军号声音,又别是一种感受。他经常沉浸在这些富于乐感的氛围里。他有时还跑到教堂去,专门聆听教堂的音乐。他对音乐从未刻意钻研过,他是凭他的直感去感受,并陶醉在音乐的境界里。最难忘记的,是俄国著名的歌唱家夏里亚宾到天津演出,他知道这个消息后,便抢着去买票。好贵的票,一张要五块钱!但是,只要能听到这位大歌唱家的歌唱,他也在所不惜。

他永远忘不了夏里亚宾的歌唱。他那浑厚而沉实的歌声,他的《船夫曲》唱得悲怆有力。随着钢琴的伴奏,他似乎听到伏尔加河岸边的纤夫的脚步声从远处隐约传来,渐渐地走近了。歌声中饱含着愤懑和不平,钢琴的伴奏交替地出现着连音符和四分音符,好像伏尔加的波涛在翻滚,又好像是纤夫的心潮在澎湃汹涌。那歌声就是他们发出的深沉有力进行抗争的呼喊。随后,纤夫的脚步声音又渐渐远去。他好像真的听到纤夫的沉重的步伐,声声的叹息。钢琴的伴奏铿锵有力,象征着纤夫的坚韧不拔,走得远了,更远了……。歌唱早已停止了,他还沉浸在这歌声里,激起他的感情的波涛。纤夫的号子声,在他胸中激荡着,激荡着。曹禺说:夏里亚宾是高尔基的好朋友,我听过他的歌唱。他到天津来了,开独唱音乐会,我记得是在英租界的一个礼堂里,相当讲究的一个音乐厅。那时,最高的票价是十元,我穷,但仍然化了五块钱买一张票去听。他的《船夫曲》唱得深沉,浑厚,有力,令人神往。我还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美妙绝顶的歌唱。西洋音乐给我以很好的影响。①

他热衷跑马拉松,他迷上音乐,而大学的课程,却引不起他的兴趣,甚至他每次去上课都觉得厌烦,这与他的爱好相去太远了。他不喜欢政治系的课,不愿意去听那些政治经济之类的枯燥学问。讲什么比较政治啦,比较议会制度啦,把各种议会制度拿出来比较,论其短长,评其优劣。这些,对他来说真是太难入耳啦。即使上课的教师都是留学外国回来的教授、讲师,也不能引起他的半点兴味。何濂教授的经济学课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而曹禺也同样感到枯燥无味。只有司徒月兰的课,他还愿意去听。司徒先生经常挑选一些外国作家的文论诗论来讲,倒使他觉得受益不少。司徒先生讲雪莱的《为诗辩护》(ADefencepoetry),雪莱的文章写得漂亮,笔端激扬着论辩的才气,浪漫派的风格十分鲜明。特别是雪莱的观点,他那种以为诗是以其想象和热情而引人向善的见解,颇能引起曹禺的共鸣。而雪莱对诗人的论述,也很令曹禺向往。雪莱说:“一个诗人既是给别人写出最高的智慧、快乐、德行与光荣的作者,因此他本人就应该是最快乐、最良善、最聪明和最显赫的人。至于说到诗人的光荣,我们不妨让时间来回答,在人类生活的建树中,有何种人的名誉能比得上诗人能名誉。”他本来就喜欢诗,自然也崇敬着诗人。而雪莱的话,无疑使他对诗人的光荣和职责更加向往了,他是要做一个诗人的。

当然,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对戏剧艺术的迷恋。实际上,他的心早就同戏剧凝聚在一起了。无论他有多少兴趣,多少爱好,但戏剧就像磁石一样,把它们都吸收过来。

事实上,他也摆脱不开。南开大学把他留下来,也是不愿意把这个有才能的演员放走。当他演出《娜拉》时,他已经在南开大学读书了。但也正是在演出《娜拉》之后,他心里在起着变化,萌生出新的想法,就是要写剧本。他曾这样说:“很快就发现我不适合演戏,我想,还是写剧本吧。”①“小时候,我很想当演员,想一辈子当一个演员。大约因为我是一个很不好的演员,这条路,我终于放弃了。但是,我觉得一个写戏的人如果会演戏,写起戏来就会知道演过戏的好处。我小时候参加了一些戏剧活动,在中学和大学都演过戏。这对我有一些帮助。”①他把自己的想法最先告诉给他的一个要好的同学杨善荃。杨善荃比曹禺高两个年级,岁数也比曹禺大,他看过曹禺演的戏,很欣赏他的才能,真像个老大哥那样关心着他。他热心地辅导曹禺学外文,把英文单词写成卡片贴在曹禺的床头上,曹禺也把他看作是个老大哥。曹禺回忆说:《雷雨》的构思很早了,在南开中学时就产生了一些想法。但是,我还不知道写个什么样的戏。我记得跟杨善荃谈过,谈得很乱,头绪也多,我自己都理不清楚。杨善荃很鼓励我。他说,一个大作品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搞起来的,总得搞很多次,反复地修改琢磨,才能搞出好作品来。杨善荃作为一个比我年长的高年级同学,还把他收藏的戏剧书借给我看,他特意买了英文的编剧法之类的书送给我。我后来到天津女子师范学院当教授,也是他推荐的。②杨善荃是这样回忆他和曹禺的友谊的:是张彭春把曹禺培养出来的。张彭春对戏剧有研究,在南开大学开过戏剧班,这个班上有曹禺。曹禺的戏受易卜生影响,也受希腊悲剧的影响。他未写戏之前,是搞了调查的,学习人物的语言是下了功夫的。《雷雨》的背景材料,可能来自他熟悉的一些家庭,还有他自己的家庭。他的戏剧语言,恐怕在中国要数他了。我比他年长,高两三个年级,我那时很喜欢曹禺的才能,看他演戏演得那么好,我的书比较多,我就把我收藏的外国戏剧的书都借给他看,他还跟我学英文。①

曹禺很怀念这位老大哥。的确,他曾给了他许多的鼓励和帮助。

在曹禺的大学生活中,演戏和钻研戏剧依然占据着主要地位。张彭春总是抓他排戏演戏。《娜拉》公演时,他已经在南大读书了。紧接着便又参加《争强》的改编和演出了。为迎接1929年的校庆,张彭春准备把高尔斯华绥的《争强》搬上舞台。那时,有了郭沫若的译本,但是,作为演出本还有距离,张彭春就把改编任务交给了曹禺,师生合作。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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