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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都向女人扑上去”,但是,卖淫却也如同瘟疫一样,成为这畸形的半殖民地都市社会的普遍现象。与此同时,到处都是衣不蔽体的穷苦百姓,在那里受苦受罪,挣扎在死亡线上。这一切,都使得曹禺冥眩不安。他说:
我应该告罪的是我还年轻,我有着一般年轻人按捺不住的习性,问题临在头上,恨不得立刻搜索出一个答案;苦思不得的时候便冥眩不安。流着汗,急躁地捶击着自己,如同肚内错投了一副致命的药剂。这些年在这光怪陆离的社会流荡中,我看见多少梦魇一般的可怖的人事,这些印象我至死也不会忘却:它们化成多少严重的问题,死命地突击着我,这些问题灼热我的情绪,增强我的不平之感,有如一个热病患者。我整日觉得身旁有一个催命的鬼低低地在耳边催促我,折磨我,使我得不到片刻的宁贴。①他是那么充满着热情,又是那么精力旺盛,创作的冲动和欲望不时袭来。他正在酝酿着新的剧作。不过,他已经不满足于他的《雷雨》,他觉得它“太像戏”了,在技巧上也“用的过分”。他要写更新鲜的东西,更有气魄的作品。
在惠中饭店看到的交际花,以及听到交际花服毒自杀的事件,给了他一个强烈的印象。不知是怎样一种偶合,他又想到艾霞之死,想到阮玲玉之死,还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王小姐。这些构成了陈白露最初的形象。
1935年3月8日,在上海发生了一起震惊社会的事件,红极一时的著名电影演员阮玲玉,在恶毒的谣言和卑鄙的诽谤中服毒自杀了。阮玲玉出身贫寒,父亲早死,母亲为阔人家当佣人。母女相依为命,在泪水中讨生活。她没有受过较高的文化教育,在艺术上也没有经过专门的培养。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被挑中当上电影演员。只因为剧中角色的悲残遭遇,同她的命运有所契合,使她成功地扮演了许多角色。往往剧中人的话也是她内心要说的话,成为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当她正在艺术上处于高峰的时候,她只有25岁。由于她那个不幸的婚姻,那个曾经欺骗了她、玩弄了她的张季珊,以及从背后支持张季珊而对进步电影怀恨在心的反动势力,掀起一阵又一阵造谣中伤、迫害诽谤阮玲玉的狂潮,使阮玲玉含恨而死。她的死引起社会上的极大震动。鲁迅曾为此写了《论人言可畏》,揭露反动谣诼,为阮玲玉鸣不平。当她的葬仪进行时,沿途数十万人为她送葬。曹禺说:我写陈白露自然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影子,但创作决不是生活的照抄。我看见过舞女,我看见过交际花,但写出来就和这些见过的东西有很大区别。但是艾霞的自杀,阮玲玉的自杀,这些事却往往触动着我,陈白露之死,就同这些有着关联。当时关于阮玲玉的报道那么多,她演的电影我看过,她的自杀激起有良心的中国人的不平,阮玲玉是触发写《日出》的一个因素。①王小姐,又是怎样一个人呢?见过她的人都说她长得很漂亮,没有多么高的文化,但举止却落落大方。当时,她和《益世报》的罗某某同居了,罗某某去南开大学讲课,王小姐也跟着他坐汽车去,她的风流艳事在文化界流传着,她的打扮、风度都使人刮目相看。但她却不是交际花。曹禺说:这位王小姐的父亲和我父亲要好,是朋友。王小姐也到我家来过,这样认识的。的确她长得漂亮,也可以说迷人。当然,她不是陈白露,不是交际花。她是胡闹,她不卖钱的,我同她不十分熟悉。但是,她这个人一下子就把我写陈白露的形象点燃起来,就像我那位同学的嫂子,点燃了蘩漪的形象。方达生的影子是靳以,靳以就有那股憨劲儿,从来不懂世故。还有艾霞、阮玲玉自杀,都是触发写陈白露的因素,她们的自杀是令人思索的。就是这一切凝聚起来了,才有了陈白露的形象。
各种各样的生活影子。但王小姐却把各种生活影子点燃起来。是这样一种点燃、生发、想象。梅特林克写《青鸟》有什么生活?靠什么生活?他是在生活中激扬了他的想象和感情。把一个典型说成是从某某人那里来的,这是没有多少道理的。陈白露决不等于王小姐。①
为什么又把陈白露起名叫“竹筠”呢?这里也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曹禺曾说:
我正酝酿《日出》,忽然接到一封信,这封信很长呵,有十几页。从文笔、字迹来看,都像是一个女孩子,署名“筠”。这封信表露她看到《雷雨》之后对一个作家的敬爱和感情,谈了《雷雨》的观后感,谈了她的感情经历。但是她不要我回信,还说,“你不要找我,我以后也不准备再写信给你”。后来,我就把“筠”这个名字用到陈白露身上。人生有很多事是很奇妙的啊!这个女孩子活着,大概也有七十多岁了。①
在太原看到的妓女的惨状,总是萦绕在他的心中,这些,又和交际花的生活影子连成一片。但是,只是从外面看到,他对妓院的真实情状却是毫无所知的,他还从来没有去过那种地方。天津的三不管、侯家后、富贵胡同这些地方有妓院,只不过是听人说的。但他渴望探知其中的秘密,一定要把这社会痈疽暴露出来。这种心情使他变得勇敢起来。关于他搜集《日出》第三幕素材的经历,很像是一出生动而惊险的戏剧。
他到妓院聚集的地方去调查,开始,心中还未免怯怯的。像他这样的教授到那种见不得人的地方,且不说让熟人看见会丢面子,就是他自己也觉得难为情。进到那狭窄的胡同里,夜晚,胡同里灯光暗淡,一股制鼻的气息迎面扑来。在昏暗的光线里,各种嘈杂的声音,要饭的,实报的,卖糖卖豆的。妓院的大门口上都贴着“南国生就美佳人,北国天然红胭脂”这样一些低级庸俗的对联,门前站着两三个妓女在那里挤眉弄眼地拉着嫖客。墙上贴着的乌光红油纸上,歪歪斜斜地写着“赶早×角,住客×元,大铺×角,随便×角”。
走进院里,只见一排排鸽笼子似的小屋子,从这个门洞到那个门洞,川流不息来往着各种各样的人。在灯光下,他看见从鸽笼里走出来的妓女,一个个脸色蜡黄惨白,没有一丝血色。只听伙计一喊“见客啦!见客!”这些女人便随着点叫,依次走上前去,让嫖客们挑选。在他看来,这些女人就像锁在这人间地狱里的可怜的动物。
在那些寝食不安的日子,他混在里面,和妓女们面对面地交谈,终于使他有了一种惊人的发现。在这最黑暗的角落里,在那些污秽掩盖着的“可怜的动物”身上,发现了人间美好的心灵。他说:
那里面的人我曾经面对面地混在一起,各人真是以人与人的关系,流着泪,“掏出心窝子”的话,叙述自己的身世。这里有说不尽的凄惨的故事,只恨没有一支Baizac的笔来记载下来。在这堆“人类的渣滓”里,我怀着无限的惊异,发现一颗金子似的心,那就是叫做翠喜的妇人。她有一副好心肠,同时染有在那地狱下生活的各种坏习惯。她认为那些买卖的勾当是当然的,她老老实实地做她的营生,“一分线买一分货”,即便在她那种生涯里,她也有她的公平。令人感动的是她那样狗似地效忠于她的老鸨,和无意中流露出来对于那更无告者的温暖的关心。她没有希望,希望早死了。前途是一片惨淡,而为着家里那一群老小,她必须卖着自己的肉体麻木地挨下去。她叹息着:“人是贱骨头,什么苦都怕挨,到了还是得过,你能说一天不过么?”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是这类可怜的动物最惨的悲剧。①这些妓女的遭遇,的确使得他心疼:“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呵,我心疼痛,我心在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他恨透了衣冠禽兽的世界是怎样残酷地摧残着人性,在扭曲着人的灵魂:“上帝就任凭你们存邪僻之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种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些,他熟读过的《圣经》中的箴言,回荡在他的心胸之中。
他一定要把他亲眼见到的写出来,他的勇气与日俱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要熟悉这黑暗角落的一切。为了学数来宝,在严寒的三九天,半夜里在一片荒凉的贫民区去等候两个吸食毒品的乞丐。这是事先约好,并且要给赏钱的。可能是赏钱给多了,他们猜疑他是个侦缉队之流,便没有来。他冒着刺骨的寒冷,瑟缩着到一个“鸡毛店”里去找他们,也许因为找的次数太多了,被一个罪犯样的落魄英雄误会了,这个家伙大打出手,险些打瞎了他的一只眼睛。曹禺还不死心,有了经验,不再独自冒险。或是托人介绍,或是乔装打扮,改头换面跑到“土药店”里,同那些像黑三一样的人物讲交情,曹禺这样回忆说:开始,我是跟着中国旅行剧团的人去三等妓院调查,什么样的人物都看过的。好多妓女的话都是当场记录下来的。人家也奇怪,我说我是报馆记者。慢慢搞熟了,什么话都讲给你。我记得这样搞现场调查,整整搞了一个暑假。当时,我还得教课,是够紧张的。也带着靳以去,靳以就像方达生那么一种书呆子气。砸窑子,招待不好,就砸了,是常有的事。翠喜那种妓女是自由身,可以回家,其实她也跑不了,得给当班的印子饯。小东西就不准乱跑。土药店,土药就是大烟,土药店又称戒烟所。像个澡堂似的,一排排的床,都不是什么有钱的人,乞丐也来。满屋子抽得乌烟瘴气,有女招待给烧烟泡。①
他在调查时,被一位朋友看见了。于是便有谣言散布出去,弄得他无法解释。但他硬是把调查坚持下来,尽管遭受不少折磨、伤害,甚至是侮辱,但却使他获得了最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他写《日出》较之写《雷雨》,更是憋满了一腔愤懑之情,更强烈,更深沉。
一件一件不公平的血腥的事实,利刃似地剌了我的心。逼成我按捺不下的愤怒。有时我也想,为哪一个呢?是哪一群人叫我这样呢?这些失眠的夜晚困兽似地在一间笼子大的屋里踱过来,踱过去,睁着一双布满了红丝的眼睛,绝望地愣着神,看看低压在头上黑的屋顶,窗外昏黑的天空,四周漆黑的世界,一切都似乎埋进了坟墓,没有一丝动静。我捺不住了,在情绪的爆发当中,我曾经摔碎了许多可纪念的东西,内中有我最心爱的瓷马观音,是我在两岁时母亲给我买来的护神和玩物。我绝望地嘶嘎着,那时我愿意一切都毁灭了吧,我如一只负伤的狗扑在地上,啮着咸丝丝的涩口的土壤。我觉得宇宙似乎缩成昏黑的一团,压得我喘不出一口气,湿漉漉的,粘腻腻的,我紧紧抓着一把泥土的黑手,我划起洋火,我惊愕地看见了血。污黑的拇指被那瓷像的碎片割成一道沟,血,一滴一滴快意的血缓缓地流出来。①这就是曹禺创作时的情景,这就是曹禺的创作个性。他那种执拗的恨在心头燃烧着,那种热烈而执着的爱也在燃烧着。而最后却是失望、悲哀和不尽的酸辛。情感的昏迷和创作的迷茫浑成一气。他不是在写作,而是在浸着血泪苦苦地思索、探求;但却探索不出一条智慧的路。尽管他熬过许多不平静的夜晚,读《道德经》,读佛经,读《圣经》,读那些被认为是洪水猛兽的书,也不能想出究竟来。他说:我渴望着一线阳光。我想太阳我多半不及见了,但我也愿望我这一生里能看到平地轰起一声巨雷,把这群盘踞在地面上的魑魅魍魉击个糜烂,哪怕因而大陆便沉为海。我还是年轻,不尽的令人发指的回忆围攻着我,我想不出一条智慧的路,顾虑得万分周全。冲到我的口上,是我在书房里摇头晃脑背通本《书经》的时代,最使一个小孩子魄动心惊的一句切齿的誓言:“时日易丧,予及汝偕亡!”(见《商书·汤誓》)萦绕于心的,也是一种暴风雨来临之感。我恶毒地诅咒四周的不平,除了去掉这群腐烂的人们,我看不出眼前有多少光明。②这是他当时最真实的思想,最真实的情感,也是《日出》诞生的真正原因。他把一腔的愤懑都倾注在《日出》之中。他写《日出》与《雷雨》有所不同。巴金和靳以知道了他的计划,就催促着他交稿,就像写章回小说一样,写一幕刊登一幕,采取连载的形式。《雷雨》他前后酝酿五年,而《日出》却像个急就章。
他原先计划,把《日出》写成契诃夫那种平淡中见深邃的风格。“很想平铺直叙地写点东西,想敲碎了我从前拾得那一点点浅薄的技巧,老老实实重新学一点较为深刻的”。②他的确想学着契诃夫的剧本,以虔诚的拜师心情,做一个契诃夫的学徒。他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