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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古典戏曲里，在古典诗词中也有，如屈原的《离骚》就是一篇伟大的独白。“不过，《原野》借以塑造人物性格的不仅仅是独白，更主要的是那些反复暗示的引人注目的行动——作家利用外部动作由表及里地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在中国古典小说和古典戏曲里，运用动作比运用语言更为普遍，《原野》写抓金子的手，金子要仇虎捡花，很容易使人想起京剧折子戏如《拾玉镯》之类的某些场面”。①仔细体味《原野》同《琼斯皇帝》的神韵、味道是颇不一样的。
杨晦和吕荧对《原野》的批评，也是持否定意见的。杨晦在他的《曹禺论》中说，“《原野》是曹禺最失败的一部作品”，“由《雷雨》的神秘象征的氛围里，已经摆脱出来，写出《日出》那样现实的社会剧了，却马上转回神秘的旧路”。作家“把那样现实的问题，农民复仇的故事，写得那么玄秘，那么抽象，那么鬼气森森，那么远离现实，那么缺乏人间味。这简直是一种奇怪现象”。②吕荧认为《原野》是“一个纯观念的剧”，它只是“写人与命运的抗争”，“所要表现的是人类对于抽象的命运的抗争——一个非科学的纯观念的主题”。③这些否定的意见，后来大多延续下来，甚至写到教科书里。
但是，历史上也有另外一种见解，却为文学史家忽略了。是一位名叫司徒珂写的《评〈原野〉》。他说，《日出》体现着曹禺的创作发展到最高峰的路线，但“突然他转变了努力的方向，从最黑暗罪恶虚伪的都市，转向到不曾被人注意的而‘值得人的高贵的同情的’《原野》来。这个转变不只曹禺先生作风的转变，可以说中国文艺风格新转变的一个契机”。其中值得重视的见解，以为“如以《日出》来和《原野》比较的话，《原野》该是一部更完美的作品，作者在原野中还表现着一个美丽的Ｉｄｅａ，这种Ｉｄｅａ颇值得深思回味”。这值得回味的地方，就是仇虎要金子跟他走，要去的那个“金子铺的地，房子都会飞”的地方。还说，《原野》是“代表坦白、善良、真理而向黑暗、不公、罪恶来痛击的”。①
如果说，《雷雨》、《日出》曹禺曾就它们写过自我剖析和自我辩护的文字；那么，面对《原野》的批评他沉默了。
其实一部作品，特别是一部有争议的作品，只要它有着潜在的美学价值，它总是会为人发现出来的。《原野》也许就属于这种情形，它等候着时间的考验、艺术规律的抉择。
曹禺传第十七章 流亡路上
第十七章 流亡路上
一列火车正在原野上奔驰，穿过徐州、兖州、济南、德州，向着天津驶去。虽说该是遍野绿色的季节，却看不到绿色。稀疏的村落，更显得河北平原的凋蔽和荒芜。车过沧州，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盐碱地。本来，日益迫近的战争局势已使曹禺心情不安了，如今接到大哥家修亡故的消息，更使他心事重重。他不时透过窗口，望着那满眼荒寂破败的景象，不禁心焦如焚。
他接到继母打来的电报，得知家修病故的消息，便不得宁静了。父亲去世之后，只是靠继母在操持着家业。他远在南京，大哥的死更使她无依无靠了。他念起继母对他的抚爱，对他的关怀，使他不能放心。他该亲自去上海看《原野》的公演的，连这样的心情也没有了。他惦着继母，他怕她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很快便决定赶回天津看望继母。
除了家里人，陆孝曾、蔡景峰也到车站迎接他。孝曾依然像在三座门时代那样热情而敦厚。见到这些朋友，他是感激的，高兴的。
他回到天津的这天，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６日。
离家只有一年，一旦回到家里，一切是那么熟悉，依然是那样的寂静，但却觉得格外凄凉。再也听不到父亲发脾气的喊声，再也看不到父亲痛骂大哥的情景，他们父子的怨恨全都结束了。迎接他的是脸色苍白的继母、满脸泪痕的寡嫂和两个失去父亲的侄儿。这个已经破败的官僚家庭，是彻底地破落了。
他虽感到战事的紧迫，但却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这样突然。就在到达天津的第二天，就传来日军无端炮轰宛平城，芦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
紧接着天津的日本侵略军也开火了。
早在５月间，日本驻守天津的军队就强迫中国工人修筑各种工事，工事修完随即枪杀，投尸海河，海河浮尸百余具。如今，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军横虐恣肆，坦克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枪声炮声终日不绝。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念念不忘他的朋友，去看望陆以洪、陆以循兄弟。陆家离他家不远，住在二区，天津市立医院对过，那里住着许多中国部队的伤兵。据说，有些枪枝藏在医院里，日军坦克就停在医院前面，进去搜查，把枪枝都拿去了。眼看着日本侵略军在祖国的大地肆意践踏，他心中蒸腾着仇恨的火。
那些日子真是憋气极了，没一件事是顺心的。以循酷爱音乐，他有一把心爱的小提琴，他家不在租界，生怕为日本兵抢走。曹禺来了，以循请他把提琴带走，提琴盒是上了锁的，当曹禺把它带进意租界时，意大利巡捕执意检查，把琴盒硬是撬开。曹禺恨透了这些“东洋鬼子”和“西洋鬼子”，他们真是沆瀣一气，联合起来欺侮中国人。
蔡景峰是这样回忆曹禺当时的心境的：“七七”事变时，曹禺正在天津，我记得陆孝曾和我一起到车站去接他。“七七”事变爆发，天津的战事也起来了。我家住在北站附近，房子都被日本人炸了，就逃难到陆以洪家里。那时炸得很惨，路有尸骨，十分惨。曹禺就对我说：“血债要用血来还！”他是很爱国的，看到日本侵略者就十分气愤，经常去找罗隆基抒愤。①即时，罗隆基正在《大公报》任主笔，报馆消息比较灵通，曹禺在家里憋闷异常，就经常到罗隆基那里，向他打听消息，也听罗隆基分析形势，但更多的是向罗隆基抒发心中的仇恨和愤懑。他回忆说：
那时，我的家在意租界还好，但我亲眼看到河东一带被炸得到处都是断壁残垣，到处都是死尸，那种惨状令人目不忍睹。我心中憋着满肚子怒火，有时就跑到罗隆基那里，尽抒我的愤恨。②日军不断采取镇压措施，查封报馆，逮捕杀害知名爱国人士，曹禺也受到日本特务的注意和追踪，他再不能住下去了。他得知日寇于８月１３日大肆轰炸上海和南京之后，国立剧专西迁长沙的消息，便化妆成一名商人，乘英国太古公司的轮船，秘密离津，绕道香港再去长沙。
离津前夕，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国难家难与时俱来，真不知说些什么来安慰继母。
是大嫂送她上船的，这位嫂嫂是家修的续弦妻子，嫁过来才两年，带着前妻生的两个孩子万世昌和万世雄。这位嫂嫂人是极好的，曹禺对她很敬重。他对嫂嫂说：“您这么年轻，才２０多岁，就打算这么过吗？”嫂嫂说：“难道我能抛开母亲不管，难道我能忍心把两个孩子交给老妈子吗？”此刻，曹禺对嫂嫂的一番心意真有说不出的感动，也更加敬重她，他放心地走了。这位寡嫂一直守候着这个家，侍候着老人，把两个孩子带大，由２７岁守寡，直到１９８２年去世。
“七七”事变之后，郑秀的继母带着一家人去上海避难，只有郑秀和她的父亲留在南京。父亲担心着女儿，把郑秀送到芜湖。在芜湖收到曹禺的电报，约好到武昌会面。
轮船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有的是携家带口，有的是结伙同行的朋友，尽管是各种各样的人们，但如今却汇合着共同的心声：不当亡国奴。使曹禺格外感愤的，这些逃难的人们，不管男女老少，一起唱起《义勇军进行曲》、《在松花江上》，那激昂悲壮的歌声和着大海的波涛共同汹涌。连刚刚学话的孩子也在唱。自然，他也参加到抗日救亡的合唱队伍中，感到振奋，感到力量。他坚信：中国是不可征服的。
曹禺于９月间到达武昌，郑秀已先到达，去车站迎接曹禺，在逃难中得又重逢，别是一番滋味。他们就住在曹禺的外婆家，其时，外婆、舅舅、舅母都在。他们在武昌只住了两周，就赶往长沙去了。
抗战初期的长沙，蒸腾着工农兵学商的抗日热潮，犹如长沙的暑热，滚烫火热，到处都有抗日的演出活动，到处都看到抗日演讲和游行，满街张贴着抗战的标语口号。曹禺一到长沙剧校报到，便投入这股抗战的民众运动之中。一方面，他参加剧校的工作，一方面投入剧校抵长沙后公演筹备活动之中。他浑身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劲头。他挑选了三个戏——《毁家纾难》、《炸药》、《反正》，组织师生排练，他亲自担任导演，于１０月８日到１０日在长沙又一村民众大会堂公演。每天日夜两场，共演出六场，当时，在长沙出版的《全民日报》对这次演出作了报道。①也在１０月间，由他导演的街头剧《疯了的母亲》（骆文作），在湘鄂川进行了旅行公演，共演出４０余场。②在长沙，使曹禺最难忘记的是１２月１１日这一天。他听说长沙来了一个老头儿，抗日演讲讲得极好，他就赶到长沙银宫电影院去听演讲。闻讯赶去的听众约三四千人，把电影院里里外外挤得水泄不通。这个演讲的老头儿，就是徐特立同志，演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曹禺回忆说：我也跑去听了。他讲的是“抗战必胜、日本必败”的道理。听过之后，我感动极了。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跑到这位老人住的地方去了。他已经不在了，房间里只有他的小勤务兵。他们同住在一间小房。勤务兵告诉我，他和老头睡在一张床上，老头子还教他读书。现在看来，实在不稀奇，但在当时，给我的刺激之大，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那个小勤务兵的脸蛋通红，才十几岁。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兵。当时，我觉得这个老头子，我非写不可。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老头子原来就是国民党所深恶痛绝的“异党分子”——一个有名的共产党员。这位老先生给了我极大的启示，鼓舞，我才写了《蜕变》中的一个人物——梁公仰。①徐特立的演讲既鼓舞了他的抗日热情，又点燃了创作抗战剧作的灵感。
当他听过徐特立的演讲之后，曾经去找剧校校长余上沅，建议剧校邀请徐特立来做报告，但是，余上沅只是答应着“好啊！好啊！”，却不见行动。曹禺后来说：“我那时也很糊涂，余上沅是应付我的，他怎么能请共产党人来讲演呢！”在长沙，在抗战初期的热潮中，曹禺和郑秀结婚了。
应当说，在曹禺和郑秀的恋爱过程中，就有着阴影，到郑秀和曹禺订婚后，郑秀的父亲还不同意他们结婚。曹禺对这位岳父也颇有反感。的确，他们之间在性格、志趣、脾气上也有所不同，时而也有争执，但他们终于在困难中结合了。结婚的仪式是在长沙青年会举行的。
吴祖光参加他们的婚礼，他这样回忆说：曹禺、郑秀结婚我在场，是在长沙的一个小酒楼上。余上沅是我的表姑夫，我正上大学，余上沅叫我来做校长秘书，那时剧校连专科都不是，到重庆才改为剧专。曹禺为什么要同郑秀结婚，我都感到奇怪，他们的生活习惯、思想境界毫无共同之处。在清华时，他追郑秀追得发疯了，清华有树林子，他们一起散步，当回到宿舍时，却发现近视眼镜丢了，丢了都不知道，真是热恋，是沉浸在爱情之中了。他们曾经有过一段甜蜜的恋爱史。结婚时，只请了一桌，余上沅夫妇，陈治策夫妇，还有教务处的两位女同事。由余上沅作证婚人，是个很正式的结婚仪式。①婚后，他们住在两间临时租用的民房里，新房里的布置也是再简单不过了，两把藤椅，两张帆布床，一个书桌。稍过些时间，学校才在稻谷仓为他们找到一间稍好些的房子。他们的蜜月是在日本飞机的不断空袭骚扰和炸弹的爆炸声中度过的。郑秀很希望把婚礼办得更热闹些，但那时却没有条件，她曾想将来胜利后回到南京再补行一次婚礼。”不过，这只是她心中的想法，从来没有同曹禺说过。
即使这样简朴的新婚生活也不能安定下来，战火不断地向内地蔓延，连长沙都得撤退了。国立剧校奉令向重庆转移。剧校人多，决定集体走水路，曹禺随剧校一块走，而郑秀则单独走，先去重庆，他们又不得不分手了。
在这里，还要补叙一段未曾实现的插曲。那时，从朋友处得知，延安很欢迎茅盾、巴金、曹禺这些作家去那里，沈从文特地从武汉赶到长沙，他约曹禺一起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拜访徐特立同志，商谈有关去延安事宜。但是，由于战争形势的急剧变化，而未得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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