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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传-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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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结合着许多剧本许多人物来讲,说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不一般化。他讲究戏的跌宕和节奏,韵味和分寸。他看卷子也很仔细,那时,每学期我们都要写一个剧本,他批改得很认真,很仔细,哪个地方好,哪个地方不好,哪个地方还得推敲,都批得详详细细。那么多学生的卷子,他都那么精心去改,他是十分负责任的。①他对学生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张家浩写了一个剧本交给他看,这个剧本叫《红色马》,讲一个爱国志士,打入日本军队中去刺探情报,经历各种风险把情报搞了出来,其中用了不少惊险的技巧。曹禺看过,找到张家浩说:“下次你再写这样的剧本,就不要拿给我看。”②他是希望学生在开始写戏的时候,就要有所追求,在思想和艺术上有真正的追求,而不要搞那些表面上热热闹闹的东西。

尽管他那时已经和郑秀产生了深刻的感情裂痕,常常使他陷入苦闷之中。但是,教学生活却给他带来了幸福和愉快。他一旦和学生在一起,他的愁苦便一扫而光了。学生在暗地里是同情他的,都是些大学生了,他们也感到万老师和郑秀是很难共处的。两个人生活方式不一样,脾气性格不一样,没有共同语言。也许他们偏袒着老师,觉得郑师母对万老师照顾不够。他总是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袍,穿着破袜子。学生们都希望有人能照顾万老师。这时,学生们也知道万老师和邓译生有往来,朦朦胧胧中,觉得他们俩应该好,都帮着万老师隐瞒,不让郑师母发现。有时,他们看到万老师和邓译生在一起,就自动走开了,好像还在暗中成全着他们。他们也并不认为郑师母就是什么一个不好的人,只是觉得万老师和这位师母作为夫妻生活在一起是难以为继了。

江安的生活毕竟是单调的,眼看着黄佐临、金韵芝夫妇走了,张骏祥走了,同他朝夕相处的朋友一一离去,曹禺的孤独和寂寞是可想而知的,因而家庭生活带来的痛苦便显得格外突出了。他有着爱的慰藉,但却藏在心里,这种爱近在咫尺,但又隔着万水千山。

也许可告慰于他的,是创作。《蜕变》出版了,这是在抗战以来出版的第一部剧作,好不容易啊!在那纸张匮乏,出版业凋零的境况下,他的老朋友巴金把《蜕变》印了出来,这已使他感激莫名了。但更使他感动的,是巴金亲自为《蜕变》写了《后记》。这《后记》凝聚着巴金真挚的友情,真像一团火,温暖着曹禺的心。

巴金是这样写的:

《曹禺戏剧集》是我替作者编辑的,我喜欢曹禺的作品,我也多少了解他的为人,他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我相信我来做这工作,还不会糟蹋作者的心血,歪曲作者的本意的。从《雷雨》起,我就是他的作品的最初读者,他的每一本戏都是经过我和另一个朋友的手送到读者面前的。他相信我们,如人相信他的真实的朋友。但这本《蜕变》却是例外,它到我的眼前时,剧中人物和故事已成了各处知识分子谈话的资料了。我摊开油印稿本,在昆明西南城角寄寓的电灯下,一口气读完了《蜕变》,我忘记夜深,忘记眼痛,忘记疲倦,我心里充满了快乐,我眼前闪烁着光亮,作者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我最近在作者家里过了六天安静的日子,每夜在一间楼房里我们隔着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望着一盏清油灯的摇晃的微光,谈到九、十点钟。我们谈了许多事情,我们也从《雷雨》谈到《蜕变》,我想起了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门大街14号南屋中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翻读《雷雨》原稿的情形。……《雷雨》是这样地感动着我,《日出》和《原野》也是。现在读《蜕变》我也禁不住泪水浮出眼睑。但我可以说这泪水里面已没有悲哀的成分了。这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是被感动,我惭愧,我感激,我看到大的希望,我得着大的勇气。

六年来作者的确走了不少的路程。这四个剧本就是四方纪程碑。现在我很高兴地把《蜕变》介绍给读者,让希望亮在每个人的面前。

巴金于1940年12月16日,在重庆曹禺读着这篇《后记》,泪水浸润着他的眼睛,一股热流注入他的心田。同时,也把他带入甜美的回忆之中。在六年来的创作路程上,每一部剧作问世,都有着巴金的友谊。是巴金把他的一部又一部的作品送到读者手中。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从这位朋友那里得到默默的而且是最有力的支持。一个多月前,他和巴金在江安聚会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了。六天,难忘的六天的相聚:

1940年11月初,江安的冬天是很冷很冷的。巴金来了,曹禺知道他从上海到重庆,就约这位老朋友到江安来玩玩。几年不见了,好像都发现对方又苍老了些似的。巴金一路风尘仆仆,特地跑到这个偏远的小县城,看望这个他尊重而亲爱的老弟,有说不完的话。从战争开始,他们就没再见面了,三年的光景,比30年还要漫长。战时的兵荒马乱,凄怆逃亡,每过一天,都使他们带着深重的忧虑和不安。忧国忧民的焦虑,呕心沥血的呐喊,分分秒秒都未曾偷闲。他们不是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却像士兵那样地战斗着。

但是,用什么来招待这位远方来的兄长?这里既没有东来顺的涮羊肉,更没有广和楼的京剧,就是这样一个小城,这样一个清幽的薨庐。但这里,有一群学生们的赤诚,一听说巴金来了,学生们就都来看望他,当然,也有剧校的老师。白天,客人应接不暇,只有夜晚,在清油灯下,才是他们互相倾谈的时间。

在曹禺写作的小房间里,在幽暗的灯光下,在夜色的朦胧中,谈着,不停地谈着。这大概是人生中最高的享受了。巴金把吴天改编的《家》的剧本带来了,曹禺读过感到不满足,便谈《家》的改编,他要亲自改编,大概曹禺是想以此为他们的友谊再添上一把火。对巴金来说,这自然也是最快慰的。如果说,巴金这次来江安有什么收获,那就是他又催促着一部新的剧作的诞生。曹禺谈到这次同巴金的会面时说:巴金到我家来了,把吴天改编的《家》带来了。我看过,觉得它太“忠实”于原著了。我和巴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心想应该由我来改编,不能说是他请我来改编,我也意识到这是朋友间油然而生的责任,我说我试试看,巴金是支持我的。他的小说《家》我早就读完,但我不懂得觉慧,巴金跟我谈了他写《家》的情形。谈了觉慧、觉新、觉民这些兄弟,还告诉我该怎么改。

巴金这次来江安,我们谈得太投机了。每天都谈得很晚很晚,虽然是冬天,小屋里只有清油灯的微光,但是每次想起来,总觉得那小屋里很暖很暖,也很光亮。①巴金的到来,给曹禺带来友谊的温暖和关怀,也给他带来新的创作课题,开始了对《家》的改编的酝酿。但是,江安的环境是越来越险恶了。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重庆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一大批文化界人士撤退到延安和香港,而留下来的同志在更艰苦的环境中同国民党的顽固派进行斗争。

江安的政治空气也紧张起来。“皖南事变”不久,中共川南地下党组织就遭到破坏,国立剧专也成为国民党特务监视的重点。张安国回忆说:“1941年泸县中心县委书记被捕叛变了,江安的党组织也受到影响,江安县委书记被捕,敌人掌握了江安一些党员的名单,剧专的党组织也遭到破坏,有的党员像方琯德等得到通知,迅速逃离江安。”②在剧专党组织未遭到破坏之前,剧专训导主任张秉钧之流,就从暗中监视着进步学生的活动,以“战时学生贷金”为诱饵,诱骗学生参加国民党。剧专的地下党支部曾领导学生展开斗争,那气氛已是相当紧张的。曹禺虽然不曾卷入这斗争的漩涡,但实际上,暗中也被监视着。在这期间,还发生一起搜查曹禺家的事件。

一天,江安的宪兵队突然闯入曹禺的家中,搜走了他的所有信件,检查了他的书籍、杂物。此后一个30岁左右,身材干瘦,穿中山装的人,每天都到曹禺家里来,老是和曹禺闲扯,问东问西,古今中外,亲戚朋友,什么都打听。曹禺外出,这个人也总是跟随着他。过了几天,他的几个学生就被捕了。那时,曹禺自以为是个“不问政治,不惹是非”的人,但他竟然遭到搜查追踪,对这种黑暗统治更深恶痛绝了。他不知道因为什么来搜他的家,后来才知道,是江安宪兵队截获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给他发来的一份电报,祝贺《日出》在延安公演成功。1940年,毛泽东同志找到鲁迅艺术学院的负责人张庚,同他说,延安也应该演出国统区著名剧作家的剧作,认为《日出》就可以演,并且提出这个戏应该集中延安的一些优秀演员来演,要把戏演好,还应当在剧组建立临时党支部,参加演出的党员都要在这个支部里过组织生活,以保证把《日出》演好。经过一段紧张的筹备排演,《日出》在延安上演了,演出的效果是很好的。①于是,以鲁迅艺术学院的名义给曹禺发了贺电。江安宪兵队截获到这份电报后,便以此作为“通匪罪证”,搜查了曹禺的家。搜家时,恰好曹禺不在江安。宪兵队是不可能发现什么的,但这件事却使他感到江安是不便久住了。“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对进步文化人不断施加迫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各地发出文件“禁演曹禺所著《雷雨》剧本,并不准刊行该剧本”。该通知指出:“曹禺所著《雷雨》剧本,不独思想上背乎时代精神,而情节上尤有碍于社会风化。此种悲剧,自非我抗战时期所需要,即应暂禁上演。该剧本之印刷品,亦不准再版。除分函外,相应函达查照转知。”云南省政府接着发出训令,“案准中央宣传部函查曹禺所著《雷雨》剧本,业经令据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重行审查据报:该项剧本殊不适合抗战时期之需要,应转饬各地主管机关暂禁上演等情”。显然,国民党反动当局,已对曹禺发出警告了。它们妄想用这种恫吓手段堵住作家的口,使一些进步作家不再喊出正义的声音;但是,他们不会料到,这种愚蠢的做法带来的结果,却是进步文化人对他们的更加憎恶。

曹禺所热爱亲近的学生逃的逃了,被捕的被捕了。他所亲近的朋友也都陆续离开了江安。他感到江安的肃杀,感到剧专的萧条,终于于1942年初辞退剧专的职务,到重庆去了,那里,一些朋友也盼望着他去。

他离开江安的心情是决绝的,但又未免有些留恋。在这里,他写了《蜕变》、《正在想》和《北京人》,舍不得离不开那楼上安静的书室,也舍不得薨庐的主人。

老房东张薨赓特地为曹禺饯行。几年来,他们两家相处得很好,老人的关照,安国作为党组织的负责人,也暗中给予保护。安国的儿女较多,老五张邦炜,名字还是曹禺给取的。在这次惜别的宴会上,曹禺还开玩笑说:“邦炜和万黛定亲家吧!我把万黛给你,万黛耍的一个鼓儿灯留给邦炜作为聘礼吧!”他把一个制作十分精巧的鼓儿灯送给张家作为纪念。曹禺对薨庐主人的关照,以及数年来凝结的情谊是难忘的。每当他回忆起江安的日子,总是念起薨庐主人的情谊。

自然,重庆迎接他的也并非是一个安乐的世界,依然是昏沉的夜,恼人的雾。为了生计,他应复旦大学之聘,去那里讲“外国戏剧”,也讲授英文。

1941年上半年,重庆的戏剧舞台格外沉寂。几个剧团在那里苦撑着,中央实验剧团演出了于伶的《女子公寓》,孩子剧团演出过凌鹤的《乐园进行曲》,中央青年剧社演出了杨村彬、徐昌霖的《秦良玉》和袁俊(张骏祥)的《边城故事》。中国万岁剧团演出的剧目是最多的了,有马彦祥的《国贼汪精卫》和《人约黄昏后》、《赎罪》、《皇军的刺客》、《走》,还有曹禺的《正在想》等。从这些演出可以看出,似乎还没有更精采的剧目。但是,正在酝酿着一个戏剧高潮的到来。

曹禺的生活是更加清苦了。除了上课,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家》的改编的准备之中。他既然向巴金作出承诺,就想一定把它改编好。一次,他遇到张瑞芳,说:“我要给你写个角色!”那时,他已想好了,瑞珏得由张瑞芳来演。因为,在《北京人》的演出中,他对张瑞芳扮演的愫方是十分满意的,他以为她具有一种塑造性格的艺术气质和表演才能。

重庆的夏季闷热得令人难耐。曹禺从小就怕炎热的天气,一到夏天,就光着上身。重庆的夏季像蒸笼一样,坐在那里都要流汗,这种气候是无法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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