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阅读过程发现任何错误请告诉我们,谢谢!! 报告错误
3C书库 返回本书目录 我的书架 我的书签 TXT全本下载 进入书吧 加入书签

曹禺传-第5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曹禺说:“生活在日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对一个原子弹的受害者。但在日本,我也感到人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一个邪恶残酷的敌人面前,‘人’确实可以成为美丽、勇敢、庄严、和平的化身,蕴藏着无限的威力,使残暴的敌人都战栗、恐惧。

“原子弹毕竟是原子弹而已,种下的仇恨是一个能变化、能生长的东西。我闭起眼就可以看见一个个流着汗的日本人的脸上,两只燃烧着愤恨和决心的眼睛,汗同眼泪交织在一起,仿佛在那个大会上,全世界的人都和我们坐在一起,流着汗同眼泪。

“那时我想,我们虽然不是日本人,但我们愿意和这些受难的人们在一起,为他们的和平事业贡献出我们的力量。”①在大会期间,他同日本人民的感情连结在一起了。被战争割断的人民之间的友谊就这样地交流、汇合、凝结起来。在长崎,同一些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开会座谈,一位来自广岛的文学家,对他说起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这些事情只有等到美帝国主义扔下原子弹以后,我们看见自己周围家破人亡,血肉纷飞的情景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过去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恶多么深。我们心中对你们的歉疚是不可言喻的。”在日本各地,他都听到日本朋友抱着歉疚的心情来检讨对华战争,那种深沉、友好而自疚的心声,使他感到日本人民的觉醒。那些从中国释放回国的日本战犯,他们赶几百里路来到旅馆,向中国的代表表示他们的谢忱。有一个年老的战犯,曾对他说:“我是一个重新被救活的人,我得了重病,你们找了最好的大夫给我治好了。这个,你们觉得不算什么,但从此我才懂得我该做一个有人道心肠的人,有正义感的人,这是我在中国当战犯的时候学来的。”这些日本战犯回国后,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们说:“无论处在怎样困难之下,我们决不能放弃和平的努力!”曹禺这样写道:往者已矣,把过去这一段中日之间不愉快的历史忘掉吧,中国人民伸出手来,向他们的邻居和朋友表示衷心的友好。我们的道路不应该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贪婪、阴谋和战争,而是人民的友爱、合作与和平。①记得正是日本的文部省不肯修改教科书,竟连南京大屠杀都不认账,还搞靖国神社的参拜,祭奠日本战犯亡灵的时候,曹禺又一次同我谈起这次日本之行:释放回国战犯来旅馆看望我们,看到他们那么虔诚的检讨感谢,看到那种可怜的样子,我是真诚地相信他们。但是,王芸五先生,他是一位老报人,又是日本专家,却表现得相当严肃。他说,日本一定要彻底反省对华战争的罪行。他毕竟是历史学家。我们相信日本人民,但是,也不可掉以轻心,总是有那么一小撮人,还做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日本人的经济上去了,而我们却搞内乱,一下子就是十年。1956年,我们和日本的经济不相上下,现在差那么多。我们要反省。不把经济搞上去,是难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那时,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日本正处于一个被奴役、被压榨的地位上,无论走到哪里,美丽的风景区,幽雅的小城,临海的城市,到处都可以看到一座座用铁丝网拦起的美国兵营,美军住宅和绿色的军用仓库。在大街上,是横冲直撞的美国军用吉普车,在飞机场上空整天响着喷气机的震耳欲聋的噪声。这种景象,使他联想到抗战胜利后的上海,黄浦江码头上停泊着长串的美国军舰,上海滩上随处看到飘扬着美国星条旗。此时此刻,使他百感交集,汇成一个心声,一种感受,那就是对新生的祖国的无比热爱和自豪!

但是,日本朋友却很少提到美帝国主义这个不愉快的题目,也很少谈起美军在日本横行霸道的事实。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多达300多个,在这些基地周围浸透着日本人民的血泪。日本人民是愤怒的,冲绳岛上农民代表的愤怒的抗议,美军在伊江岛强行占地,把日本人民唤醒了,化为民族的愤怒吼声。

他深深感到,一个自由、民主、独立、进步的新中国的可贵。他深有感慨地说:“我记得不过是七八年前,‘中国’这两个字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仅仅代表着一个落后的国土,是一个原料和商品的市场,只可以供资本家们压榨的最大的半殖民地,如今在富士山下的芦子湖畔面望祖国的时刻,却从心中发出:‘哦!我的祖国,我是多么想念您!’中国已成为全世界人民所瞩目的名字!”①

在日本期间,他得以会见日本戏剧界的朋友,这是使他最快慰的了。

为了迎接曹禺的到来,庆应大学教授奥野信太郎,在《朝日新闻》发表了介绍曹禺的随笔,把曹禺称为“中国话剧界首屈一指的人”。接着久保荣著文,记叙了他和曹禺的会见。临别之际曹禺提笔留念,写了唐诗中的“文字因缘骨肉亲”,久保荣被这诗句深深地感动了。尤令曹禺感动的是同日本著名的戏剧家秋田雨雀老人的会面。曹禺回忆说:这一次使我倍感幸运的是,我访问了已近80岁的秋田雨雀先生。在阳光下,他的孙女扶看他出来见我,老人家还为我写了字。至今我仍看见他满头的银发,和悦的面容,听得见他清楚的声音。1935年,正是秋田雨雀先生和郭沫若先生一起为我的《雷雨》日译本写的序。我终于能够当面向他表达我深情的感谢了②。

秋田雨雀对中国充满友好的感情,他一直关心中国的话剧,在尾崎宏次编的《秋田雨雀日记》中,记录着他亲自观看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洪深的《五奎桥》以及《雷雨》在日本上演的情形。对日译本《雷雨》的出版,更付出了他的心血。曹禺终于把他久久深藏在心中的尊敬和谢意,向老人做了当面的表达,这确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会见。

同日译本《雷雨》的译者影山三郎先生的会见,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影山三郎特意到曹禺下榻的赤坂普林斯饭店看望曹禺,这使曹禺格外感动。曹禺应影山三郎的恳请,书写了《祝福》一文,二人合影留念。至今影山三郎还精心保存着这充满友谊的手稿。下面是从这手稿中摘录的几段:一位读者,为了同新中国来的作家会面,从横滨一直追到长崎,又返回大坂,还未能相见,最后才在东京同我相见。他兴奋地对我说,……我来回跑这么远的路,是为了和您见面,表达祝愿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长久友好下去的心情。

我在旅馆给孩子们写了封信。写了《原子弹爆炸之子》中的老大爷没有死(中国的孩子们,看了日本演员龙泽修氏饰演的老人死了,哭得很伤心),那个人还活着。……那个人非常勇敢顽强地活着,而且很喜欢中国人。

凤凰在烈火中,以更加美丽的姿态得以新生。亲爱的日本朋友,请接受我衷心的祝愿。①这次日本之行,他同日本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个叫寿美子的姑娘,在访问中每天伴着他们,从而相识了。曹禺回国仍然念念不忘这位天真纯洁的姑娘,还特意写过《致一个日本姑娘的信》。①寿美子曾经向他倾述她的心声:“我需要温暖,但是在我四周,只有冷漠和绝望”。年轻轻的,却是满心的痛苦和悲哀。在信中,他给予她同情、慰安和鼓励,欢迎她到中国来。

曹禺是幸运的。从批判《武训传》开始,在文学艺术界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批判运动,都未曾碰到他的头上。这一方面是因为领导上对他颇多爱护;另一方面,他确是真诚地奉献着自己的辛勤劳动。他真诚地相信党的号召,相信一切都不会错的。他的《明朗的天》受到热烈称赞,而且获得第一届话剧会演的剧本一等奖。从1954年起,他的旧作又开始上演,先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雷雨》,继之,《家》在上海公演,到1957年春天,他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家》在首都都演出了,形成一个高潮。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都关心着他的创作和剧本的演出。刘少奇在怀仁堂看过《雷雨》后,连声称赞“深刻,深刻,很深刻”。周恩来特别关心《北京人》建国来的第一次公演。据中央广播电视剧团的记载,周恩来同志因接待外宾来得较晚,特意请剧组把“天塌了”这场戏再重演了一遍。“总理看完后问,台词中‘把好的送给别人,坏的留给自己’这句话,是不是新加的?导演说,原来就有。总理说,那就好。又说作者对那个时代的人,理解很深。总理还谈到封建制度的罪恶,说公演这出戏,有教育意义。”①他的旧作,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又陆续出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曹禺剧本选》、译作《罗密欧与朱丽叶》,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家》,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雷雨》和《日出》的单行本,并附上原版的序和跋。这一切,都使他感到心情舒畅。的确,在反右斗争前夕,在我国文坛上确曾有过一个短暂的自由舒畅的气氛。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气氛中,他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于1956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如果说,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甚至“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他还涉足不深;而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则把他直接驱向斗争的前沿。从1957年7月开始,他写了一些文章对右派进行批判,而且在一些会议上发言。他是怀着对党深信不疑的态度,凡是党组织让他做的,他都去做了。他也感到这场斗争的暴风雨来得这样迅速,这样猛烈,似乎也未容他有多少思考的余地,就赶着催马上阵了。如今提起这些事,他总是有一种负疚自责的心情,他曾对我说:我写的一些文章是很伤害了一些老朋友的心的,那时,我是不得不写,也没有怀疑过那么写是错误的。而历史证明,是做错了,真对不起那些朋友(我说:“那时候,一些人都是这样过来的,有当时的历史情势”)。他很沉痛地说,这也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伤害了一些同志,这不仅是朋友之间的事,而是惨痛的历史教训啊!不是经过十年动乱,恐怕要人们去正确对待那段历史也是很难很难的啊!

他的勇气和胆量是越来越小了。本来他就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人,在经过这场斗争后,就变得更加小心谨慎了。在创作上,觉得更不敢随便动笔了。面对1958年大跃进的形势,他觉得更赶不上趟了。他竭尽气力去追赶形势,但他从内心里感到跟不上。3月间,他出席了文化部、剧协、北京市文联召开的北京戏剧、音乐座谈会。在三天的会议上,各个团体,许多作家都提出了“跃进”的创作计划,那些在平时连想都不敢想的创作计划,在“解放思想,敢想敢干”的热浪中提出来了,大家都要争着“放卫星”,似乎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了。曹禺是赞成跃进的,但是让他在会上也提出那种“浪漫主义”的创作计划,他心中确实感到为难。有的作家提出一年创作的剧目比他一生创作的剧目都要多,他心中打鼓了,惶惑不安了。在那样一个竞相发出豪言壮语的场合,他是谨慎的,他鼓足了勇气说出他的创作计划之后,连当时的报道中似乎都含蓄地批评了他的保守态度,说他“以十分慎重的态度,计划今年至少写出一两个剧本”。相形之下,他的计划确实“保守”了。他曾想过,搞了一个《明朗的天》,从搜集资料到写作剧本、排练演出到最后修改出版,几乎用去三年时间,尽管这样,也没有写出一个他觉得满意的本子;如果再公开讲出豪言壮语而不能兑现,那该怎么向读者和观众交代呢?

他觉得那种跃进的气势是太紧张了,是从来没有过的心理上的紧张,是一种说不出的不适应感。他病了,不得不住到颐和园里休养。周围整日价锣鼓喧天,“捷报”频传,而他却在昆明湖畔把自己封闭起来。有一天,陈毅同志专程来看望他,曹禺回忆说:

那时我住在颐和园中的谐趣园养病。一天,我正在走廊上散步,眼看陈毅同志迎面走来。陈毅操着他的四川口音说:“我正要找你!”上来拉着我的手。我把他请到屋里,拿出烟来,我说我只有前门牌的烟招待你,没有好烟,他说:“一样一样。”紧接着他像放连珠炮似的,也不容得别人插进去,就摆起龙门阵来了:“你得出去看一看啊!十三陵水库工地上去转一转嘛!”“你要写嘛!呆在这里咋个写啊!你得出去!”一口气讲了一个钟头。“讲完了,走啊!”说走就走。我一直送他到大门口,他对我说:“曹禺啊!你可记住,我是专门来看你的哟!”后来,就为这件事,北京外国语学院把我抓去,让我交代和陈毅的黑关系。①他是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