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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人的艺术,一步步引导着千百万人走向和共产党不约而同的道路。但过去十几年,人们耳边听不到他的名字,看不到他的片纸只字了。
可是人们并没有忘记他。当样板戏独霸舞台,整个中国金玉不振、瓦釜齐鸣的时候,人们更崇敬他的艺术,等待着有一天他会重新出现。
如今站在他面前,紧紧握着他的手,我激动得喉部哽咽,两眼湿润。面对着这位最会表达奔放感情的剧作家,我的感情却凝塞起来,只能笨拙地说:“看到您,我真高兴!”
这位“失踪”沉默了十几年的剧作家,比我记忆中的影像衰老多了。特别显著的,是他的面色有些蜡黄,右眼下出现一块黑记,这显然是多年来精神上见不到阳光的刻痕。
稍后,赵浩生还专门采访了曹禺,写了《从〈雷雨〉到〈王昭君〉》。许多国外的朋友、作家、记者、戏剧家都来拜访他,如韩素音、阿瑟·米勒等。在他身上出现一种前所未见的朝气,谈笑风生、自由舒畅。一位20年来与他相识的朋友说:“我认识曹禺有20几年了,可是近年和他的几次接触,使我感到,在他身上有着一股新的生气。‘您比过去话多了。’就脱口说出自己这个新印象。他很有感触地说:‘是的,过去讲话慎重考虑,不能随便,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整个社会的民主气氛浓厚起来了。’接着他反问我一句:‘你不觉得吗?’‘是的,是的。’我急忙回答。”的确,他的话多了。据说在一次文艺界召开的座谈会上,他一开口就讲了两个多小时,真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尽管他为此感到歉意,但他还是愿意把心中的话倾诉出来。虽说还心有余悸,但不像过去那样,担心自己的话有什么不对,而被人抓辫子了。这种民主的气氛给他的晚年带来不尽的欢悦。即使接待外宾,他也直抒心臆,纵情而谈,同过去胆小怕事相比,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一次,他陪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观看北京人艺演出的《蔡文姬》,阿瑟·米勒对于这出戏很感兴趣,富于异域色彩的舞台设计和情调,以及演员的演技都使他赞赏不已。但是,他对曹禺说:“坦白讲来,也许是因为我对你们的历史不熟悉,但我必须告诉各位,我觉得这个话剧相当烦闷。”曹禺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反问道:“这部戏为什么使你感到烦闷,能不能告诉我们?”他用英文说着。但是,这个坦率的反问,并没给阿瑟·米勒带来难堪,却从曹禺的作风,得到一种安全感。他直率地回答说:“我觉得这个故事在头一个小时之内讲了四五遍,每一次由不同的一组人物重复,但每说一次,并没有添什么新的东西。”曹禺等了不到半秒钟,然后跳出来大喊一声:“好!”其余演员也随之鼓掌。曹禺说:“我们在这儿搞了6个月,要想找出来为什么这个话剧如此沉闷,可是他一眼就看了出来,而且告诉了我们!”他紧接着提议:“为什么你不在这儿留一个星期替我们修改?”这次会见,使阿瑟·米勒感到十分愉快,一下子他们便成为熟识的朋友。阿瑟·米勒后来说:“在我们分手时,我心里在想,真奇怪,我们竟然这样容易地就能互相了解对方。”他对曹禺印象很好,他说:“60多岁了,黑头发,矮小好斗,一分钟也坐不住,也忍不住开玩笑。”①曹禺确是越来越开朗乐观了,越来越无拘无束地畅所欲言了。
眼看,即将迎来祖国30年大庆。他不能不写剧本,他思虑着,究竟该写什么。但他发现萦绕于心怀的,还是周恩来嘱咐他写的《王昭君》。昔日的情景,又一幕一幕地展现在眼前了:那是1961年的初春季节,周恩来同志同文艺界的一些朋友座谈。谈到内蒙的一位领导曾向他反映,在内蒙地区,在钢城包头,蒙族的青年要找一个汉族姑娘结婚是很困难的,因为汉族姑娘一般是不愿嫁给蒙族小伙子的。周恩来同志说,要提倡汉族妇女嫁给少数民族,不要大汉族主义,古时候就有一个王昭君是这样的。接着,他对曹禺说:“曹禺,你就写王昭君吧!”他还建议大家举杯,预祝《王昭君》早日问世。
为了完成周恩来同志的嘱托,他于当年夏天,与翦伯赞等同志一道,应内蒙自治区主席乌兰夫的邀请,前往内蒙参观访问。在访问中,他兴致勃勃地与蒙族人民一起交谈,进餐。他去过蒙古包,和那里的牧民一起席地而坐,喝着奶茶,吃抓羊肉,甚至还和儿童摔跤。他还学习骑马,看牧民用套马杆捉牲口。他特地到呼和浩特的旧城城郊看了昭君墓。“她的青塜,比岳飞的坟还大,像一座小丘。夏天,碧绿绿的,美得很。传说,在大雪纷飞、满目银白的冬日里,昭君的‘青塜’仍旧是青翠的,像是永远留住在草原上的一片春光”。②他还欣赏了著名歌手、马头琴大师巴杰唱的关于王昭君的故事。在访问一些蒙族老人时,使他得知关于王昭君的传说,不仅在汉族中有,在蒙族中也有。在内蒙草原上,王昭君是一位尽人皆知的人物,在传说中,“她仿佛是一位仁慈的女神,贫苦的牧民没有羊,到青塜上面去,就可以得到羊;结婚后没有孩子的妇女,到青塜去住一夜,第二年一定会生出一个又白又胖的儿子。在那里,人们把美好的愿望都寄托在王昭君身上。我爱这样的王昭君,我相信王昭君正是这样一位可爱欢悦的姑娘!因为她确实给汉族和匈奴人民带来了安宁、幸福的生活”。②在这次访问中,王昭君在他心目中不但是一个历史人物,而且那些充满诗意的传说,使王昭君披上一层更加美好而神奇的光辉。他为这样的传说和神话激动了:昭君原来是天上的仙女,受玉皇大帝派遣,下凡来平息汉族和匈奴的干戈的。匈奴单于从漠北远道前来迎接昭君,二人一路上冒着漫天的风雪,走到黑水边上,只见朔风怒号,走石飞沙,马队不能前进,只得就地停下。这时昭君下了马,弹起她的琵琶。顿时风停雪止,天上彩霞横空,祥云缭绕;地上冰雪消融,万物复苏。不一会儿,全都长满了鲜嫩的青草,开满了绚丽的野花。远处的阴山变绿了,近处的黑水澄清了,还飞来了无数的百灵、布谷、喜鹊,在昭君和单于的马队头顶上飞翔和啼叫。……单于和匈奴人民高兴极了。因此就在这儿定居下来。后来,昭君和单于走遍了阴山山麓和大漠南北。昭君走到哪里,哪里就水草丰美,人畜两旺。走到缺草缺水的地方,昭君的琵琶一划,地上就出现了一条玉带似的河流,和一片片绿茵茵的嫩草。昭君还有一个美丽的锦囊,她从里面取出几粒种子撒在地上,从此塞外便有了庄稼。她从袋里取出一把金剪子,用羊皮剪成犁、车、羊、马放在地上,就成了铁犁和木车,木车周围还出现了成群结队的羊群、马群和骆驼群。
过了好多年,有一天夜里,突然地上闪过一片红光,接着是一声巨响。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就在这里平地上长起一个小土山,山顶上还飘着五彩的浮云。人们说,这是王昭君完成了玉帝交给她的使命,回天上去了。这座小山就是今天的昭君坟。……这些美丽而富于幻想的传说,凝聚着汉蒙两族人民的友谊和美好的愿望。这就大大激扬了曹禺创作的想象力,觉得这些传说太美好了,王昭君是一个值得写的人物。
田汉在大连看到曹禺访问内蒙的新闻片,特别是看到曹禺学习骑马的镜头甚为感奋,特地写下七律一首相赠:一鞭大漠马如飞,青塜黄沙带笔归。
为使全华团结好,再抛心力写明妃。
如今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去世了,激励他“再抛心力写明妃”的田汉也被迫害死了。他已经写出了第一、二两幕,万幸的是这些手稿还保留着。他想,无论如何得完成它,不能辜负总理的嘱咐。这也是他对周恩来同志最好的纪念啊!正像《人民日报》记者所形容的“晚秋红叶正浓时”,他不顾年事已高,决心再去边疆访问,搜集资料。由女儿万方陪同去新疆。在乌鲁木齐,在伊犁,在天山脚下,在赛里木湖畔,都曾留下他的足迹,使他对蒙族习俗、草原风光,有了更细致入微的考察和体会。
他为完成这部剧作颇费思索。昭君诗,昭君戏,昭君的传说,昭君的事迹,他都读了,但这些关于王昭君的形象,却是一个悲悲切切哭哭啼啼的妇女。他说:我所看到、听到的关于王昭君的诗(包括李白、杜甫那样大诗人的)、戏曲、小说、传说中的王昭君的形象,是一个悲悲切切哭哭啼啼的妇女。她极不愿意离开故乡,离开自己的故土。我小时候看过一个戏叫《昭君出塞》(见《青塜记》)的就是这样。这出戏演得不错,语言也感动人,譬如,什么“文官济济全无用,武将森森也是枉然,却叫我红粉去和番”之类,非常委屈、凄怨。但这完全不符合历史真实。“和番”之说,就表现出大汉族主义思想,不是把匈奴当作中国的民族,而是作为异国番邦。范晔的《后汉书》上的王昭君也是哭哭啼啼的。我还看过一本敦煌的变文,叫《王昭君变文》的,说王昭君到了番邦,很不安心,整日思念汉元帝。其实变文中写“番王”对她很好,甚至亲自为她熬药煎汤,她死了,还专门为她着汉服戴孝。对她这样好,她还想汉元帝,真是奇怪。另外,传说毛延寿作钦差大臣为汉元帝选美,王昭君之父不愿女儿进后宫,因为进了后宫是很惨的。《阿房宫赋》里说,“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大观园中元春一进宫就得见皇帝,那是“有后台”的。一般被选上的宫女,都是很悲惨的,所以都不愿意进宫。另有一个故事(见《琴楼》,传说东汉蔡邕著),王昭君为了避免父亲受害,毅然出面进宫。《西京杂记》说,进宫以后,大约是王昭君没给毛延寿什么好处,没行贿吧,毛延寿就在画像上搞了鬼,使她见不着汉元帝。元曲马致远的《汉宫秋》,写毛延寿很坏,逃往匈奴,把王昭君的画像给了匈奴,使匈奴单于见图生情,指名道姓地非要王昭君不可,汉元帝为和好,只得给他。我读了许多关于王昭君的书,但无论是诗词、文章、戏曲,其中史实都不一定确实。我查了《汉书》,只说汉元帝爱音乐,会作谱。再便是呼韩邪单于入朝,请婿汉氏,元帝以后宫良家女王昭君赐单于。所以其他传说都无正史可考。除了《昭君出塞》,还有不少写王昭君的戏。元朝马致远的《汉宫秋》就是一个,但那是写汉元帝和王昭君的爱情的,戏把汉元帝写得很多情,什么“不思量,除是铁心肠,铁心肠,已愁泪滴千行”之类。郭老在《蔡文姬》中也提到王昭君。左贤王说:“当初不是有个王昭君吗?”蔡文姬为了纪念王昭君,还故意给自己的儿子起了一个与王昭君的儿子一样的名字。①显然,他对史料是十分熟悉的了,他对诗歌,小说、戏曲中的王昭君形象也有了广泛而深入的把握。但促使作家摄取史料和种种传说的着眼点,最终还取于他对当初周恩来谈话的理解和体会上。
他曾说:“我领会周总理的意思,是用这个题材歌颂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而王昭君正是为这一事业身体力行,作出了了不起的贡献的一位汉家女子。”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领会,使他确实也发现了一定的客观历史依据,于是他就一改传统的昭君形象,而写出一个具有新意的王昭君来:“我要擦掉王昭君脸上的泪水,让她焕发出她的真正的光彩。”“我写的王昭君不再是哭哭啼啼了。她有志气,有胆识,愿意为民族和睦和当时汉朝百姓的安乐贡献自己的一生。她是有感情的女子,但绝不是那种奴婢对帝王的感情,而是真诚的爱情。她嫁到匈奴,就爱上草原;她嫁给了呼韩邪单于,就真心地爱他,并且也得到了他的爱。她刚毅,又温柔;她耿直,然而明事理,有耐性。我希望我们的人民因有王昭君这样一位有胆有识的汉家女儿感到骄傲。”①他就是按照这样的领会,按照这样一个创作意图来写王昭君的形象,来写《王昭君》的。1978年11月,《王昭君》发表在《人民文学》第11期上。与此同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开始组织排演。导演梅阡、苏民,主要演员有狄辛、蓝天野、董行佶等人。搁笔十余年之久的曹禺,于十年浩劫之后写出新作,一时传为美谈。剧本尚未公演,便接连收到朋友们以及读者、观众的热烈祝贺。
首先是老朋友吴祖光的贺诗:读曹禺同志新作《王昭君》,写得入情入理,有声有色,信是大家手笔,钦服之余,喜成一绝:
巧妇能为无米炊,万家宝笔有惊雷;从今不许昭君怨,一路春风到北陲。②继之,是茅盾的赠诗,题名《赠曹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