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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茹说：
结婚后，我们是很融洽的。我们相处得很好。不和他在一起，我不可能想着写东西，他抄了《桔颂》和李商隐的诗给我，鼓励我。写《青丝恨》时，他放下手头很重要的事来关心我，他不愿耽误我的工作。最近，香港邀我去演出，一下子就要分开几个月，我担心他的身体，但他说：“一定要去！不要管我，能让香港、甚至台湾的朋友，看到你６０岁了还能演出，还能保持艺术的青春，这是很有意义的！”当然，是有许多矛盾的，有许多工作和家务事。我想，我要工作，也要照顾好曹禺，作为妻子应当多多照顾他，照顾好。这也是工作，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他经常有“老之将至”的心情，他希望８０岁前写出一部剧作来。我在他身边，他心中就有了着落，我也是盼着他能写出东西来，我觉得我有责任照顾好他。
他是艺术家的性格，不是很冷静的。他有时很急躁，很顶真，我和他生活在一起，觉得他心灵上是很年轻的。他特别喜欢年轻人，喜欢同他们谈心。他不会料理生活，和年轻时一样，但我们从来没有红过脸。他若能写出作品，那怕我再累些，这对我就是莫大的慰藉了。①
可能社会上对他们的结合，有种种传言和误解，多半还是传统的旧思想在起作用。７０岁结婚有什么不好，一个剧作家和一个京剧女演员结婚有什么不好？只要他们的结合是幸福而美满的，就是他们晚年最大的快慰和安乐了。
曹禺传第三十二章 七十高龄渡重洋
第三十二章 七十高龄渡重洋
尽管他年事已高，但社会活动仍然不少。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接待国外国内来访的客人，还要看演出，应报刊之约写各种各样的文章。每天家里电话铃声不断，连李玉茹都抱怨说，一到北京，光替曹禺接电话，把脚跟都跑疼了。他的兼职太多，他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文教委员会的委员、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北京文联主席、中央戏剧学院名誉院长，这么多头衔，有实有虚，但无论虚实，都可能找上门来，留给他自己的时间就十分可怜了。他自己也抱怨会议太多，他不止一次对记者说：“我只希望能少一些会议，保证每天有四小时写作。”但是，这个希望常常落空。真有闲暇，那就是因病住到医院里去了。
１９８０年，是曹禺出国访问最多的一年。他接连去了瑞士、英国、法国和美国。以７０高龄，远渡重洋，的确是一件苦差事；但是，国外热情而友好地邀请，又使他盛情难却。
英国是他早就盼望去的国家，那是莎士比亚的故乡，的确对他具有一种诱惑力。在他心目中，伦敦以及整个英伦三岛，还是狄更斯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沉沉的雾，阴冷的角落。４月１３日抵达伦敦，一下飞机，天气却是格外晴朗，街道是那么安静，那么井然有序，她既古老又焕发着青春。在伦敦停留的日子里，得知这个古老的城市经过一番认真改造，不但伦敦的雾少了，连泰晤士河的污染也治理好了。所有的建筑都重新洗刷粉饰过，外出散步，犹如置身在一个大花园里。他曾和一群孩子在一起看了柯勒律支的《老航海者》。他小时候就读过这首长诗，特别喜欢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孩子们请他吃巧克力，在一起欢笑，使他童心焕发，忘却自己是一位老人。最使他高兴的是得以欣赏萧伯纳的歌剧《卖花女》和易卜生的《野鸭》的演出。英国的剧院经常上演世界著名的剧作，他惊叹英国戏剧艺术的高超和精湛。
他终于来到莎士比亚的故乡——斯特拉福。这个世界闻名的市镇，位于艾汶河畔，有茴香盛开的水滩，有遍生的樱草和紫罗兰，馥郁的金银花，美丽的野蔷薇，这是一个迷人的地方。他参观了莎士比亚故居和纪念馆，还观看了《奥赛罗》的演出。曹禺说：“我看到了一个完完全全的历史的莎士比亚，也看到活的莎士比亚，那就是他的戏。”斯特拉福已成为一个戏剧的盛地，在这里，他还看到奥尼尔的《安娜·克利斯蒂》的演出。一生中都迷恋着莎士比亚，梦想着莎士比亚，想不到自己７０岁来到斯特拉福，瞻仰他的故居、他的遗物，世界各国的莎士比亚剧作的版本，感受着他伟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这些使曹禺感慨万千。
在皇家剧院为他召开的招待会上，英国朋友们渴望到中国来，那种对新中国的热烈向往是令人感动的。他们甚至说，走路去可以，骑自行车去也行。曹禺说：“将来派一艘邮轮那样巨大的飞船，把你们英国戏剧家们都接到中国来。”他的感情和愿望博得英国同行的热烈掌声。他代表中国戏剧界，把刚刚出版不久的一套精装的《莎士比亚全集》中译本，送给皇家莎士比亚剧院。主人们说：“这是你们送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我们永远陈列在博物馆里。”
２月４日到７日，应法国外交部的邀请，到巴黎作了短暂的访问。在巴黎，他参观了一些名胜古迹，特别是他和国际戏剧协会秘书长让·达尔维特进行的会谈，是十分欢愉而友好的。他表示希望中国能参加国际剧协，以便同各国戏剧界进行更广泛的艺术交流。
回到北京，又开始了访美的准备工作。这次，是应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和美中艺术交换中心的邀请去讲学访问的。费正清、杨振宁都是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委员。美中艺术交换中心，是于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日创立的，主要负责人是周文中，哥伦比亚大学艺术院的副院长兼音乐教授，曹禺这次访问，都是由周先生安排的。
波音７０７在太平洋上空飞行，透过舷舱望着蓝色的太平洋，又想当年同老舍一起乘史格脱将军号赴美访问的情形。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老舍先生已作古人，历史是那么遥远但又是这样贴近。当年，他离开美国时，曾想着再次访问美国，不过，应是在祖国强大的时候，他终于如愿成行了。此时此刻，他的心情同３５年前是迥然不同了，这次随同他访问的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演员英若诚。
访问的第一站是纽约。纽约依然像过去那样繁华，到处都是耸入云霄的摩天大楼。上次是美国国务院接待，这次，倒是真正的民间交流，因此更为纯真而热情。特别是美籍华人学者、作家朋友们，更是倾注满腔热忱，欢迎这位早就倾慕的老作家的到来。
在纽约最重要的安排，是观看《北京人》和《日出》的上演。３月２５日晚，在纽约曼氏剧场上演《北京人》，导演肯特·保罗（ＫｅｎｔＰａｕｌ），舞台美术昆亭·秋玛斯（ＱｕｅｎｔｉｎＴｈｏｍａｓｓ），剧本是由一位香港的留学生ＬｅｓｌｉｅＬｏ翻译的。《北京人》深受美国观众欢迎，得到美国同行的称誉。前来陪同曹禺观剧的老朋友阿瑟·米勒，把此剧称之为“感人肺腑和引人入迷的悲剧”。曾家的小客厅布置得十分出色，古色古香，颇具美感，只是小道具鸦片烟枪有些失真。这也难怪，即使在中国，许多人也没见过这种玩意儿。演员也都是中国人的面孔，这使曹禺感到格外惊讶，原来这些演员多系亚洲人。曾皓祖孙三代的扮演者都是日本人，江泰的太太曾文彩也是位美籍日本人，瑞贞则是朝鲜人，愫方、思懿，江泰、陈奶奶都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演员。江泰演得格外出色，他的台词中有一段是北京的大小馆子的名字，都采用意译的办法，听来饶有趣味。曹禺在大洋彼岸看到此剧的演出，心中十分激动。这出戏是很难演的，中国味道很浓，竟然演成这样，也够难为这些美国朋友了。演出结束后，他衷心地感谢导演、演员和舞台工作人员，激动地说：“演出好极了！演员、导演、舞台设计，以及所有有关的朋友们都非常严肃热情地演出了这个戏。这次演出表达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是美中文化交流的成果之一。”《日出》和《北京人》几乎是同时上演的，地点在印地安那大学。他觉得《日出》演得比《北京人》更好些。他对美国朋友们说：“看了《北京人》和《日出》这两个戏，你就会明白，中国人为什么非革命不可。今天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中国人民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一个偶然的机会，也许是触景生情吧，他回忆起１９４６年访美期间，曾协同一位美国朋友李吉纳尔·劳伦斯（ＲｅｇｉｎａｌｄＬａｗａｒｅｎｃｅ）整理过《北京人》的英译本。但是，此书并没有出版。这次人们却告诉他，《北京人》早就在纽约演出过。１９５３年４月间，在纽约西城５４街１２１号的ＳｔｕｄｉｏＴｎｅａｔｖｅ演出的，剧本的译者就是那位劳伦斯先生。他很怀念这位朋友。１９７９年阿瑟·米勒来中国访问时，同曹禺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这次，轮到他作东道主，在３月２８日的欢迎会上，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演。阿瑟·米勒特别强调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他说文学戏剧是超越国界的，热情称赞曹禺的剧作，说一谈到曹禺的戏剧，就使他联想到俄国、美国的戏剧传统，称誉《雷雨》的结构是很有气魄的。他还特别谈到曹禺在“四人帮”统治下的苦难遭遇。曹禺在这个会上发表了学术演讲，对中国戏剧史作了简明的介绍，博得与会者的欢迎。
在纽约他出席了大大小小的会议，会见了许多美国朋友，如著名的剧作家琼斯（ＬｅｒｏｉＪｏｎｅｓ），辣妈妈实验剧团的创办人黑人妇女都华（ＥｌｌｅｎＳｔｅｗａｒｔ），还有美籍华人作家李欧梵、夏志清等。在百老汇大街蓉园有一个座谈会，参加者多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文老师，其中不少人都是在北京长大的，同这些同胞谈起来，使曹禺增添了一种故乡温暖之感。这些老师中，不少人又是“曹禺迷”，这就更多了谈资。当这些朋友告诉曹禺，许多大学都把曹禺的剧本当作课文讲授时，他十分高兴。
４月１２日到１５日，到印第安那大学访问，由罗郁正、李欧梵安排，到达普鲁明顿，下榻于印大学生联谊中心，他和英若诚住在一个颇有气魄的套房内。在罗郁正家里的一次聚会，一时罗家门前车水马龙，到会的人有５０余人。在印大观赏了由Ｔ．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教授导演的《日出》，曹禺发表了题为《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话剧的创作》的讲演，并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问题。整个会场的气氛由始至终是轻松而热烈的。印大国际研究院的院长，特意送给曹禺一件别出心裁的礼物：一把导演用的座椅。曹禺答谢说：“我一定要继续写作，我自己写不完，我会叫我的儿女来写，也会请朋友们继续写。”
４月２０日，到达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访问。在柏克莱接受了远东学系和中国研究中心的宴请，晚间在陈若曦家里聚会，作陪的有李欧梵、白先勇、水晶，主人特别置备了中国茶点，大家开诚相谈，从国内政治经济到剧坛影坛的种种情势。４月２２日，在柏克莱的大学生中心“棕橡树室”，曹禺再一次作了学术演讲，谈了中国戏剧的发展情况。在回答一些美国朋友的问题时，他感到他们对中国并不了解，就此，他说：国与国之间，尤其中国和外国，常有神秘的“幕”存在。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历史问题、生活习惯、个人思想的不能理解。此外还有一种东西，就是老希望人家生活形态要和我们的一样，所以满清时代，您老人家到我们家来，我们正处在挨打的情况下，就自然呼您们为“洋鬼子”。这个称呼自然不礼貌。后来，您把我们打怕了，老百姓不怕，官吏是真怕，这些官吏就改称您们为“洋大人”。直到现在我们与外国有极复杂的关系，中国有３０年的隔阂，但始终是一条心，我们就有“外宾”的称呼，现在则叫“贵宾”。历史是这样的奇怪，我们得用颠倒的方式来看自己破碎的路。
此次赴美访问，增进了中美文化界的交流，海外有过不少报道。如夏志清写的《曹禺访哥大纪实——兼评〈北京人〉》，刘绍铭的《君自故乡来》，水晶的《长夜漫漫欲曙天》，这些报道观点不同，角度各异，但均可看出海外侨胞、美籍华人作家增加了对祖国的了解，对曹禺及其剧作也均有坦爽的评价。夏志清在开始接触曹禺�